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誒，那這么想想，好像確實有可以cao作的地方？

    越想，他的眼睛就越明亮幾l分。于是酒也不喝了，他隨手撥開有些混亂的桌面，抓出一張宣紙和方便速記的炭筆來，目光炯炯精神奕奕看向天幕。

    來吧！后世人！多給他爆些猛料！讓他寫出一本足夠暢銷養家的小說出來吧！

    —

    陸西星：阿嚏——！

    總感覺自己好像在不知不覺之中，莫名其妙失去了什么寶貴的東西……？

    【商周革命，我們首先要談一談周的起源。

    這個問題學術上的爭議很大，重點在于采用了姜姓，這個從字形本意來看，指的就是羌人之女的最初族姓的周人，可能來源于羌人族群分布密集的關中地區的周人，他們到底是不是真的來源于羌人

    而與此同時，這個羌人，和被商朝同樣蔑稱為羌人的夏人又是什么關系？夏周難道真的是同源的嗎？畢竟只有商朝的政治文化可以說與二者截然不同，鮮明展現了自己征服者的色彩。

    ——我們在這里不展開說很多，因為沒有證據，沒辦法互相說服。我們只指出一個最能得到共識觀點：

    周和商不是一伙人，或者說，商人從沒把周人當做自己人過?！?/br>
    孔·魯人·先祖出自宋國國君一脈·商人后裔·周公激推·丘：……

    有種微妙的尷尬感，就好像自己的身份，突然表達自己對西周的好感和對周公本人的景仰都不那么合適了呢？

    但那當然是錯覺?？鬃訐u了搖頭，把這個突然生出的念頭拋之腦后，關注回前面后世人提出的一系列問題。

    “我原本還以為三代都是一脈相承，誰知道連夏周同源，后世人都抱有懷疑態度呢？”

    商更是被明確表示，絕對不和剩下倆一個祖先——這種多元觀念，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們尚且可以接受，更往后，已然習慣了一家一姓朝代更迭，但主體都是漢人的文人，才是三觀崩裂的。

    尤其是宋明兩個朝代的文人，很難不幻視一些遼金西夏元的影子——不少人痛苦抱頭。

    自然有人試圖掙脫出這樣的局面：“周天子的族姓不是姬姓嗎？！姜是太公的姓??！后世人這是學藝不精吧！”

    “——因為周人始祖后稷的母親名喚姜嫄??！”有熟讀《詩經》的人嘗試阻止他繼續丟臉下去。

    “姓氏隨父??？”第一個人倒是理直氣壯，甚至嗤笑蔑視：“只能說后稷其父納了一位夷狄女性吧?！?/br>
    然后他就被周圍所有的飽學之士聯合嘲笑，譏諷的目光讓他整張臉都漲得通紅。

    “姓隨母，氏隨父。周族最初的族姓，不隨后稷的母親還能隨誰呢？更何況后稷沒有父親??！”

    要是后世人在此，指不定得翻個大白眼：你當母系社會誰在乎生身父親是誰吶？

    光是《詩經》里頭對姜嫄因為未婚生子的恐懼，就可以看出來經過一輪后來成為男性社會的周人的改寫了。

    后稷之所以叫棄，和他是私生子估計沒多大關系——它不吝于用調侃的話語開個地獄笑話：因為他是個兒子不是姑娘，所以才被拋棄名叫棄，這樣還差不多吧？

    【因為商王冊封周的時候，給它的稱呼是周“伯”，而非周“侯”。

    西周以降，以周天子為代表的周人，對于這兩個稱呼是逐漸混用的。尤其是前者，更多會被他們用以和“叔”形成年齡上的對比，逐漸成為一種對特定年長強大諸侯的稱謂。

    周天子會稱呼他們同姓的諸侯為伯父、叔父，稱異姓諸侯為他們的伯舅、叔舅，利用這樣血緣親戚的關系稱謂，將整個諸侯體系納入進他們的宗法制中，試圖維系“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愿景。

    而我們講春秋時候，齊桓公開啟了他那“尊王攘夷”的舉措，用的名詞是齊桓霸業——但“霸”這個字，本意其實只是月相的含義，在霸業這個詞中最初出現的時候，我們實際上討論的是“伯”。因為武王稱王兩年后便去世，繼位的成王年齡尚幼無法主政，于是在當時形成了以周公召公為主的伯長制。在這種伯長制中，哪怕后人為了周公的美譽，一直堅稱他只是輔政的臣子，周旦依舊事實上承擔起了周王的職責。

    在周頌，也就是成王親政之前。他將負責處理一切的事務，擁有王的全部權力，使用王的全套禮儀，乃至于臣僚們也都可以稱呼他為王?！?/br>
    王莽眼前一亮。

    風度翩翩、謙遜有禮的“新時代周公”，在聽到后世人這番話的時候，只感覺自己全然要飄飄欲仙了。

    周公當初能夠事實上坐上了周王的王位——他為何就不能代漢天子執政呢！

    他難道不就是漢天子的周公嗎？

    心頭一陣火熱，但王莽的臉上還是一派溫和內斂的神色。

    他只回首，和劉向對上了一個目光。后者心領神會，頓悟了他想要自己做些什么事情。

    對于一個正重新編纂古史系統，掌握了全國學術文化話語權的人來說，通過輿論攻勢為一位篡位者造勢，實在是太過輕松。

    于是他欣然點頭：是，周公做得，王公為何做不得呢？

    ——周旦聽了恐怕恨不得眼前一黑，拉著親哥侄子一起去找你們算賬吧。

    【正是因為這樣特殊的國家記憶，在春秋時期，周天子的權威還沒完全淪喪的時候，齊桓公才會選擇這樣一條特殊的“伯業”之路。畢竟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那毫無疑問是一條最輕松，收獲的抵抗力度最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