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的相關記載，比如《明史》中有關于徐階案的相關記載十分簡要，但都提及了海瑞處理徐階案時的第二種解決方案——“退田”

    《明史·海瑞傳》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飚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jian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

    《海忠介公傳》又吳俗以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為jian利，輸不畢入，其俗日告訐無已。公廉得其主者名，斷擊無少貸，悉令受獻者還其田，或許之贖，不使富豪有侵奪名。

    《海忠介公行狀》江以南貧富相傾，弱者率投獻田地豪家，以為jian利?！珰獠?，下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即恩厚如華亭相公家，亦義勸其退田不己。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傳》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為jian利，輸不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涉，武斷殘民，輒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

    《海忠介公傳》令民各自實田，凡侵奪及受獻者還原主?！菚r鄉宦自愛者率自退田。華亭徐閣老家居，有田數十萬，亦間以還民，而為冊報公。

    《海忠介公年譜》又查江南貧富相傾，弱者率投獻田地豪家以為jian利?！珖绤栆灾?，下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回，即恩厚如華亭徐相公家，亦義勸其退田不已。

    海瑞在給李春芳的回信中解釋了自己的理由

    存翁近為群小所苦太甚，產業之多令人駭異，亦自取也。若不退之過半，民風刁險可得而止之耶。為富不仁，有損無益，可為后車之戒。公非如此如此者，承教及口頭說話，姑談及之，區區欲存翁退產過半，為此公百年后得安靜計也。（海瑞《復李石麓閣老》）

    其實用“自行退田”來概括海瑞的第二種解決方案有些片面，《云間據目抄》了另一說法

    田產交易，昔年亦有賣價不敷之說，自海公以后則加嘆、杜絕，遂為定例。

    有一產而加五六次者，初擾無賴小人為之，近年則士類效尤，靦然不顧名義矣。稍不如意，輒架扛搶jian殺虛情，誣告紛紛，時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謠。

    如范太仆死，有祖父賣過田產，歷經加絕，而子孫以奪占告者；有家人婚配，生育多年，復捏jian搶誑告，希圖呵詐者；雖各坐問邊，漫無警懼，不知此風何年得息！

    海公名臣，竟為東南造此業障，亦千古之遺恨。（范濂《云間據目抄》卷2《記風俗》）

    對于范濂的上述言論，我們需要謹慎從“海公名臣，竟為東南造此等業障，亦千古之遺恨”等措辭可知，范濂對于海瑞的評價極為負面，故而“自海公以后則加嘆、杜絕，遂為定例”的論斷是否真正成立，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尚存在另外一種可能即“加嘆、杜絕”的定例在海瑞處理徐階案之前就己經存在，范濂將之“栽贓”到海瑞頭上。但無論怎樣，海瑞與“加嘆、杜絕”的產生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一個合理的解釋就是，這是海瑞允許徐階買回“田面權”所致，當然這些與“加嘆、杜絕”的定例并不矛盾。

    那么海瑞判決的法律依據何在？由于尚未找到直接的審判文書，這就需要尋找間接證據。其實，早在海瑞巡撫應天之初，徐階就曾致書松江知府衷貞吉，認為“退田”的要求無異是赤裸裸的“白奪”行為

    適見按院所行告示，其為民之心本極懇切，但jian民所以未敢肆者，懼搶奪之罪耳。使搶奪無罪而激變有刑，則jian民乘之妄作，以富家存留自食之米，概指為余剩，強迫稱貸盡其有而去，富者將何以自存。夫富者獨非民乎？

    且jian民今日稱貸于甲，明日貸于乙，既磬富者之有，其貧弱之民乃更無所于貸，則無乃利jian惡而斃良善乎？公素明萬物一體之學，伏望就中更加酌處以杜禍端。

    敞鄉貧民皆佃種富民之田，如今富民毋計利吝施，各自貸其租戶，茍非租戶，不得妄指稱貸，違者各坐以罪，其中人自有田房者，理當自食，不得亦稱貧民往貸于富家。至于貧難生員及一種不耕游手之民，則落地方報名于官，另為處給。如此庶恤貧安富，一舉兩得，而亂可彈也。（徐階《世經堂續集》卷11《柬衷洪溪郡侯》）

    眾所周知，徐階之后不斷“指使”舒化、戴鳳翔、光懋等人對海瑞進行彈劾，并引起海瑞與戴鳳翔之間著名的“五年田土”之爭。他們之間的具體爭論暫且不予考慮，但爭論本身提示我們這就是海瑞的法律依據。

