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在這段話中宣布放棄挑動均勢中的一方斗另一方，這展示了他的策略技巧。警告潛在對手的微妙方式就是，公開聲明放棄對方已知的我方能力，而這種能力實際上不受聲明的影響。尼克松是在起程訪問北京之前說這番話的。尼克松訪華標志著兩國關系顯著改善，也是在任美國總統第一次訪問中國。美國與這兩個共產黨巨人的關系比它們二者之間的關系更為緊密，用中國制衡蘇聯當然成為這項漸進戰略的用心所在。1971年2月，尼克松的年度外交政策報告稱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美國官方文件首次給予中國這一級別的承認），并宣稱美國已經準備好（在國家利益的基礎上）與北京對話20。

    1971年7月我正在所謂的秘密訪華途中，尼克松就中國的國內政策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在堪薩斯城的講話中，尼克松認為：

    中國的國內陣痛（即文化大革命）不會長久持續下去。因為當我們把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看待時（我在世界各地見到過他們），他們富有創造力，成就卓著，是世界上最能干的民族之一。8億中國人民必定會成為巨大的經濟力量。這就意味著，憑著這些特質，如果朝著這個方向前進，他們也能夠在其他領域大顯身手。21這些說法在今天已經是老生常談，在當時卻是革命性的。22這些是尼克松的即興談話，而我當時與華盛頓無法聯絡，所以我是在20多年來與北京的首次對話中從周恩來口中聽到這番話的。尼克松盡管是一位堅定不移的反共產主義者，但他認定，地緣政治平衡的迫切性超過了意識形態純潔性的需要，這一認識與他的中國同行不謀而合。

    在1972年總統競選中，尼克松的對手喬治middot;麥戈文曾經嘲弄地說：回家吧，美國！尼克松的回應是，如果美國逃避其國際責任，那么它肯定在國內也會失敗。他宣稱：只有在履行海外責任方面有大作為，我們才能始終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只有繼續作為偉大的國家，我們才能在克服國內挑戰方面有大作為。23與此同時，他希望抑制我們自恃高明，好為別人借箸代籌的本能，從而不讓他們依賴我們為其定計24。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尼克松開啟了編寫世界現狀年度報告的做法。就像所有的總統文件均由白宮同事起草，這類報告由我主管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起草。不過，尼克松要確定文件的總體戰略基調，并在定稿之前多次審閱。它們是政府部門的外交政策指南，更重要的是，它們向其他國家表明了美國的戰略方向。

    尼克松強調，美國不能把命運全部或部分寄托于他國的善意。在這一點上，尼克松可謂一個現實主義者。正如他在1970年的報告中強調的，和平需要談判，也需要有尋求新型伙伴關系的意愿，但只有這些還不夠：持久和平的第二個元素必須是美國的實力。我們知道，和平不可能僅僅通過善意實現。25他斷定，通過持續展示美國的力量以及開展全球行動的明確意愿，和平就會得到鞏固而不會被阻滯。這讓人想起了西奧多middot;羅斯福1907~1909年派遣大白艦隊進行的環球航行。同樣，美國也不能期望其他國家把未來押在他人的善意之上。主導原則是努力建立權力與合法性相得益彰的國際秩序，做到使這一秩序的所有關鍵成員都認為這種安排公正合理：

    對于所有國家，無論是敵人還是朋友，維護國際體系都與其利益攸關。他們必須感覺到他們的原則得到了尊重，他們的國家利益得到了維護hellip;hellip;如果國際環境滿足了他們的重要關切，他們就會努力去維護它。26正是這種國際秩序愿景為對華打開大門提供了最初動力。尼克松認為向中國開放是整個愿景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向中國開放的一個原因是試圖走出過去10年美國的國內爭吵。尼克松接掌的美國已經被10年國內國際動蕩和無休止的戰爭所動搖。至關重要的是，要向美國傳遞一個和平與國際禮讓的愿景，鼓舞它去追求一個無愧于歷史和價值觀的愿景。同樣重要的是，尼克松重新定義了美國的世界秩序概念。與中國改善關系將逐漸孤立蘇聯，或者迫使蘇聯尋求改善對美關系。只要美國小心行事，與這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關系勝過它們之間的關系，困擾美國外交政策20年的中蘇合作追求世界霸權的噩夢將被驅散。（在適當的時候，蘇聯會發現在歐洲和亞洲兩面受敵，與自己貌合神離的意識形態陣營里也出現了敵人。蘇聯已經無力駕馭這個自設的無解困局。）

    尼克松力圖讓美國的理想主義更加實際，讓美國的實用主義更具有長遠眼光，結果卻受到兩面夾擊，反映出美國人在實力和原則之間搖擺不定。理想主義者批評尼克松按照地緣政治原則推行外交政策。保守派對他提出質疑，聲稱緩和與蘇聯的緊張關系是在共產主義對西方文明的挑戰面前畏縮退讓。兩派批評者都忽視了以下事實：尼克松在蘇聯周邊部署了堅不可摧的防御措施；他是第一位訪問東歐（南斯拉夫、波蘭和羅馬尼亞）的美國總統，象征著對蘇聯的控制發出了挑戰；他讓美國平安度過了與蘇聯的幾次危機，其中兩次（1970年10月和1973年10月）他義無反顧地讓美軍進入警戒狀態。

    在建立國際秩序的地緣政治方面，尼克松表現出了非同尋常的技巧。他不厭其煩地將各種戰略要素聯系起來，在抵御危機時表現出無與倫比的勇氣，在追求外交政策長期目標時則堅韌不拔。他慣用的邏輯是：半途而廢與堅持到底要付出同樣的代價，那干脆堅持到底好了。結果，從1972年至1973年，在18個月之內，他結束了越南戰爭，對華打開了大門；為抵抗北越攻勢而不斷升級軍事措施的同時就與蘇聯舉行了峰會，讓蘇聯盟國埃及轉而與美國緊密合作；在中東促成了兩份脫離接觸協議（一份在以色列與埃及之間，另一份在以色列與敘利亞之間。以敘脫離接觸協議持續至今，連目前的血腥內戰都沒有影響它）；啟動了歐洲安全會議。長期來看，歐安會嚴重削弱了蘇聯對東歐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