維拉涅拉》，我已經喝得大醉，她和我談起六十年代，又從卡米洛特*聊到激光槍先生*，她問我的名字是不是來自尼爾阿姆斯特朗，我說我們的名字拼法不一樣，我手上沾著威士忌在料理臺上劃了起來。他的是N-E-I-L，我的是N-I-E-L，他們在網上都拼錯了我的名字。于是我們說起阿波羅登月，她問我信不信登月是偽造的，又扯了一通陰謀論和對政府的懷疑，也許只有阿波羅13號*是真的發射了，一次不錯的嘗試。她說。

我說我相信尼爾阿姆斯特朗真的跨出了那一小步，我相信那十二位宇航員都真的踏上了月球，因為這是二十世紀最詩意最具有想象力的事。不管他們是為了拖垮對手，還是實現人類恒久以來的夢想，我都愿意相信他們真的做到了。

她又問我越戰的事，問我溫妮怎么和我談論它。而事實上溫妮從不和我講這些，她更多地和我說那些畫家們的故事，講她的亞馬遜森林旅行，講她在阿拉斯加春季時看過漫山遍野的金色野花，講她在佛羅里達劃船去遠海域釣魚。我的外祖母溫妮本姓林奇，是戰后的一代，家庭富裕，受過很好的教育，在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中嶄露頭角，后又以畫作聞名，三十多歲才從紐約嫁到了費城去。但她和我在一起時，從沒有那樣的鋒芒，只是我溫柔而智慧的外祖母，她幾乎每年都來拉奇蒙和我過暑假，她給我畫過許多肖像，我們一起去找紐約城里各種各樣的舊址，晚上我們一起聽懷舊電臺，開著關于奧遜威爾斯*的電臺玩笑，模仿著播音員的口音語調說：我們要打斷一下本次廣播。她也是我的第一位讀者，她給我每首詩、每篇都提出了誠懇而有效的建議。而那樣愉快的日子結束于一場車禍，我在十六歲那年的暮春到費城參加了她的葬禮，然后獨自開車回到紐約，路上樹木枝葉繁茂，花正在凋謝又正在盛開，我直接去到拉奇蒙，在這座宅子里喝完了她留下的白葡萄酒，就在這廚房的地板上睡了一整天。

我是喝得太多了，說了許多的話。我還記得我告訴她，我在后兩年里沒寫新的東西，把她看過的那些詩和反復修改，最后我留下了詩，在大一的感恩節假期投給了出版社。那些故事生于我年少時，多少有些稚氣去不掉，加上懷念溫妮，我不自覺地把它們寫得更為溫情一些，有評論說我一定不做不到看三頁以上的奧康納，那時正是春假，喬舒亞和我不打算去旅行，就留在波士頓，在我租來的公寓里無聊地把那些評論念上一遍又一遍。事實上我很喜歡奧康納，我以為喬舒亞不會喜歡，他祖父是個電影商人，半個多世紀以來經營得非常成功。但他卻說他看過好多遍，一直覺得這個故事編排得非常高明。我問他難道那些故事不會令人感到難受嗎，辛苦工作一整天的人晚上怎么會愿意看到這種故事。

他說，你知道好萊塢干掉藝術是靠那些令人舒服的故事，但是薇薇安就算像凱瑟琳一樣難產死了，也不會讓變成。

有時他的回答十分巧妙。我學不會那樣，就算我滴酒未沾也做不到，我和格麗塔聊了兩三個小時，我們聊了很多很多政治，而我從來不懂也不關心。最后她說要給我拍張照片，從她的背包里拿出了她的單反相機。她先是拍了一張，說拍得不好。

靠近些，尼爾，我拍的不好一定是因為我靠得不夠近。她像羅伯特卡帕似地說。

我們又不在西班牙的戰場上。我這么說，卻還是起身靠前，胳膊支在料理臺上撐著下巴，讓她拍了張滿意的照片。然后我醉得太厲害了，醒來時發覺自己躺在沙發上，格麗塔已經不在了。冰箱里什么都沒有，我只得去附近超市采購，我買了麥片和谷物棒，又拿了一瓶牛奶打開直接喝了大半，依舊是頭疼得難受，于是到超市里的藥房買醒酒藥。

那差不多該退休了的售貨員認得我，從我五六歲時溫妮帶我來買止咳藥水時就認識了我。他給我拿了醒酒藥，說：你那張臉就算被酒精泡過也還是那么帥，尼爾。

我說閉嘴吧，你這把年紀不適合我。他把報紙拍在我臉上說：你是同性戀，我他媽又不是。

我的臉在封面上，我半垂著眼簾，手支著下巴，那副笑容不知道為什么看起來如此不可一世。我才知道，格麗塔薩夫是個記者，她錄了音，她寫了一整篇報道。她寫了我對我那位資本家父親的厭惡，我那位典型上流社會的男朋友并不關心我的信仰，我已經從名校輟學因為腐朽的教育幾乎扼殺了我的靈魂。我相信我的父親和喬舒亞，都已經看到了。

我根本無意參加這場運動，而他們需要一張好看的臉、需要一件出格的事跡，于是我去電臺里播放了、我讓格麗塔薩夫給我拍了照片。他們創造出了一個尼爾威爾森。

這篇報道改變了我的一生，我從不感激它，它幾乎毀掉了我。我克制地把報紙折好，放在前臺上。那瞬間之后我徹底清醒，我走出超市后跳進車里，直接開去了曼哈頓。很久以后我不再為此事憤怒，我開導自己也許格麗塔真的是個投機者，但是她足夠聰明、足夠有才能，她能在拉奇蒙找到那棟宅子、她能博得我的好感和我聊得投機、她還能在兩個小時內寫出一篇非常工整漂亮的稿件，就算不借助我，她也遲早會成名，不必再去寫些第六版的八卦緋聞，考慮到她后來的人道主義工作，她并沒有我原本認為的那樣下作。但直到二十多年后，她公開向我表示歉意，她說她所有那些光輝偉岸的工作都不足以掩飾她對我的欺騙和曲解，我才非常艱難地原諒了她。

去曼哈頓的路上沒有發生意外，我把車開得很慢，因為我沒有想好去哪里，我想起車上還有一本關于內戰史的研究著作我還沒還給埃德溫波頓先生，于是我去曼哈頓下城找他。他只教過我一年，那時他剛從教育學院畢業，和學生們年歲相差不大，因為他的名字是第二位登月者巴茲阿爾德林的原名，他們還拿他和我的名字開過關于阿波羅登月的玩笑。我們很聊得來，我說我最崇拜的作家是海明威，他就花了很多課余時間給我分析講解海明威的作品和戰后的巴黎還有西班牙內戰。我要申請他的母校，他就給我寫了一封非常動人的推薦信，在我上大學后，還給他寫信談我讀過的書。但這個暑假我們沒有聊過天，每次借書他只是隨口評價幾句那些書，我以為他在做某些繁重的課題，或者在忙別的事，也沒有多打擾他。我見過幾次他的新男友，維布格雷格，是個跛足的退役士兵，長著一副陰沉而氣勢鋒銳的斯拉夫人長相，他一言不發地坐在沙發上，沒和我說過一句話，卻好像已經明白了我的一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