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打算沿著長城外側，去察哈爾一趟，和那些個漠中蒙古諸部會一會，侯服可愿為朕扈從？”

    “臣萬死不辭！”

    張名振只覺得心中激蕩萬分，頓生豪氣干云，便是此刻赴湯蹈火，也是值了。

    “那朕這七尺之軀，可就全權寄托于侯服了?！?/br>
    朱由榔笑著讓張名振重新入座，而后轉頭對下方還戰戰兢兢跪著的一眾蒙古頭領們道

    “諸位頭領，可愿與朕同往??？”

    “此乃微臣等大幸，豈敢不從！”

    一眾人自然是再無言語

    得到自己預想的結果之后，朱由榔倒也不再為難人家五十多歲的老同志了，重新揮手讓所有人入席，酒宴繼續進行。

    席中，還頗為親厚的詢問了昆克勿和幾位其他頭領的子嗣狀況，聽聞昆克勿兒子已經三十幾了，不大可能再入學讀書，朱由榔也不為難，而是大手一揮，讓對方入御前司，培訓后以軍官在御前供職，并親自賜了個漢名喚作“梁忠興”（喀喇沁本姓烏梁海氏），效昔日漢唐舊例。

    其他部落，如果嫡嗣過了入學年紀的，也效此例。

    當然，在敲打的同時，朱由榔倒也不算虧待這些人，不僅承認了喀喇沁等部吞并了科爾沁左翼的事實，而且還給了昆克勿一個“安北都督府右路招討使”的從三品職銜，不算虧待了。

    一番推杯換盞，賓主盡歡，當然，至少朱由榔這個主是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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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方略定下來，但具體事務還需要規劃。

    關于安北都督府的設置，事前朱由榔已經和諸位宰輔通過氣，也書信詢問過樞密使李過，以及李定國的意見。

    大家都是贊同的，畢竟草原問題，向來是中原王朝一塊最大的心病。

    能設置一個專門“御敵于國門之外”的軍事外交機構，是必要的。

    在過去，洪武、永樂，大明興盛之時，也多有過類似的嘗試，當年遺留的奴兒干都司就是個例子。

    李過甚至還認為，安北都督府的級別不夠高，畢竟雖然現在連漠南都不能完全輻射，只能管得了十幾個表明態度的部落而已，且人心各異，但隨著時間發展，以后其所轄范圍肯定越來越大，說不得還要包括漠北乃至于更北的北?！柏惣訝柡钡鹊?。

    如此大的職轄范圍，只以和各路野戰軍以及各省都司相等的都督一級，未免不夠看，他建議可以直接恢復唐時大都護府舊制，設置一個高于都督，僅在樞密使、大都督同知之下，與大都督府僉事相等的大都護來統轄。

    這樣一來，不僅位當其權，而且也能健全明軍的將帥晉升機制。

    李過的考慮非常深遠，隨著北伐結束，朝廷整頓各地防務，很快，過去屈指可數的都督，會迅速擴編，各個要害邊防省份，都會有都督一級坐鎮都司。

    那么軍中指揮體系，從都督到最高的樞密使-大都督府同知-兵部尚書三元最高品階之間，缺少一個資歷品階，作為轉圜。

    比如有了大都護這一職務后，天子就可以定期將朝中的樞密使、大都督同知與外面督軍的大都護輪換，從而避免朝中主帥久不統兵，或是外部邊帥久不入朝的尷尬。

    毫無疑問，這才是老成謀國之思，朱由榔也深以為然。

    國家的統治模式不應當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得因地制宜。

    對于那種距離中樞過于遙遠，必須要放權，但又有所顧慮的方面之任，多一些制度上的考量，是完全正確的。

    事實上，當年唐時大都護地位極高，僅次于三公，與作為宰執的尚書仆射同階，也有類似考慮。

    而事實證明，這些距離大唐核心萬里之遙的邊帥、邊軍，居然比帝國內部的軍事力量，更為可靠和忠誠。

    而且雖然李過沒說，但朱由榔已經能想到，這一模式，日后也可以在未來大明可能拓展的外圍疆域以及勢力范圍，比如西域、東南亞等地設置推廣。

    不過飯還是要一口一口的吃，眼下明軍還不他可能在北面投入太多力量，朱由榔讓張名振留在北面，更多的是利用明軍得勝席卷而來的威壓之態，先暫時鎮住這些蠢蠢欲動的蒙古諸部。

