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也有認同袁、趙或政府解釋者。如超然百姓姚之鶴仔細分析宋案證據后認為，洪、應二人函電中所講許多事屬于互相欺騙，互相要挾，并不可靠，燬宋酬勛位即其中之一。他說：

    蓋群小聚謀，本無真面目之可言，且必各有所挾，以盡驅策之用。洪之假政府以哄應，猶應之假南方黨會以哄洪，互為表里，亦即互相要挾。以應、洪兩犯往來函電對核之，應之張揚南方聲勢，如第十件之購取孫黃宋劣跡，第念一件第三款之去宋必摒〔拼〕當家產二十余萬各等語，何一與事實相符。即小而言之，三月十一、十三等日《時報》登載宋鈍初演說駁論，觀四月二十七日該報之聲明云并非受應犯之意而登載，而檢第二十一件第二款，竟有囑令登記〔轉〕之語，則應犯又藉此居功以報告洪犯矣。幸該函因宋案一并發布，故《時報》得以自白耳，否則《時報》非一嫌疑犯乎？故由此點推之，應、洪二犯之函電，其所隸事實，大半不可依據，而此電酬勛之語，亦其一也。且洪犯之善作大言以欺人，又嘗受衣缽于應犯矣。檢第二十三件洪致應函，囑其具一條陳，而其中即有種種張揚之語。天下有善于教人作賊之人，而自己不能行竊者乎？無是理也。[187]

    平心而論，袁、趙的辯解不能說全無道理，但政府在授勛一事上也的確存在無視稽勛局、擅授勛位等問題，[188]難怪徐血兒等根本不相信袁、趙的辯解。但徐血兒等的批駁畢竟又主要是以袁、趙欲對付國民黨為前提演繹出來的，頗多假設性分析，因此反不如超然百姓姚之鶴從宋案證據中所見應、洪互騙情節出發，判斷酬勛位不由中央授意，更具有說服力。

    就案情發展而論，洪述祖產生殺意后，曾在袁世凱前試探可否收拾反對黨一二人，結果被袁否決，而以他和趙秉鈞并不融洽的關系，又不可能就殺宋事尋求趙的支持，則他于3月13日致應夔丞電中提出燬宋酬勛位，就應當是假托中央授意。而通過分析洪述祖3月13日電，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燬宋酬勛位并非袁世凱的既定承諾，而是洪述祖為了應對應夔丞索取回報拋出的一個誘餌。不僅如此，從洪述祖將購買公債一事交財政長核辦可知，袁世凱連應夔丞要求低價購買公債事前也不知情，這就更加有力地證明了袁世凱并非燬宋酬勛位的幕后主使。關于這一點將會在第五章詳細討論。

    至于洪述祖在3月13日電中忽然想到將燬宋與酬勛位聯系起來，也是有緣由的。如前所述，早在1912年9月下旬洪述祖經張紹曾介紹南下與應夔丞結識之初，勛位（或勛章）問題就已成為洪、應二人交流的一個話題。洪述祖返回北京后，于當年10月24日給應夔丞的第一封信中就寫道：吾弟手函望補寄，因要敘勛，非如此不可也。[189]洪要應補寄手函，意思是要應親筆寫出自己的履歷，講述自己的功勞，這是敘勛的需要。此事在當年10月29日洪述祖致應夔丞另外一函中也曾提到過，[190]為此應夔丞寫了兩份革命履歷，并請洪述祖改潤。1913年1月10日，應夔丞在北京還曾呈文大總統，請求對會黨人士論功行賞，但由于稽勛局和陸軍部為此事互踢皮球，事情未能辦成。[191]其事距洪述祖3月13日電提出燬宋酬勛位不過一個多月，因此，應夔丞看到這五字并不會感到突兀，反而會覺得洪仍將敘勛一事放在心上。應夔丞知道，酬勛位絕非洪述祖之權力所能辦到，若非中央的意思，洪述祖怎敢做此承諾。而洪述祖將酬勛位與燬宋聯系起來，則又讓應夔丞相信，燬宋乃中央的意思，中央因其購買宋犯騙案刑事提票損毀宋教仁聲譽未果，故而改為殺宋，并以酬勛位作為回報。應夔丞被捕后，曾于1913年4月3日在捕房寫一密信給內務部次長言敦源，托其律師海司（即愛理思或愛理斯）及翻譯帶信到北京椿樹胡同言敦源的住所商量營救辦法，信中就有此案無論如何，供狀證據決不與第三人有所干涉的，死則可，累人則萬無此理等語，[192]可證應夔丞始終認為刺宋是中央的意思，故他以不牽連洪述祖以外第三人為言，以求得言敦源對他的營救。

    八 應所謂若不去宋的確切含義

    在3月13日應夔丞給洪述祖的信中，還有一項重要內容，也就是第三項內容，是直接回應洪述祖3月13日電文中燬宋酬勛位指示的，內容如下：

    功賞一層，夔向不希望。但事關大計，欲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擾亂。雖中間手續，無米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馀產拼擋，足可挪攏二十余萬，以之全力注此，急急進行，復命有日，請俟之。[193]

    此處功賞一層，夔向不希望，不過是客套之辭，或假意表示。若應夔丞真是向不希望功賞，也就不會有前文所述應夔丞向洪述祖提供革命履歷，以及呈請大總統論功行賞之舉動了，蓋勛位在吾人觀之，固毫無價值，而在應、洪觀之，則以為至尊至榮之物，莫逾于此。[194]應夔丞愿去殺宋，酬勛位之賞不能說毫無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