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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外：C1

    我和岑璐是在老爸合作伙伴的酒會上認識的。

    標準職業短發，美艷隱于端莊的長相，一眼見了不易忘，聰明人的眼睛某種意義上的尤物。

    第一面，我叫她岑姨。

    她笑，舉起酒杯稍朝我點頭，年輕的臉蛋微妙地展現出某種大度。

    之后我立即問人，原來他們都直接叫岑璐或她的英文名Iris.

    從半工作半讀地拿到杜克的MBA，到跟爸爸做生意的第三年，我的工作能力已經得到高層的認可。接下來更忙，我出差常常往返于于東歐、大陸和公司所在地。

    這時候我已經清楚，岑璐是需要去結交的那類。

    香港沒有太重的圈子文化和規矩，加上我尚還討長輩喜，第一次以我爸的見習助理的頭銜去尼日尼亞談貨前，我以下午茶會的理由同她聊天，請教做事方法。

    談話里我了解到，一樣的工作，換了我了解到的她的同行，也許已經丟去性命。

    而就是這樣的人，書本知識還遠遠不及我。這一度讓以學歷作為自我介紹時第一句話的我感到失調、可笑。

    像岑璐這樣的人，我們一般稱為顧問：有些人為一個老板做事，有一些為一家公司，或者自己開公司提供服務。但都是為人做事。

    他們拿著遠高公司體制內的薪水，拿年終獎，生意談成后還有鑲鉆首飾、限量金表或金條。

    每一個都拎得清，有自己的行事風格，還是拿了好處就不會吐出來的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公司提出員工認股期權制[1]，就是為了綁住這群人。

    不過我想，在鄧南巡[2]之前，他們能夠一直活躍在金融、房地產等地，是因為那些中外資合作的公司、那些股權結構都理不清的公司，需要這樣的人。

    資本主義也需要這樣的人。他們是紅細胞的血紅素，為血管輸送氧氣。

    岑璐很容易引人注目，她有自己比同行更為清晰的個人立場：她不摻和生意，不合伙，也不入股老板們的生意。干凈地入場做顧問，再干凈地離場。

    在我那個年代，在香港，當一個女人相貌和能力出眾，并得知出身并不好時，所有人都會好奇她的婚戀狀況。

    對一位在才能、行事上都有敬意的人，持以惡意的揣測并不是我干得出來的事。

    但當你們有一個并不忠于婚姻的父親，并且你花了數年時間才從你那不成氣候的弟弟手里獲得了家族企業大部分股權，你會發現你自己，已然和你那防小三如防蒼蠅的母親一樣變得神經質、敏感。

    【info】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香港部分公司從美國學來認股期權。實際情況下，該制度在上市公司才有意義。

    南巡：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