    等未來養精蓄銳，騰出手來，自有其他計較。

    此時貿然設立一個安北大都護，首先是張名振本人威望不足，驟然升到如此高位，容易引起軍中非議。而不用張名振，便也只能以李定國、李過二人而已。

    但朱由榔暫時還有不少任務要交給這二位，完成戰后必要的防務改革，而且突然調走其中一人，也意味著要空出來一個關鍵位置，同樣不合適。

    且也容易打草驚蛇，讓漠北諸部有所驚懼防備。

    還不如先把“大都護”這個胡蘿卜高高懸起，讓那些個剛剛志得意滿的都督們，有點理想追求。

    等日后北面草原大局用兵之時，再行考量不遲。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后面精彩內容！事后，朱由榔又在沈陽待了幾天后，再由張名振領軍開路，數萬人浩浩蕩蕩，沿著長城外側，往西面而去，卻并非準備入關回北京，而是一路朝著察哈爾腹地。

    后軍五個師，近六萬驍勇，加上后軍、左軍全部騎兵，兩萬余騎，旌旗昭昭，一望無際。

    等大軍行到宣府、大同，還有文安之那邊的光復騎軍精銳過來扈從，令漠南諸部蒙古，驚怖敬畏莫名。

    這一路上，朱由榔倒也不急，也不讓下面急行軍，而是慢悠悠的沿著長城外圍邊塞，走走停停，不時還接見一下軍中將校，和沿途蒙古部落頭領。

    同時，關于這些日子，軍中諸多將帥，都緊張興奮之余，翹首以盼的防務整頓方略，也逐漸從行在傳出，而后經由北京的中樞轉為正式旨意后，下達出去。

    諸地都司，以陜西、山西、北直、遼寧、云南這五個地方最為緊要，諸多軍中將帥，亦是紛紛自薦，奏章都快堆滿朱由榔的書案了。

    朝中也私下將陜、晉、冀、遼這四地北面的要害位置職位，稱為“四鎮”。

    當然，最要害，也最容易建功立業的，還是得算張名振的安北都督府，但那不是已經被陛下定了嘛。

    原因很簡單，因為明眼人都知道，這五個地方，以后肯定有仗大，而且是大仗。

    作為軍人，還有什么是比戰場之上建功立業更吸引人的？

    而中樞傳出來的旨意，也還算兼顧軍中各個派系

    陜西都督艾能奇，北直都督馮雙禮，都還在大家的意料之內，這二位，都是左軍一系中，僅次于老大李定國，和都督劉文秀的存在，干了快八年總兵的白文選，也終于升到了遼寧經略副使位置上，雖然還是比都督低一級，但經略使王夫之是個文官，具體領兵軍事的事情，事實上是由白文選負責的。

    而頗為關鍵的山西都督，則是由前軍的資歷老將郝搖旗擔任。

    至于原本頗受眾人期待，作為當年天子的元從老將，認為會出任四鎮之一的胡一青，居然意外被安置在云南都督的位置上，算是出乎意料了。

    不過，雖然大體的人事安排已經有了著落，但具體編制上，還都是個空架子，各地都督府所轄多少人手、編制，有多少財政預算，都還需要樞密院和宰輔一起慢慢交代核算。

    不過這次扈從朱由榔的安北軍，算是最早敲定編制的。

    張名振麾下，先是有三個騎師、三個步師的直轄編制，另外還能領東、西、南、北四路招討使，這些招討使主要是用來招撫和轄制蒙古番兵，作為“仆從軍”，類似于昔日東漢的“護匈奴中郎將”、“護烏桓中郎將”。

    既可以由漢官擔任，也能用歸化較為忠誠的蒙古部落頭領擔任。

    當然，此時還沒有具體分割，故而張名振還是領著光復后軍編制來扈從朱由榔出巡，待事了之后，會有具體分別。

    至于余下的光復前、后、左、右、中五路野戰軍，則是作為朝廷直屬機動力量保留下來。

    只是戰事結束后，不可能繼續保持五十多萬人的編制，縮編精簡，將多余人手分配給各地都督府，卻是可以預見的事情了。

    第7章 千秋之計

    在這一眾基本敲定的決策當中，明軍未來的制度架構被基本敲定下來。

    整個決策過程稱不上朱由榔一個人獨斷專行，但在征詢意見的過程中，都只是直接寫信向北京的宰輔以及軍中將帥，單獨問對。

    按照朱由榔在肇慶時期就建立起的某種“潛規則”，軍中那二三十個主要將領，和朝中尚書以上的部門領導們，和朱由榔本人之間，都是有著在朝廷旨意文書之外，只由中書科接手的私人信函。

