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明穆宗實錄》的記載，最先彈劾的海瑞是舒化（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對于他的奏章在《明實錄》有摘錄

    “刑科都給事中舒化言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海瑞著節先朝，誠一代直臣，然遷滯不諳事體。

    聞其在應天科條約束，切切于片紙尺帛間以難過客，恐非人情。

    夫道在日用，當官者不必出尋常之外而別為調停。政貴宜民，善治者，豈在創新奇之法，以抗夫時俗？如瑞，第宜與兩京清秋以見風激天下之士。蓋所以全地方亦所以全瑞也。

    得旨海瑞節用愛人，動事任怨，留撫地方如故?！?/br>
    概括起來，舒化攻擊海瑞之處其實就是兩點

    一是認為海瑞“不諳事體”，即海瑞的人品問題；

    二是認為他“切切于片紙尺帛間以難過客”，不做正事。

    海瑞的偏激是當時人所共知的事情，至于指責他裁革驛站，但也并不具有多大的攻擊力，并不能構成海瑞“第宜與兩京清秩”的充分條件，因而被拒絕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得旨，海瑞節用愛人，動事任怨，留撫地方如故”。

    有些觀點認為徐階案的產生是由于內閣之間的政治斗爭“高拱復位時由于懷恨徐階，故借海瑞勒令鄉官退田之機予以報復，實質希圖借海瑞之手以泄其私怨，并非真正對海瑞有所倚重。

    后因事情鬧大，海瑞受到地方權貴豪紳的攻擊，加上張居正為徐階說情，因此高拱權衡利弊，覺得改善與徐階的關系，借以安撫蘇松一代的豪紳權貴，這對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更為有利。由于這一思想的轉變，海瑞就變得再無利用價值?！?/br>
    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實際上，高拱于隆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庚申復起用，距明穆宗答諭舒化彈劾海瑞奏疏隆慶四年正月十四日，僅二十余日。從高拱復職旨下至其起于鄉間至京一往一返，二十余日未必能抵京到任。即使高拱人到京，亦是鞍馬勞頓，倉促之中未必就能立即處理部事，所以徐階案的產生與內閣斗爭沒有直接聯系。（姜德成《徐階與嘉隆政治》）

    第二個對海瑞進行彈劾的是戴鳳翔。在《明穆宗實錄》和《萬歷野獲編》中對戴氏的奏折均有摘錄，可以互相參校。

    根據《萬歷野獲編》卷22的記載，其大意是

    一、濫受詞訟，在皇上洞悉民jian，頒行重禁也。瑞則不顧赦前事件，悉聽告訐，又無放告日期，旅進旅退，動盈千紙，累涉萬人，不能按理曲直以剖是非，而但徇情愛憎以決勝負，致使刁徒弗安生理，惟思構訟，以小過而飾成極惡；以虛誕而捏作實情，本以戶婚田土，裝為人命強盜；或未告而揚言以需索，或既告而講價以求和；越訴者不笞，誣告者不杖，律法埽地，羅織成風，人心至此，真大壞矣。

    而《明穆宗實錄》卷42中的記載雖相對比較簡單，卻也有值得注意之處

    先是吏科給事中戴鳳翔疏論瑞沽名亂法，不論吏事。每日開門受訟，動盈千紙。凡衣冠之族，飽暖之家，遠年祖產，悉聽刁徒告贖。故民間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謠?！?/br>
    也就是說戴鳳翔將民間的“種肥田不如告瘦狀”這一說法的產生歸結與海瑞的濫受詞訟。當然他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要彈劾海瑞，最低的目標也是要將其調離應天巡撫一職（根據《明實錄》的記載，海瑞也正是因為戴鳳翔的這一奏章而離職的）。其中列舉的第一條最有殺傷力，容易給人一種海瑞強逼眾鄉官退田是為了“劫富濟貧”的態勢。

    對于戴鳳翔的指責，海瑞給予了嚴厲的批駁

    臣于今三月初二日見邸報，該吏科給事中戴鳳翔論臣沽名亂政，大乖憲體。

    ……事涉鄉官舉監，又憚勢豪，寢閣不行，臣聞之久矣。

    臣到任之后，所準狀果是比前任為多，通民隱、抑豪橫也。

    江南民風刁偽，每放告日，狀動以三四千計，臣所準行二十分中之一而已。

    循舊規，月以初二、十六二日放告，非無日期也。惟人命、強盜、貪官，不構日抱牌訴，然日止準一二狀。盡批府縣，情重解審，非臣自問。

    自十一月以后，則告人減前，所準極少。惟巡歷所至縣分，準多如前。謂越訴不答有之，誣告未嘗不加重刑。駁允招卷，歷可查考。

    “種肥田不如告瘦狀”，蘇、松、常、鎮有此民謠久矣。府縣官招呈往往兩可調停，誣告擬罪，輒曰“姑念貧民愚民，改輕擬?！痹捴鞴?，則曰一向如此。江南民刁好勝，非此不能解爭而息訟。

    臣披先年招卷，果若所言，謂非法也。曾援“肥田瘦狀”之說，刊告示以禁之。臣援先日民謠以禁府縣，鳳翔乃捏謂民為臣興謠。臣列為告示，乃自彰其過，使鳳翔今日得為借口耶？……（海瑞《被論自陳不職疏》）

