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這種大規模的搶掠、屠殺行為，不僅是對軍隊聲譽的傷害，也會對軍隊紀律造成極大損害。

    畢竟軍紀這種東西，只可緊，不可松，若是明軍親自下場來干這種事情，掉份不說，也會對軍隊風氣造成不良影響。

    畢竟軍人作為暴力機關的成員，一旦放縱，很容易導致變質，乃至于兵痞化。

    既然如此，還不如用這些蒙古部落，當“白手套”，明軍只需要穩居幕后，在將來某個恰當的時候，以一個光明偉岸的形象，收拾殘局就行了。

    而且對于斬草除根這件事，人家怕是比明軍更熟悉。

    就在剛剛拿下的科爾沁左翼后旗里，統共約四千帳人口，十五歲以上男丁基本上都死絕了，婦女則被各個部落瓜分，剩下的牛羊、糧食，更是一毛不留。

    不過這些部落倒也識相，不敢把冒襄晾在一邊，因為就在他們剛進入科爾沁草原的時候，南面就傳來消息，明軍已經開始兩路合圍盛京了……

    原來，東路軍北上山東后，迅速占領了膠東半島，隨后明軍就發現，有了膠東半島這個跳板后，再向遼東輸送兵力就容易得多了。

    膠東半島最北端距離遼東半島之間的渤海海峽，不過一兩百里而已，坐海船幾日功夫，其間還有無數島嶼可以停泊，實在方便。

    于是乎，朱由榔干脆讓東路軍調兩個營，渡過渤海海峽，加強遼東。

    就在數日前，兩個營的六千左軍將士，在遼東灣登陸，成為鄭成功進逼盛京的生力軍。

    第77章 北方問題

    太行山脈東側，北直隸境內

    明代的長城，不僅僅只是沿著九邊，關內，同樣有長城，也被稱為“內長城”。

    即所謂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這些名聲顯赫的長城關隘，均居于內長城，大概在今天的河北與山西分界線周邊，在遷都北京以后，起到拱衛京畿的作用。

    而這對于活躍于太行山脈周邊的抗清勢力，就顯得有一點麻煩。

    清軍可以憑借關內長城隔斷北直和山西之間明軍的聯系。

    王愬自當初遁入北直，又一把火燒了天津的神器局衙門后，便轉入太行山地區，聯系周邊抗清勢力，在錦衣衛的幫助下，于北直腹地打起了游擊。

    隨著各個戰場的進程發展，北直作為滿清腹地，兵力卻已經基本被抽調一空，當王愬帶著幾百號精銳在真定府橫沖直撞時，多爾袞甚至在關內找不到人馬前去平亂，不得不求助于關外的察哈爾諸部和科爾沁。

    直隸在北方諸省中，算是在明末亂世里破壞得稍小一些的地盤了，起碼要比河南、陜西的情況要好得多。

    從結果上來看，就是對于清廷而言，近在咫尺的地盤，其實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好統治。

    在歷代亂世中，當朝廷政權陷入崩潰，地方便會逐漸轉入自治狀態，這種自治倒不是說非得以割據為目的，大多數往往只是地方豪強、宗族為圖生存安定，抱團取暖而已。

    于是乎，原本為朝廷所警惕，只是擺在臺面下的各種準武裝力量，便會登上舞臺。

    反映到太行山沿側，大量的地主武裝、流民武裝，存在于官府統治的縫隙間，太行山正如同過去幾千年那樣，為他們提供落腳之地。

    故而，王愬一行剛到真定府之時，手中不過數百騎兵而已，倒是馬匹有多的，往往是一人三馬。

    在當地錦衣衛的幫助下，不過一兩月間，就迅速和多股民間抗清武裝搭上了關系。

    事實上，這些民間武裝是很樂意被明軍收編的。

    這一方面是南面明軍戰事節節勝利的緣故，再加上畢竟三百年余威尚在，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對于這些民間武裝而言，明軍，那就是“官軍”，在這個數千年的官本位社會，既然能趁機混一個官身，為啥要一輩子留在山窩里打轉？畢竟，如果清廷愿意接納他們，他們就不會叫“民間武裝”了。

    另一方面，王愬他們并非是免費讓人打工，在這個餓不死都是幸福的年代，別說軍餉了，誰能解決吃飯問題，誰就是“王者之師”。

    光烈五年以后，清廷改變了原先三年的寬松財稅政策，為了填補前線失血，加大了對北方各省經濟的盤剝力度，大量原本才剛剛安穩下來的自耕農，再次破產，變成流民。

    這也是朱由榔必要時刻可以從海貿、商稅上想辦法，乃至于加稅，卻唯獨不敢在農稅上下手。

    不僅是稅收不敢加，哪怕是一些看起來“惠農”的政策，能不作出變動就盡量不要變動。

    這個時代的農民，實在是太脆弱了，一分一毫的變動，就會導致大面積破產，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一個反面例子。

