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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想要取得成果,卻需要更多的時間。說到教育,建國初期這幾年取得的成果簡直可以用翻天覆地來形容,尤其是在基礎教育和掃盲運動這兩方面。比歷史上建國時多出來的至少2000萬識字人口,使得新中國成立后短短幾年就基本實現了五年制義務教育,1943年全國小學平均入學率第一次超過了90%,這還包括了義務教育推行稍晚一些的中南半島。即使是新疆西藏這樣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小學入學率也達到了全國平均水平,這固然有外來移民文化程度較高的因素,也得益于胡衛東頂著巨大的壓力采取的一系列強制措施。不讓小孩上學就把家長抓起來的極端措施自然是不行的,但是派部隊一家家上門勸說、不讓小孩上學就別想正常生活的損招卻沒少用,結合落后偏遠地區小孩上學寄宿食宿全免的政策,收到了不錯的效果。雖然其間也鬧出少數群體**件,但還不致影響大局。而且客觀上反而起到了“打草驚蛇”的作用,讓那些潛在的危險分子自己跳出來,或者逼其離國遠遁(注1),其實從長期來看有利于邊疆的長治久安……而掃盲運動作為一項應急性的措施,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得益于當初部隊里給新兵掃盲的經驗,新中國大力開展掃盲運動后,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讓大部分中年人都或多或少地認識了一些漢字,大大便利了他們的生活和工作。而對那些二十多歲的文盲來說,參加掃盲班遠比這個年紀進小學讀書更容易接受。而獲益則比中年人要大得多。因為他們還處于容易接受新知識和新觀念的年齡。不過地方政府所辦的掃盲班論教育質量,終究還是比不上學校與軍隊,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上學與當兵依然是農村孩子改變其未來命運的最好出路……雖然基礎教育的成果十分喜人。但是教育戰線乃至中央的領導干部都沒有就此滿足。在兩個五年計劃內確保全國初中平均入學率超過90%、畢業率超過70%。已經成為了必須完成的硬性指標,而太祖更是表示,即使中國未來參戰。這個目標也依然必須不打折扣地完成。雖然這個時空新中國建立時的基礎比歷史上好得多,但基礎教育發展得如此之快,還是不可避免地犧牲了高等教育,深感科研一線人才不足的胡衛東對此多少有些微詞,但他深知太祖對于“公平”二字執念甚深,終究沒敢為此跟其爭論,反正高等教育遲早也會跟著發展起來的,而且有普及的基礎教育作為根基,高等教育也會獲得更好的生源,雖然短期科技發展速度可能會受些影響,但長遠來看的話,根深才能葉茂,因此也未必就一定是壞事……因為這些原因,中國的人口死亡率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持續下降,1943年中國的平均預期壽命更是一舉超過了60歲大關,這已經接近西方列強戰前的水平。而且胡衛東知道目前中國的抗生素無論是種類、效能還是產量都已經達到了歷史上新中國70年代的水平,醫療衛生水平也正在持續進步,在未來的五年里達到、甚至超過同時期西方的水平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后來的1950年時中國平均預期壽命就達到了69歲,這甚至比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都高了1歲,而這是在中國人均收入不及美國5%(其實差距沒這么大,因為中國物價更低,但即使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也還是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因為當時美國的物價同樣相當便宜。)的情況下做到的,一度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但是隨著慢性病成為主要死因,中國醫療水平、特別是外科水平相較老牌帝國依然明顯偏低的弱點漸漸暴露,加之美國在巨大的競爭壓力下被迫完善并不斷提高社會福利,使得平均預期壽命很快又重新超過中國,并一度將差距拉大到3歲,直到1970年之后才被中國再次超越,這次“壽命競賽”與“太空競賽”、“福利競賽”一起成為冷戰時期兩大陣營間具有積極意義的“三大正面競賽”而被后人津津樂道,當然這些都是后話了……人口死亡率降低到1%以下,而人口出生率則超過了5%,人口增長不快才是怪事。這么驚人的人口膨脹首先令農業部門感到了巨大的壓力,若非1942年前中央堅持推行“備戰備荒”的政策,1942年的大旱災就很可能造成嚴重的后果,而即使1943年取得了全國性大豐收,但人口照著這個趨勢膨脹下去,也依然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要知道隨著農田水利建設的基本完成和化肥農藥產量的不斷增加,最容易見到成效的兩大增產因素對糧食產量增長的幫助已經日益減小,在農業發展度過了“從無到有”的階段進入穩定期以后,即使生產條件和農業技術仍能不斷進步,也根本不可能連年保持4%以上的糧食產量增長,雖然至少10年內都不必擔心會餓死人,可是之前已經吃飽了的老百姓在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情況下反而必須省著點吃,這種事可是很容易引發嚴重政治危機的。注1:在這個時空,二戰期間中國有不少于十萬人前往了蘇聯,戰后由于蘇聯人口不足而頒布優惠政策大力引進移民,前十年里又先后跑掉了上百萬,而由于蘇聯政府認為漢族等東亞民族難以同化而采取了歧視性政策,因此永久性的移民基本都是其他民族。第七百六十二章中國民兵其次,則是日后的巨大就業壓力,且不說這批“嬰兒潮”中出生的一代人將來到了就業年齡后會給當時的政府帶來多大的挑戰,即使從宏觀上來考慮,也必須意識到,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長,城市里新增的工作崗位當中將有很大一部分被內部消化,能夠留給農村進城人口的自然就不會有多少了,長此以往必然加大城鄉差別、甚至造成階級固化,這對于社會公平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顯然都會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對于人口猛增可能帶來的危險,就連一貫認為“人多力量大”的太祖也意識到了,他某次聽取胡衛東匯報時就曾感慨道,“夫婦之間應該訂出一個家庭計劃,規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這種計劃應該同國家的五年計劃配合起來。這兩年中國的人口每年凈增3000萬以上,實在是太快了,不能一直這樣下去。如今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不過考慮到當時二戰還在進行,此時控制人口增長顯然不合時宜,而且人口多也不完全是一件壞事,特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