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以上的文化程度，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則更是文化程度更高的初中畢業生。至于軍官、哪怕是最低級的軍曹（類似于中國班長的“伍長”不算軍官），則往往都有高中以上學歷。

有較高的文化程度作基礎，將日軍戰俘培訓成技工的難度自然相對要低得多，不過日本畢竟是敵國，所以一開始胡衛東并未起這個念頭，只是對于日軍戰俘當中那些原本就是技術工人的家伙善加利用，后來因為蘇援的關系對高級技工的需求量大增，胡衛東才開始考慮將其中文化程度較高（至少高中畢業）的家伙培訓成高級技工。直到這次大引進導致普通技工都供不應求之后，胡衛東才決定對日軍戰俘開始全面培訓，以暫時補上這個缺口，再說讓他們到工廠進行勞動改造，經濟上也比去當苦力要實惠得多，雖然工廠的條件要比工地好得多，但是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還得保證產品質量，同樣輕松不到哪兒去。

語言不通是個問題，但日軍戰俘之中本就有一部分精通漢語，讓他們擔任管理人員或者傳授技術，問題就迎刃而解，而且日本人學習漢語的速度也至少比那些西洋人快得多。而日本人特有的極強服從性更是令胡衛東輕松了很多，雖然鬼子剛被俘虜的那一陣反抗情緒還是挺強的，但只要當時將其氣焰打下來，之后就全都乖乖聽話，干活的賣力和認真程度就連為了自己祖國工作的中國工人看到后，都感到汗顏日軍戰俘只是一個開始，此后還有更多的其他外國人來中國做工（詳見后文），這一方面幫中國應了急，另一方面則無意中讓胡衛東此前一直擔心的某個隱憂意外地提前解決了，這個問題還要從工業化本身說起作為一個穿越者兼軍工專家，可以說當今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像胡衛東這樣深知一個農業國想要實現工業化是多么地不易。首先要解決的一個難題是機器設備，沒有數量足夠而且門類齊全（小國不必要）的機器設備，工業化就無從談起，而對于農業國來說，想要快速實現工業化而不被先進國家越拉越遠，就不能只是自己悶頭發展，而必須從國外大量引進技術和設備，如果運氣好有外國援助，那么這個問題解決起來自然就相對簡單了許多，事實上歷史上后進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幾乎都或多或少地受過外國援助或者變相援助，比如明治維新后獲得了英國援助的日本和戰后獲得了美國援助的韓國，而蘇聯則利用了1929年經濟危機、還與一戰后被非軍事化了的德國進行秘密合作，至于歷史上的新中國，雖然蘇援的設備都得自己花錢購買，而且開價偏高，但光是門類齊全這一點，就應該承認這是“援助”而非通常的國外采購。相比之下，這個時空的中國無疑已經更加圓滿地解決了這一難題不過，光是有了機器設備，是無法完成工業化的，因為機器還需要有合格的工人來cao作，那些沒什么技術含量的工作崗位還好，但對于制造業來說，終究還是有很多崗位需要掌握了足夠專業技能的工人（。）

第三百九十四章四道難關（三）

工人、或者說技術工人這一關其實往比機器設備那一關更加難過。當然，如果像蘇聯那樣本就有著一定的工業基礎（光靠工人階級就能奪取政權就足以說明問題），那么只需要引進一些中高端的人才就行，難度自然大大降低。而如果耐得住寂寞、并且外部環境也允許和平發展，穩扎穩打不急于求成，那么普通技工的需求量只會逐步增加，完全來得及慢慢培養。

但是，中國工業基礎薄弱，舉國上下又無不渴望民族復興，難免有些急功近利，因此這一難關就愈發難以逾越，歷史上新中國雖然創造性地發明了“技工速成”等討巧的辦法，成功地快速實現了初級工業化，但是卻也因此，使得工業化的第三道難關變得更加難以逾越…

利用計劃經濟體制便于集中國家力量的優勢搞大工程、大項目，進而帶動整體工業的發展與進步，固然是后進國家加速工業化的法寶，但是因此強行“催生”出的眾多城市人口，卻會在二十年、甚至更短的時間之后導致工業勞動力供大于求。

就拿歷史上的新中國來說，1957年的工人總數相比1952年幾乎翻了一番，當時并沒有計劃生育政策，這五六百萬新增城市人口又幾乎都是適婚年齡，同時還普遍沒有改變在農業社會高生育率的傳統（其實原有的城市居民情況也不會好上多少，在優生優育觀念形成之前，不靠強制規定，生育率是降不下來的。），一戶人家生五六個小孩是十分尋常的事，因此可以想象，當二十年之后這些小孩成年的時候。即便其間沒有一個農民進城，中國的城市人口也會至少暴增數倍，而勞動適齡人口的增幅只會更大。要知道這些青年人的父母此時還沒到退休的年齡?！?/br>
這也就意味著二十年后中國需要有相當于1957年幾倍數量的城市工作崗位，再考慮到科技進步會提高勞動生產率（即相對減少了對于工人的需要量），只怕這二十年間中國的工業規模需要擴大10倍才勉強能夠滿足城市青年就業的需要?？墒窃谝呀洓]有了建國初期大規模蘇援的二十年里要讓工業規模再增加十倍（而且還是至少十倍）哪兒有那么容易？事實上早在1960年代后期中國政就已經開始為城市青年的就業問題而頭痛不已，“上山下鄉”的號召固然有著政治方面的考慮。實際上也是為了緩解城市巨大的就業壓力，但這終究是治標不治本，而且代價極大。

為了避免城市人口大量失業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事實上還是沒能避免。所以后來才有了“嚴打”。），新中國政被迫以戶口限制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這就導致城鄉差距拉大、“城里人”與“鄉下人”的劃分也趨于固化而增大了城鄉居民之間的矛盾，同時當時的政還不得不容忍企事業單位人浮于事，以犧牲勞動生產率為代價避免太多的青年因為沒有工作而尋釁滋事。但即使付出了這么多代價，就業問題依然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后來是直到改革開放引進了外資。并借此打開了國際市場，才最終將這個問題基本解決（注1）。因此80年代不惜一切代價地大量引進外資雖然沒能像預期的那樣“以市場換技術”（注2），但僅就解決了城市青年就業難題這一點，這一決策的正確性便不容否定。

類似的問題在其他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現過，但卻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中國這樣嚴重。除了當時中國人超高的生育率之外，為新中國迅速完成初級工業化立下奇功的“技工速成法”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正是因為有了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