    所謂“五年田土”，就是依據嘉靖《問刑條例》的規定“告爭家財田產，但系五年之上，雖未及五年，驗有親族寫立分書已定，出賣文契是實者，斷令照舊管業，不許重分再贖，告詞立案不行”（《明代律例匯編》）對于“刁告者”所宣稱的“景泰、天順”年間即使成立，但由于超過年限也是不能取贖的。

    關于明朝法律中“典賣田宅”取贖期限的相關規定

    《大明律·戶律二·田宅》“典賣田宅”律……其所典田宅園林碾磨等物，年限已滿，業主備價取贖，若典主托故不肯放贖者，笞四十。限外遞年所得花利，追征給主，依價取贖。其年限雖滿，業主無力取贖者，不拘此律。

    弘治《問刑條例》告爭家財田產，但系五年之上，雖未及五年，驗有親族寫立分書已定，出賣文契是實者，斷令照舊管業，不許重分再贖，告詞立案不行。

    《大明律疏附例》弘治十六年十月刑部等衙門議奏今后軍民告爭典當田地，務照所約年限，聽其業主備價取贖。其無力取贖者，算其花利，果足一本一利，此外聽其再種二年，官府不許一概朦朧歸斷。奉圣旨是。照律例行。欽此。

    《大明律直引》所載《問刑條例》查有見行事例，近年以來，各處問刑衙門不察條例本意，但因告爭典當田地不問原納約限期，不計利息多寡，一概累坐，于以相悖。合無申明前例，通行內外衙門凡有軍民告爭田地，務照所約年限，聽其業主，備價取贖。其無力取贖者，算其花利，果足一本一利，此外聽其再種二年，不得一概朦朧歸斷，則財口適均，而人心服矣。

    嘉靖《問刑條例》同弘治例，惟弘治例“文契”此處作“文約”

    萬歷《問刑條例》同嘉靖例

    由上文大約可知

    1《大明律》對于“回贖年限”并未給出明確的規定，只是規定在定契雙方約定的期限之內回贖，就應該被允許的當然，當約定期限到時，出現“無力取贖”的情況也是被許可的；

    2不知何故，到了弘治《問刑條例》頒布時，將“回贖年限”限定為五年以內

    3而到了弘治十六年，似乎否定了弘治《問刑條例》中有關“回贖年限”限定為五年的規定，恢復到《大明律》的規定，將之限定為“約定年限”；之后的《大明律直引》仍延續了弘治十六年的規定，不過將之仍允許可在約定年限之外再延遲“二年”。

    4待到嘉靖《問刑條例》頒布時，又重新延續了弘治《問刑條例》有關回贖年限限定為“五年”的規定；而萬歷《問刑條例》對之加以延續，沒有改變。

    可見，就制度層面而言，明朝政府對于“回贖年限”是搖擺不定的。關鍵就在于海瑞在比附“回贖”條例時擴大了“找價”年限的規定，不限于“五年以內”；這樣才可以上溯到“景泰、天順”，乃至更早，否則就無法比附“典賣”這一條例。正因為此一比附具有爭議性，戴鳳翔等人在和海瑞關于“五年田土”問題爭論時才顯得如此“理直氣壯”。

    有些觀點認為在涉及“比附”問題時，總是援引《大明律》“斷罪無正條”的規定“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條者，引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轉達刑部議定奏聞。若輒斷決，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認為“以比附斷罪時，必須提出適用該法條擬律的理由，經過必要的程序奏請皇帝審批。如未經皇帝裁決，自行判決、執行，出現論罪不當的結果，該官員則按照故意所為還是錯誤所為，以‘官司出入人罪’論罪”。（徐世虹《比附的功能》）

    但正如我們看到的，在實際的司法運作中，對于這一制度規定，官員們卻作了一個縮小的解釋，如王肯堂在《大明律附例箋釋》“斷罪無正條”中所說“今問刑者，于死罪比附，類皆奏請。徒流以下比附，鮮有奏者……”（黃彰健《比附律條考》）而遍查《海瑞集》，我們找不到任何海瑞上疏要求“刑部議定奏聞”、“皇帝審批”的文章，而且徐階還沒有拿此作為攻擊海瑞的借口，種種跡象均表明王肯唐所言的“死罪比附，類皆奏請。徒流以下比附，鮮有奏者”是一種在當時被大家認可的習慣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