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語言、文化和信仰的旋渦中，16世紀期間另一波外來冒險者的到來起初似乎不足為道。英國、法國、荷蘭和葡萄牙的私營公司都想從富有的莫臥兒帝國日益擴大的貿易中分一杯羹，競相爭取在與自己友好的土邦獲得立足之地。英國在印度的勢力范圍擴張得最大，盡管最初似乎沒有既定的計劃。（劍橋大學現代歷史欽定講座教授因此說：看情形，我們好像全憑一時心血來潮而派人征服了半個世界。33）英國在孟加拉東部地區獲得了一塊地盤，建立了商業基地后，發現歐洲和亞洲的競爭者也在周圍相繼占有了各自的地盤。每一次歐洲和美洲發生戰事，在印度的英國人都會和對手的殖民地及其盟友發生沖突，每次得勝，都把對手在印度的資產收歸己有。隨著英國在印度的資產（嚴格來說那些資產不屬于英國，而屬于東印度公司）的增加，它認為自己面臨著一系列威脅，有北邊虎視眈眈的俄國，有一時好勇斗狠一時又四分五裂的緬甸，還有野心勃勃、日益自行其是的莫臥兒統治者。這些在英國人眼中都構成了進一步擴大勢力范圍的理由。

    最終，英國開始設想建立一個印度實體，而這就需要確保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國和緬甸在內的整個次大陸的安全。盡管這片土地上不存在（而只是假設有）印度這個國家，但這里被當作國家來治理，還確定并賦予了它類似印度國家利益的特征。根據這一政策，印度的安全倚仗有英國在印度洋的海軍霸主地位，有遠至新加坡和亞丁的友好的或至少不具威脅性的政權，還有開伯爾山口的非敵對政權以及喜馬拉雅山脈。在北方，英國派遣間諜、探險者和有小股英國軍隊支持的當地人，通過他們神出鬼沒的突襲阻擋住了沙皇俄國的前進。此一行動被稱為喜馬拉雅地緣戰略的大博弈。英國還把印度與中國的邊界向北推到了西藏;這個問題在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中再次出現。印度獨立后，在外交政策的關鍵內容方面吸收了這些政策的精髓，即打造以印度為主干的南亞地區秩序，并反對任何國家企圖在與印度毗鄰的土地上集結足以構成威脅的力量，無論這樣的國家國內政治結構如何。

    1857年，東印度公司軍隊中信奉伊斯蘭教的士兵和信奉印度教的士兵爆發叛亂。倫敦遂宣布把印度置于英國政府的直接統治之下。英國不認為此舉是建立英國對外族的統治。它把自己視為中立的監督者，是教化背景各異的眾多民族和國家達到更高文明的力量。直至1888年，一位英國高級行政官還說：

    現在沒有，過去也從未有過一個印度。印度甚至從未有過一個歐洲人心目中的國家，即在國土、政治、社會和宗教方面擁有統一的國家hellip;hellip;以為印度能成為國家就像指望將來歐洲各國被一個單一的國家所取代一樣異想天開。34叛亂后，英國決定把印度作為大英帝國的一個行政單位來管理，這在實現印度統一上發揮了重大作用。鐵路線和通行的英語把千差萬別的各個地區連為一體。英國人研究并整理記載了印度輝煌的古老文明，把英國的思想和制度灌輸給印度的精英。在此過程中，英國喚醒了印度作為遭受外國統治的單一實體的意識，激起了人們的信念。他們相信，要想打敗外來統治，就必須團結為一個國家。因此，英國對印度的影響和拿破侖對德意志的影響差可比擬。在拿破侖的征服戰之前，有著眾多邦國的德意志也只是被視為一個地理實體，而非國家實體。

    印度實現獨立以及確定自己的世界角色的方式，都反映了它多姿多彩的遺產。多少世紀以來，印度對付外來占領靠的是堅不可摧的文化和強大的精神。甘地之所以能夠對英國統治發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首先是因為他圣雄稱號的精神號召力，也是因為那是反對帝國力量的最有效的方法，它與開明的英國社會所崇尚的自由這一核心價值觀不謀而合。印度人和兩個世紀之前的美國人一樣，用他們在英國學校（包括使印度未來的領導人吸收了許多準社會主義思想的倫敦經濟學院）學到的自由思想來反對殖民統治者，證明自己獨立的正當性。

    現代印度認為，自己的獨立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勝利，而且是普遍道義原則的勝利。印度建國初期的領導人和美國國父一樣，把國家利益與道德正確性等同起來。但印度領導人在是否要把國內制度向外傳播的問題上遵守了威斯特伐利亞的原則、對在國際上促進民主和人權不感興趣。

    印度獨立后第一任總理賈瓦哈拉爾middot;尼赫魯說，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礎將是印度的國家利益，而不是單純的國際友好或培養扶植和印度一致的國家制度。印度獨立不久后的1947年，他在一次講話中解釋說：

    無論確定什么樣的政策，主持一國外交事務的藝術都在于找到對本國最有利的辦法。我們說到國家間的善意時，可以語出至誠。但歸根結底，政府是為了它治理的國家的利益服務的。沒有一個政府敢于做出任何在短期或長期顯然不利于自己國家的事情。35連考底利耶（和馬基雅維利）都不可能說得比這更加透徹。

    尼赫魯和后來的歷屆總理，包括他的女兒、出類拔萃的英迪拉middot;甘地，都把他們的外交政策提到顯示印度卓越的道德權威的高度，以此來加強印度作為全球均勢中一個角色的地位。印度把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說成是一項獨一無二的開明事業;近兩個世紀前美國也是這樣說的。尼赫魯和后來兩度擔任總理（1966~1977、1980~1984）的英迪拉middot;甘地就這樣成功地把他們新生的國家確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秩序中的一個主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