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節
這些觀點，后來寫進了我們合著的《黃與藍的交響》一書，現在則成為本卷的思想基石。[1] 不過這絕非“概念先行”。相反，這些結論本身就是研究的結果。而且，以后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1995年出版的《閑話中國人》等，則一再證明它們是成立的。至少，邏輯自洽。 在此基礎上，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三大精神。 這是受到湯一介先生的影響。湯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認為，“禮樂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適。而且，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人合一歸于人，知行合一踐于行，禮樂合一成于樂”。這樣說，才能完整地表述我們民族的人本精神、現實精神和藝術精神。[2] 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只翅膀（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藝術精神），體系構建起來了。 這是一個“文化系統”。 系統是一定有邏輯起點的。而且，系統的建立雖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其中肯定會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那么，這個時刻可能在何時，可以稱之為“奠基者”的又是誰呢？ 直覺告訴我，是周人。 3.直覺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華文明的“耶穌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創見。學界的主流意見，也大體如此。[3]問題在于，為什么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 也許，因為周原在“兩河之間”。 這是寫中華史第二卷《國家》時發現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條母親河外，西亞、印度和華夏，都誕生在兩河流域。西亞是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與恒河，西周文明則發源于涇水和渭水之間。以后發展為中華文明，又在長江與黃河之間，還是“美索不達米亞”。 兩河之間的沖積平原，是農業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亞文明隕落了，印度多元多變多種族，很難說有統一的“印度文明”。只有中華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續至今，雖不免老態龍鐘麻煩不少，卻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直覺告訴我，這里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制度。 與埃及、西亞和印度不同，周人創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優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井田是經濟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會制度，禮樂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這些制度環環相扣，配套互補，符合“中國國情”。因此，是穩定的。 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后，是觀念體系。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再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本身就是一個完整和自洽的系統。周人，確實是“早熟的兒童”；周公，確實是“文化的始祖”。 但，這樣說，要有證據。 4.證據 就說“以德治國”。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獻可以證明。[4]問題是，單靠文獻，不足為憑。比如按照《尚書》的說法，商王盤庚也是講“德”的。5那么，“以德治國”是周人獨有的觀念，或者說，真是從西周開始的嗎？ 這可得拿出鐵證來。 辦法是先查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沒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義是不是“道德的德”。 結論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詞義是“得到”，也表示“失去”?！豆盼淖衷b林》中，沒有殷商時期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個“德”字，見于“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銅器，而且是成王時期的作品，記載了周公營建“成周”（洛陽）的史實，叫“宅茲中國”。這也是“中國”一詞的最早文字記載。 金文的“德”與“中國”同時出現，豈非“天意”？ 實話說，當我一眼發現這秘密時，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造次，立即聯系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師，請他幫我“排雷”。 我問：殷商青銅器上有“德”字嗎？ 胡老師說，應該沒有。 我又問：何尊上的“德”，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金文“德”字嗎？ 胡老師說，目前是。 我再問：這個“德”，是“道德的德”嗎？ 胡老師說，是。因為原文是“恭德裕天”。他還特地提醒我：并非所有金文的“德”，都是“道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我眼睛一亮：靈感來了！ 5.靈感 靈感來自字形之別。 金文的“德”與甲骨文的“德”，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組成，金文則多出一個“心”?！豆盼淖衷b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個，都沒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沒有“心”。字形，與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轍。 這就說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見”（得到）變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實上，何尊所謂“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體現。這種思想大量見于文獻記載，現在又有青銅器為證?！耙缘轮螄睘橹苋怂氂歇殑?，已是鐵證如山。 不，“銅”證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