    這就是所謂“威望”帶來的特殊權利了。

    有句話說得好，“明君是革命的最大障礙”。

    這些私人信函看似不具有任何政治效益，但對于一個君主制國家，君主又在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取得了超然的權威，那么他說的每一句話，哪怕沒有什么宰輔簽章，哪怕沒有蓋上國璽，哪怕只是幾張草紙上的只言片語，本身都能擁有至高無上的驅動力。

    這也正如南京城那些在理學體系開始逐漸解體后，新興的各流派學社中，所公認的那樣。

    黃宗羲就極為一針見血的指出

    當今天子所作所為，不是在限制自己的權力，而是在限制后人的權力，不是在為現在做準備，而是在為身后事做準備。

    事實上，朱由榔本人，通過這種取巧的方式，直接繞過與宰輔的討論，來敲定防務改革事宜，倒不是說他害怕朝中大臣給自己出難題，或是認為對方會阻礙自己。

    而是在逃避一些更為本質的沖突，以及延緩某些正在暗流涌動的政潮發生，算是在轉移注意力了。

    朱由榔這人沒啥太大本事，但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接受了十幾年的教科書體系粗糙灌輸的政治教育。

    用他所了解的話來說，那便是，在北伐完成之前，對于自己麾下的整個政權而言，乃是民族矛盾大于階級矛盾，所以順軍、西軍，江南士紳，鄭氏?？?，兩廣官吏，等等八竿子打不著的利益集團，才能有限的結合在一起。

    而現在外部戰爭的結束，并不能完全磨平內部的溝壑，許許多多曾經掩蓋在民族矛盾之下的利益沖突，正在集中涌現。

    關于如何應對和處理這些事情，他自己也沒有太大頭緒。

    比如，首都問題。

    看似只是關于南京、北京之爭，其實背后遠不止如此。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便是，南京或者說應天府本地士民，大都傾向于定都南京，但其他江南地區的士紳，卻又反而傾向于還都北京。

    因為定都北京還是南京，根本不是問題的本質，問題的關鍵在于，是“還都”，還是“定都”。

    再深入的說，過去，為了抗清，為了挽救危局，天子和當局所作的絕大部分決策，大家還是能報以某種容忍的。

    但之后呢？過去那些“臥薪嘗膽”還作數嗎？

    比如，士紳一體納糧，過去可以說是為了籌措軍餉，為了推動北伐，那現在又該如何？

    政治上的問題，不是不同意就作數的，就算朱由榔再強硬，難道就能制止許多事情了嗎？收稅要派出官吏，而這個時代，絕大多數官吏，又是什么出身呢？當然，大可以用高壓政治，用鐵腕去鎮壓，但你又讓誰去做這些事情？不可能以后不收稅了吧？

    哪怕是最忠誠的軍隊，自己同樣也有利益考量，這些軍中將帥，真如李定國那種有些“武穆遺風”的，又有幾人，對于更多的“北伐功臣”、“中興功臣”而言，他們出生入死，難道不就是理所應當要獲取政治特權，就應當高人一等嗎。

    中書科之前就有所統計，早在東征勝利以后，中軍都督趙印選，先后在南直、廣東，購地過萬畝。

    且不言錢是哪來的，軍中一些陋習，朱由榔也有耳聞，但這些事情，難道就只有趙印選一人嗎？這些，于北伐當中，完成了階級躍遷的功臣們，又心甘情愿納稅貢賦了？

    當年朱元璋清肅官員，自然有極大的政治考量，但那些個淮西功臣們又哪里是冰清玉潔？

    早在東征結束后，朱由榔就已經敏銳地察覺到

    自己麾下這個看似無比忠誠的班子，事實上在迅速和既得利益集團媾和，迅速完成自身的“蛻化”。

    可自己又能如何呢？怪他們做得不對？幾千年來，歷朝歷代難道不都是如此嗎！

    都說漢光武如何如何中興，可誰又知道，光武帝臨死之時，卻只能嘆息“朕無益百姓”。

    自己能說什么，告訴他們，這樣是不對的，否則早晚有一天，還會被另一個李自成、張獻忠推翻？

    從光烈七年秋，到光烈八年春，一直到留在北方，朱由榔看了許多，也想了許多。

    只覺得，自己眼前，明明是大好局勢，再也沒有什么危在旦夕的生死脅迫，卻反而步步維艱……

    仿佛一個雜技演員般，手持平衡木，走在細細的鋼絲繩上

    他可以選擇看不見，選擇“什么都不知道”，假裝忘記那滾滾而來的歷史潮流，忘記自己曾經所接受的教育、價值觀，忘記為了讓自己能夠活著站在這里，堯山、軍山湖那些血流成河的犧牲。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后面精彩內容！做一個真正的“光武帝”，做一個“時代局限性”下的封建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