    在這篇《被論自陳不職疏》中，海瑞首先辯解了自己之所以“濫受詞訟”的原因，接著就表明“種肥田不如告瘦狀”這一說法早就存在，所謂“蘇、松、常、鎮有此民謠久矣”，自己不過是加以援引罷了。這里沒有必要糾纏于“種肥田不如告瘦狀”的說法到底是因誰而引起的問題。

    這里的要害在于，透過戴鳳祥的攻訐我們可以知曉，他一定非常擔心海瑞的判決會“促進”此一說法的實現，進而形成于己不利的局面。那么此一說法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嘉慶《松江府志》有一段記載值得注意

    萬歷……六年（1578），巡撫都御史張佳允奏上請勘絕田。張之象《上海志》曰“是時，jian民誣告，牽連、sao擾人丁考成事例至三十七萬余畝，華亭、青浦尤多，幾至于煽亂。舉人俞顯卿作十議，其略曰絕戶田畝，系宣德、景泰年人絕田荒，賦役貽累里甲。天順六年奏準召民開墾，以補糧差。

    方其初佃，大費工本，及轉佃他姓，即以工本為名，立契得銀，小民既已出銀，又焉得為白占，今欲追價，則價已付之原主，世無一田二值之理；若與原主追價，則原主已前又有原主，展轉追尋，何日清楚？始jian豪倡議，僅欲奪其連界田土數項，不意禍延萬姓，日甚一日?！保ā端山尽肪?0《田賦志》）

    朱察卿的《與潘御史》一文中曾有這樣一段話“白發黃童，俱以告訐為生。刀筆舞文之徒，且置弗論，而村中執荷鋤之夫，亦變為雄辯利口。所言者，景泰、天順田土，四世祖與五世祖事也。及問其爾我祖父名，則茫然無以應矣”。

    而俞顯卿的說法則更進一步。他認為之所以要上溯到“宣德、景泰”，是因為“天順六年奏準召民開墾無主荒田以補糧差”，而嘉慶《松江府志》印證了此說的可信。那么天順六年的詔令又怎能適用于宣德、景泰年間呢？俞顯卿語焉不詳，但在《明宣宗實錄》中有一些線索

    （宣德七年六月）戊子直隸蘇州府知府況鐘言近奉詔書“官民田地有荒蕪者召人佃種，官田準民田起科；無人種者，勘實除豁租額?！?/br>
    臣勘得昆山等縣，民以死徒，從軍除籍者三萬三千四百七十二戶，所遣官田召人佃種，應準民田科者二千九百八十二頃。其間應減秋糧一十四萬九千五百一四石，已口申達戶部未奉處分。況官田有沒入海者，糧額尚在，乞皆如詔書除豁。

    （宣德七年六月）乙已敦諭行在六部都察院曰朕為天下主，惟欲天下之人皆安生樂業，故選賢任能，命之綏撫。又數頒璽書覃布寬恤。

    蓋惓捐以求民安，向為所任不得其人，百姓艱難略不衿念，生事征斂，虐害百端，致其逃徒，棄離鄉土，棲棲無依。朕甚憫之，已專遣人招撫復業，優免差役一年。

    今聞得諸司官吏仍有不體朕恤民之心，恣意擅為復業之民，來歸未久居廬舍，耕無谷種，逼其補納通租，賠償倒死孳死馬騾牛羊，科派諸色顏料，刑驅威迫，茶毒不勝。此皆任不得其人也，其速行諸司厚加撫恤復業之民，不許一毫攪擾，仍依前救優免差役，所通租稅、孽生等項悉與蠲免。

    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廉察各府州縣官吏、里老剝削貪酷及官員軍民之家取索舊債、虐害復業之民治以重罪。如廉察不嚴，坐視民患者罪同。其各勉之，以副朕懷。（《明宣宗實錄》卷91）

    可見至少在宣德七年就已經有詔令允許百姓開墾“官民田地有荒蕪者”。按照規定，“復業之民”實際上就“占有”了這些田地，并享受諸多優惠政策，如優免差役、蠲免所通租稅、孳生等當然其后免不了要有田產的“買賣”。

    更值得注意的是景泰、天順年間在江南地區具有特別的意義。濱島敦俊認為江南的農田開發，到明初已基本結束；但大規模的農田改良，卻到15世紀中葉才開始，而大體結束于17世紀中期。15世紀中期以前江南的土地開發，以擴大農田面積為主要目的，故濱島敦俊稱之為“外延式開發”；15世紀中期以來的農田改良，濱島氏稱之為“內涵式開發”。（《土地開發與客商活動——明代中期江南地主之投資活動》）

    那么我們有理由認為，在他們的“四世祖與五世祖”至徐階案發生的隆慶三年這樣一百多年間，“爭議”中的田土是經過了改良的。土地的改良意味著糧食產量的增加，當然他們也希望從中分得一杯羹；俞顯卿文中所提及“工本”也就是擁有“田面權”的意思。

    如果上述結論成立的話，那么“地主——佃戶”關系將因為“田面權”的出現，而演變為“田底主——田面主”的關系。問題的關鍵是“地主”是否承認“田面權”的成立因為這涉及明顯的利益分配問題“田面權”能否被承認，則意味著對新增糧食的不同分配方式，這恐怕是爭論雙方都清醒意識到的（并且也是面對海瑞的第一個解決方案“減租”，徐階極不認可的經濟原因）。

    一旦雙方陷入僵持階段，“佃戶”通過打官司的方式極有可能獲得官府對“田面權”的承認，從而占據優勢，這恐怕是“種肥田不如告瘦狀”真正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