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血兒在批駁趙秉鈞自辯勘電時，也對袁、趙陰謀傾陷國民黨領袖有過一段痛斥文字，他說：

    蓋趙秉鈞以為只要將主謀殺人一層賴過，若收買提票則不妨承認耳。不知陰謀傾陷毀壞他人之名譽，實亦為犯罪之行為。試問政府，不以堂堂正正之手段，施行政策，而乃日與宵小為緣，密謀傾陷損壞政敵之計，是豈政府所當為者乎？試問政府，不以國民金錢為國民謀幸福，而乃揮霍國民之金錢，收買傾陷政敵之物件，以快一己權勢之私，是豈政府所當為乎？即此陰謀傾陷一端，政府已失其所以為政府之資格，而袁、趙、洪、應等于《刑律》第二十三章、三十三章之罪，已經成立，矧尚有主謀殺人之死罪耶？[179]

    但遺憾的是，此后直至二次革命爆發，兩個多月當中，國民黨各大報紙幾乎看不到對袁、趙支持洪、應以不法手段傾陷政敵的抨擊，而是繼續將袁、趙視為刺宋主謀，予以攻擊。與此同時，袁世凱方面卻大造輿論，攻擊國民黨人借機制造事端，陰謀發動二次革命，在輿論上基本上壓制了國民黨人。

    第四，刺宋案發生后，在如何對待袁世凱的問題上，國民黨人始終未能發出統一聲音，進行統一行動，這毫無疑問削弱了他們協力對付袁世凱的力量，同時為對手提供了攻擊的靶子。

    國民黨內部原本就有穩健派、激進派之分，刺宋案發生后，這種分歧就更加明顯。穩健派，或者如黃遠庸所謂文治派法律派，主張以法律為手段對付袁世凱；激進派，或者如黃遠庸所謂武力派武斷派，主張以武力倒袁。[180]國會當中的國民黨議員絕大部分屬于法律派。黃興對宋案也主張法律解決，曾在5月13日致電黎元洪謂：興對于宋案純主法律解決，借款要求交國會通過，始終如一，實與吾公所見相符。[181]孫中山、陳其美、戴季陶等則主張武力倒袁，并與黃發生爭執。曾參與會商處理宋案辦法的李書城記述道：

    我到上海后，同孫、黃兩先生及在滬同志會商處理宋案的辦法。大家都異常悲憤，主張從速宣布袁世凱謀殺宋教仁的罪狀，舉兵討伐黃先生鑒于掌握兵權的人既不肯在此時出兵討袁，僅僅我們在上海幾個赤手空拳的人空喊討袁，是不濟事的。他遂主張暫時不談武力解決，只好采取法律解決的辦法，要求趙秉鈞到案受審。黃先生這種用法律解決的主張，也是有一種用意的。他認為當時國人還未認清袁世凱的兇惡面目，還以為反袁是國民黨人的偏見；我們如果通過法律解決的辦法把袁世凱謀殺宋教仁的真相暴露出來，使國人共見共聞，即可轉變國人對袁世凱的看法，激起國人的公憤，使他們轉而同情國民黨孫先生在那時還是主張出兵討袁。他一面派人赴各省聯絡軍人，一面還派陳其美、戴天仇（后改名戴傳賢）來與黃先生辯論。黃先生仍然堅持不能用武力的意見，往往爭論激烈，不歡而散。[182]

    譚人鳳也因主張武力討袁而與黃興發生爭執，并對當時情形留下很詳細的記述，他說：

    予往與克強商，適中山、英士均在座，詢其主張，中山曰：此我認錯袁世凱之過也，若有兩師兵，當親率問罪?？藦娫唬捍耸伦C據已獲，當可由法律解決。予駁之曰：孫先生之說，空論也，兩師兵從何而來？黃先生之談，迂談也，法律安有此效力？愚見以為，宜遣一使促湘、粵、滇三省獨立，再檄各省同興問罪之師。以至仁伐至不仁，必有起而應之者?？藦娫唬盒妾毩?，袁不將借口破壞統一，用武力壓迫乎？予曰：公道在人心，曲直是非已大白于天下，袁欲出兵，不特師出無名，且借款未成，每月政費尚無著，兵費從何而來？滇、粵遠在邊陲，中央鞭長莫及，湘省即當沖要，有贛、皖可以屏蔽，亦可無虞，夫何懼之有？克強曰：先生議論雖豪爽，但民國元氣未復，仍不如以法律解決之為愈。證據確鑿，俟國民大會發表后，可組織特別法庭缺席裁判，何患效力不復生？再四駁之，固執己見。予于是當以宋之葬事為己任，電請中央撥款十萬，經營葬地，而彼等之籌劃遂不復過問矣。[183]

    由于主持廣東、湖南等省軍事的國民黨人多同意黃的意見，孫中山等人只好暫緩起兵討袁。[184]國民黨內穩健派和激進派的分歧，實際上為袁世凱及其支持者提供了攻擊的口實，也招來了各種謠言。國民黨被其反對勢力描繪成潛謀不軌，試圖借機發動二次革命，造成南北分裂，乃至主張法律解決最力的黃興被說成鼓吹南北分裂的始作俑者，以致連原立憲派的張謇也看不下去了，于5月14日致函王鐵珊、孫毓筠，為黃興辯護，說：自宋案發生，聞者駭愕，走在滬時兩晤黃君，論及宋案而憤恨則有之，實未嘗幾微有南北分裂之見端。竊疑國民黨人或者假以為職耳，黃君未必有是言。[185]盡管事實上，造謠者主要來自北方，如《國報》就曾載黃興造反、柏文蔚造反、李烈鈞造反各節，情詞荒誕，閱之駭然，以致神人共憤，袁世凱不得不下令查辦。[186]但不容否認，如果沒有國民黨內的意見分歧，對手很難獲得造謠攻擊的機會。立場較為溫和的《民立報》曾批評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