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與伊斯蘭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1920年與殘存的奧斯曼帝國簽署的《色佛爾條約》再次使中東成為由不同國家組成的大雜燴;一個此前其政治詞匯中沒有的概念。一些國家，例如埃及和非阿拉伯國家伊朗，歷史上曾經是帝國或文化實體。其他國家最初由英國或法國托管。所謂托管既是殖民主義者用的遁詞，也指殖民者頤指氣使地把這些地方定性為需要監護的處于萌芽狀態的國家。1916年的《塞克斯－皮科協定》（以英法兩國的談判人命名）實際上把中東劃分為英法兩國各自的勢力范圍。國際聯盟批準的托管制度將這一劃分付諸實施：敘利亞和黎劃巴嫩給了法國；美索不達米亞（即日后的伊拉克）劃歸英國的勢力范圍。巴勒斯坦和外約旦成了英國的巴勒斯坦托管區。托管面積從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伊拉克。以上每一個實體內都存在不同教派和族裔，其中有些教派和族裔世代結仇。托管國于是利用這些矛盾，將其作為統治手段之一，在這一過程中也為日后的爭端和內戰埋下了禍根。

    針對發展迅速的猶太復國主義（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一個以色列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這一事業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但戰后日益壯大），英國政府在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英國外交大臣寫給羅斯柴爾德勛爵的一封信）中宣布，它贊成在巴勒斯坦為猶太民族建立家園，同時又保證說，不言而喻，不會損害當地非猶太人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17由于英國似乎還把同一塊土地許諾給了麥加的沙里夫，以上文字的含義更加模糊不清。

    以上權力格局的重新組合引發了巨大的動蕩。1924年，剛剛宣告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國奉行民族主義的世俗領導人，廢除了泛伊斯蘭統一的主要體制哈里發帝國，宣布建立一個世俗國家。此后，伊斯蘭世界在勝出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已無法實現的伊斯蘭之家概念之間進退維谷。缺乏經驗的中東各群體于是著手在幾乎沒有任何歷史淵源的邊界內把自己打造為現代國家。

    在阿拉伯歷史上，歐洲式的世俗國家的出現前所未有。阿拉伯人馬上接受了主權和國家的概念，并將其為自己所用。阿拉伯富商和政治權貴開始遵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框架和全球經濟體的規則。他們要求自己國家的人民有權作為平等成員參與這一體系和經濟體。他們爭取的目標是現有的政治單元，甚至剛建立不久的政治單元，享有真正的獨立，而不是推翻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在追求這些目標的過程中，世俗化的潮流日益強勁，但最終未能像歐洲那樣產生一個多元化的秩序。

    這時出現了兩種互相對立的趨勢。18泛阿拉伯主義者接受一個基于國家的體系的基本概念，但他們心目中的國家是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只有單一的民族、語言和文化認同。政治化的伊斯蘭教的觀點與此截然相反，堅持把共同的宗教作為實現現代阿拉伯認同的最佳途徑。伊斯蘭教主義者;人們對穆斯林兄弟會一詞如今已耳熟能詳;往往來自受過良好教育的新中產階級。他們中很多人認為，伊斯蘭主義是加入戰后時代的一種方式，而無須放棄自己的價值觀，既可以實現現代化，又無須西方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大國有足夠的實力維護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它們為中東構建的區域秩序。此后歐洲大國再也無力控制當地日益躁動不安的人民。美國成為中東以外影響力最大的國家。20世紀五六十年代，埃及、伊拉克、敘利亞、也門和利比亞的軍人推翻了本國的封建君主制政府，建立了世俗政權。

    軍人統治者通常來自此前被排斥在政治進程以外的群體。為了爭取更多人的支持他們訴諸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而非民主主義的政治文化開始在這一地區扎根。1954~1970年，埃及富有魅力的民粹主義領袖納賽爾及其繼任者薩達特均來自外省。伊拉克的薩達姆同樣出身寒微，但他采用了更極端的世俗軍事統治方式，從70年代初（先是作為事實上的強人，1979年后在總統位置上）一直到2003年，依靠恐嚇和殘忍手段維系其統治。薩達姆擺出一副好戰的架勢，想借此對這一地區形成震懾。薩達姆和他的意識形態盟友、敘利亞狡黠冷酷的阿薩德，均假借支持泛阿拉伯民族主義之名，把自己所屬的少數教派置于人數眾多的多數教派之上。（不無諷刺的是，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情況恰好相反。在伊拉克，遜尼派統治了人口占多數的什葉派；而在敘利亞，什葉派內的一個分支阿拉維派統治了人口占多數的遜尼派。）共同的民族命運感，逐漸取代了伊斯蘭教的愿景。

    然而，伊斯蘭教的遺產很快再次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各伊斯蘭教黨派抨擊世俗統治者驕奢yin逸，治國無術，并根據伊斯蘭教的教義提出，需要有一個受到神啟的政權，鼓吹建立一個取代現有國家的泛伊斯蘭神權政體。在他們眼里，西方和蘇聯一樣邪惡。很多人還從事機會主義的恐怖主義活動，借此支持自己的理想。軍人統治者對此嚴加打壓，鎮壓種種伊斯蘭教政治運動，指控它們破壞現代化和國家統一。

    在今天看來，那個時代當然并不理想。中東各國的軍人政權、君主制政權或其他專制政府把異議視為煽動叛亂，公民社會和多元文化幾乎沒有發展空間。該地區直到21世紀都沒有走出這一缺陷的陰影。盡管如此，在專制民族主義的大背景下，中東還是逐漸形成了與當代國際秩序暫時的和解關系。一些更雄心勃勃的統治者，例如納賽爾和薩達姆middot;侯賽因，試圖通過武力或大肆鼓吹阿拉伯統一擴張本國的疆土。1958~1961年埃及和敘利亞建立的短命邦聯就反映了這種企圖。最終他們以失敗告終，因為阿拉伯各國緊緊抓住自己繼承的遺產不放，拒絕融入一個更廣泛的政治統一體中。結果，軍人政權奉行政策的最終依據，是國家以及基本上限于本國邊界內的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