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認無法跟上這些先進的技術，但關心技術所代表的內涵。

    核時代的國際秩序

    自從有歷史記載以來，政治單元（不管是否稱為國家）都把戰爭作為最后的手段。不過，技術讓戰爭成為可能，也限制了戰爭的范圍。面對眾多的戰爭目標，實力最強大、裝備最精良的國家也只能在有限的距離內部署一定數量的兵力。雄心勃勃的領導人既受制于傳統，也受制于通信技術的發展水平。大膽的行動方案受到實施步伐的制約。外交指令必須考慮信息傳遞期間發生的突發事件。這強迫人們暫停下來進行反思，并承認領導人有些事情能夠控制，有些則無能為力。

    不管國家之間的均勢是正式原則，還是沒有理論根據的具體做法，某種形式的均衡都是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關注外圍的均勢，歐洲則把均勢作為核心運行原則。

    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變化的步伐加快，現代軍隊的力量更具破壞性。在技術差距巨大的時代，甚至（按照現在的標準來看）普通技術也能造成種族滅絕的后果。歐洲的技術和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了美洲原有的文明。新的能力帶來了新的毀滅潛力，正如大規模征兵制強化了技術的復合效應。

    核武器的誕生把這一進程推到恐怖的頂點。二戰中，各大國的科學家潛心研究，掌握了原子的秘密，并能讓它釋放出能量。美國的努力取得了勝利，這就是眾所周知的曼哈頓工程。這項工程動用了美國、英國最優秀的人才和散居各地的歐洲猶太移民。1945年7月，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第一次成功進行了核試驗，領導這一秘密武器研發項目的理論物理學家Jmiddot;羅伯特middot;奧本海默被自己的成功震撼。他想起了《薄伽梵歌》里的一句詩：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

    在以前，人們對戰爭有一個心照不宣的盤算：勝利的收益大于成本。弱者努力增加強者的成本，以打破這個等式，于是組建同盟擴大實力，讓對手對己方的力量聯盟放棄幻想，打消開戰動機（在主權國家社會里，消除人們對終極意圖的疑慮是可能的）。一般認為，軍事沖突帶來的損失小于戰敗的損失。與之相反，在核時代，使用核武器的成本遠遠大于收益。

    核時代帶來一個難題，即如何從道德和政治層面考慮現代武器的毀滅性與戰爭目標的關系。不管建設何種國際秩序，乃至為了人類生存，當務之急都是緩和大國沖突，如果無法消除大國沖突的話。人們努力尋求理論上的限制，不讓任何一個超級大國最大限度地使用軍事能力。

    戰略穩定的定義是一種均勢，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為對方的報復措施總能造成不可接受的破壞。1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在哈佛大學、加州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和蘭德公司的一系列研討會上，有人提出有限使用論，試圖把核武器的使用限制在戰場或軍事目標上。但這些理論探索均告失敗，因為不管設置了什么限制，一旦越過核戰爭的門檻，現代技術就會突破有形的限制措施，對手總有能力讓戰爭升級。最終，美蘇雙方的戰略家在確保相互摧毀概念上至少達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識，這個概念成為核時代的和平機制。鑒于美蘇雙方都擁有能挺過首輪打擊的核武庫，所以目標是消除各種駭人的威脅，讓雙方放棄這種嘗試。

    到20世紀60年代末，兩個超級大國的主流戰略學說都是基于對假想敵造成無法接受的損害的能力。當然，敵人認為什么無法接受不得而知，雙方也不可能就此進行溝通。

    對威懾力的計算都是基于各種假設。它需要在各種假想情況之間建立起合乎邏輯的等式，即假定傷亡水平超過四年世界大戰總和，以及幾天或幾小時內傷亡多少人。因為從來沒人真正使用過造成這類威脅的武器，所以威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敵人心理的影響力。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聲稱在核戰爭中中國不惜犧牲數億人口，這被西方廣泛認為是情緒失控或意識錯亂的表現。2其實，這很可能是深思熟慮的結果。為了抵御前所未有的軍事威脅，一個國家需要展現出超越人類理解力的犧牲意愿。對于這句話，西方和華約國家都感到震撼，但它們恰恰忘記了超級大國本身的威懾理念正是建立在世界末日的風險之上。說得更委婉一些，確保相互摧毀論背后的邏輯是，領導人為了和平而故意把平民置于滅絕的威脅之下。

    各國做出了不懈努力，避免陷入擁有龐大核武庫卻不能使用甚至不能威脅使用的困境。人們曾經推演出種種復雜的戰爭場景。但據我所知（一度我也能直接知悉），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具體危機中，雙方都沒有達到真正使用核武器的地步。3除了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中，蘇聯某個作戰師起初獲得授權可以使用核武器進行自衛，在相互對抗或針對第三方非核國家時，雙方都沒有接近使用核武器的臨界點。

    在這一背景下，占用超級大國大量國防預算的最令人恐懼的武器，在領導人面對危機時失去了意義，于是雙方一起自殺成了國際秩序機制。冷戰期間，華盛頓和莫斯科互相挑釁也只能通過代理人戰爭。核時代到達巔峰時，常規力量反而扮演了關鍵角色。這個時代的軍事斗爭發生在遙遠的邊緣地帶：朝鮮的仁川、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安哥拉的羅安達，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衡量成功的標準是對發展中國家盟友提供有效支持。簡言之，大國的戰略武器庫與想要實現的政治目標不相匹配，事態的實際發展擊碎了核武器無所不能的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