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周公攝政一共七年。頭三年平息叛亂，第四年封建諸侯，第五年營建成周，第六年制禮作樂，第七年還政成王。禮樂制度，是他最后的作品。

    可惜沒人知道周公怎么想。

    何況奠基中華的，也不止他一個人。

    但做一個盤點，是可以的。

    線索也很清晰。

    首先是憂患，憂患“天命無?！倍安灰诪橥酢?，這才有了“君權天授”。[6]然而就連周人自己也認為，他們的領導權和代表權，名為“天授”，實為“民授”，這就必須“以人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而且，這種精神還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天人合一歸于人。

    當然，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人。

    群體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國”。何況華夏國家的建立，并沒有經過“炸毀氏族組織”的革命，反倒直接從氏族和部落過渡而來。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國家聯盟，更是家國一體的家天下?；A，是井田制的小農經濟；紐帶，是宗法制的血緣關系。對于這樣的群體，德與禮，顯然比法律更合適，也更管用。

    德治的結果是人治，以德治國也必然變成圣人治國。這倒是相當契合人本精神。于是有了“一個中心”，這就是德治；也有了“兩個基本點”，這就是禮和樂。禮樂是“行得通的力量”，圣人是“看得見的榜樣”。以圣人代神祇，以禮樂代宗教，勢必將人們的目光引向世俗社會，引向一個個可以落到實處的道德規范。忠不忠，看行動?！艾F實精神”產生了，它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知行合一踐于行。

    同樣也得補充一句：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行。

    這樣一來，也就不難理解“藝術精神”。實際上，藝術就是“以最獨特的形式，傳達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獨特，就引人入勝；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鳴。共鳴，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團結友愛，就同心同德?？傊?，藝術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聞樂見的形式實現“群體意識”，則是中國藝術的特征。

    因此，我們民族的“藝術精神”可以也應該這樣表述——

    禮樂合一成于樂。

    毫無疑問，這里說的“樂”，是音樂（藝術），也是快樂（審美）。但無論藝術還是審美，也無論其風格是溫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虛靜還是瀟灑飄逸，都是群體的、家國的、倫理的，也是和諧的。即便有戲劇沖突，亦無非忠與孝、仁與義、人情與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則總能平反，結局肯定大團圓。因為我們不但要憂國憂民，還要自得其樂。

    憂是出發點，樂是終點站，群體意識則是一以貫之的文化內核。

    這就是周人的遺產，是他們文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產物：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只翅膀（憂患、樂觀），三大精神（人本、現實、藝術），四種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堪稱體大思精、盡善盡美。

    實際上，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周人創造的原本就是一個完整、自洽、互補、穩定的系統，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多方面。中華文明超級穩定毫不奇怪，展翅盤旋就更是當然。后來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沖了龍王廟。

    周人，也許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長子”。

    嫡長子是有特權的。在此后將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時光里，周的君子和淑女們青春年少，心智洞開，遂演繹出無法復制的倜儻風流。

    那才真是“中華范兒”。

    后記

    時間開始了

    1.觀念

    對于人類來說，有三個問題是普遍而永恒的：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都在各自領域試圖回答它們，只不過并非所有人都能夠回答，或愿意回答。

    比如歷史學。

    在人文學科（文史哲）當中，歷史學，尤其是考古學，可能最接近于自然科學。所以，學歷史的，尤其是學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這樣學文學的靠譜，也比一般學哲學的靠譜。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說。以論帶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為主，主觀臆斷，結論在前，在史學界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歷史學家一般更愿意描述“是什么”，而不愿意回答“為什么”，哪怕僅僅是為了避嫌。

    這很讓人尊敬，但也遺憾。

    沒錯，在尚未掌握大量證據，甚至在尚未接觸史料之前，就先驗地設定一個框架，然后按照某種所謂“范式”去進行撰述，是危險的。歷史不是布料，可以隨便裁剪。歷史學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藥鋪”。沒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藥材”按照一定的順序放進一個個小抽屜里，標明黃芪、黨參、當歸、白術等，則充其量只是“數據庫”，不是“歷史學”。

    因此，反對“以論帶史”，不能因噎廢食到不要史觀。事實上，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時是她的觀念史。正是觀念，或者說，價值取向，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道路。觀念的更新或堅守，則構成歷史的環節。這些環節就像古埃及的“諾姆”（部落和部落國家），被尼羅河聯成一串珠鏈。

    觀念，就是尼羅河。

    從發源地到入?？?，構成價值觀發展演變的河床，則是邏輯。

    與邏輯相一致的歷史，是“真歷史”。按照真實邏輯來闡述真實歷史，就叫“思辨說史”。這樣一種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學，骨子里也是哲學的。顯然，這需要史觀，需要史識，需要史膽，甚至需要直覺和靈感。

    也許，還需要天賦。

    當然，也需要啟迪。

    2.啟迪

    啟迪來自方方面面。

    與專業的歷史學家不同，我更喜歡琢磨“為什么”。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鄧曉芒的影響。曉芒是超一流的哲學家。20世紀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學比較，便討論過中西文化的本質區別。也就在那時，曉芒提出中國文化的內核是“群體意識”，西方文化的內核是“個體意識”，兩種文明也各有兩只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補結構”。內核的說法是鄧曉芒的創新，互補結構則受到徐復觀、李澤厚和高爾泰等先生的啟發，思想源頭更要追溯到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