    而對于王愬等人而言，原先擔心人力單薄的問題根本不存在。

    當他們趁著察哈爾、科爾沁騎兵還未南下之際，襲擊攻破真定府曲陽、阜平二線，只是把旗號打出來，數日間，竟收攏達三千余眾。

    但這些人有老有少，參差不齊，大多都只是流民而已，若真是遇到八旗勁旅，怕是連一合之力都沒有。

    可問題是，現在北直有八旗嗎？除非多爾袞不守北京了。

    至于那些分散各地的綠營散勇，在人數優勢的情況下，恐怕還真不比這些流民強多少。

    王愬一開始是對這些流民不太感冒的，但錦衣衛希望他能裹挾更多的流民，越多越好。

    王愬也逐漸反應過來。

    自己這幾百人，若是對方干脆把自己放在一邊，干脆不理，其實也不能破壞什么。

    但如果能盡量裹挾丁口，其他不言，起碼清廷的財稅、糧草、丁壯征發，會被自己極大破壞！

    想清楚以后，王愬干脆就在太行山沿線，學起了農民軍早期的套路。

    攻打府縣，開倉放糧，裹挾人口，再攻打更大、更多的府縣。

    再加上榆園軍的策應和影響，數月間，北直抗清義軍沿著太行山脈，在保定、真定、順德、廣平各府風起云涌。

    除卻府城以外，其余縣城、衛城，義軍基本上都是來往自由。

    察哈爾、科爾沁入關以后，一度倒也憑借戰力優勢，將這些義軍打壓不少，但很快，隨著規模擴大，已經杯水車薪。

    尤其王愬那幾百騎兵的存在，仿佛是一大團棉花里面，藏著一小塊鋒利的刀片，尤其讓清兵吃了不少虧。

    每當他們對上一般的流民武裝，高歌猛進之際，這支藏起來的騎兵便會忽然從其側背突襲，咬下一塊rou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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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小章還未完，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后面精彩內容！“所以說，現在最大的問題，還不是戰事？”

    朱由榔皺眉看著手中南京方面急遞過來的內閣奏章，以及兩份內閣簽發的公文。

    文中，瞿式耜提到了三件事情。

    其一，是北方政權重建。

    北方諸省，這番戰勝之后，瞬時間就要多出幾十個府，數百個縣，需要大量的得力官吏人手。

    但官員選用又存在一個巨大的問題。

    那就是光烈朝畢竟是依托于南方建立的政權，朝中官員，均以南居多，尤其是兩廣，如此一來，恐難平衡，容易為日后黨爭埋下隱患。

    這話，也就是瞿式耜這種從龍元老敢說了，其余人，無論支持哪一方，都容易招人記恨。

    其二，便是北方的流民問題。

    只是已經從清軍手中完全光復的淮北、襄樊地區，流民問題就不下數十萬。

    可以想象，在完全拿下山東、河南、北直、山西各省以后，明廷所要面對的問題更加深重。

    這幾乎是一個無底洞，要吞沒不知多少糧食、銀錢。

    故而，內閣加大了今年夏收糧食的收購，財部增派三百五十萬元預算。

    但在這個決議在七科（六部增設了財部，六科自然也要增設財科）那邊，遇到了釘子。

    財科認為光烈七年，內閣批復的財政支出實在太多，有赤字風險。

    僅軍費一項，先后已經不下兩千萬，畢竟是戰時，這倒是能理解。

    但正因為如此，其他方面就該緩一緩，糧食問題完全可以等到秋收，或者光烈八年再進行。

    內閣商議后，又提出這筆錢可以使用銀行發行國債，同樣被批駁。

    自光烈三年以來，國債發行已經超過八百萬，自明年起，連本帶息，財政每年至少就要還一百七十萬，再發行，一方面是在挑戰市場對于朝廷的信任，另一方面，同樣會導致明年財政出問題，這是典型的“寅吃卯糧”。

    重組內閣以后，明廷政府的官方文件事實上有兩種，一個是皇帝親發的圣旨，一個是內閣簽發的公文，被稱為“公帖”或者“閣帖”。

    無論是哪一種，按照制度，都必須由七科給事中審議。

    當然，這些制度基本上都是給“后來人”設立的，對于朱由榔這種皇帝而言，他活著一天，說什么就是什么。

    故而光烈朝的圣旨下發中，所謂“審議封駁”完全就是走流程，朱由榔隨身攜帶一個給事中，唯一任務就是蓋章。

    反倒是對于權力空前擴大的內閣而言，這樣的制度更加具有實際意義。

    至少從光烈三年以來，內閣被七科封駁的公帖，已經不下二十封了。

    朝中有人建議提高七科給事中的品階（給事中只是七品官），畢竟這些家伙的權力，事實上已經不比朝中二三品大員低了。

    但朱由榔還是堅持了當年朱元璋的設計，要說老朱其人在政治智慧上，還是頗有一番見解的，六科存在的本質就是“以小制大”，過去唐宋的門下省，長官也是宰相，反而很難取到監督作用。而七科給事中，不過七品，且都是剛入仕的年輕人，任期兩三年而已，由于來不及和朝中大員們建立什么“關系”，就會被調離升遷。

    而且他們都屬于“言官”行列，審議監督是其政績來源，反而能真正取到鉗制相權的作用。

    不得不說，雙方說得都很有道理，但朱由榔更好奇的是，七科那幫子言官，什么時候這么有戰斗力了？

    在此之前，從肇慶時期，光烈二年，因為章曠和塔天寶的問題，朱由榔把朝中一批嘴炮文官給清理了出去，都察院和七科給事中就從此消停，幾年間仿佛毫無存在感一般。

    為此，朱由榔專門向中書科隨行官員詢問了一下情況。

    錦衣衛對外，中書科對內，作為天子親屬的內部情治機關，中書科雖然沒有什么抓人、砍人的特殊權利，但卻有提天子探查國內政局的任務。

    第78章 衍圣公

    “于成龍？我怎么沒聽說過這個人？”

    朱由榔對著身前的中書舍人謝穎問道

    其實他當然聽說過于成龍，但那是后世，而且在他的印象中，這人不是康熙朝的名臣么？按道理，這時候怕還是十幾歲的小孩才是，所以一直也沒當回事。

    其實是他自己孤陋寡聞而已，歷史上，于成龍出仕的時候，都已經四十五歲。

    此時，其人也已經三十有六，稱不上“年輕俊杰”了。

    謝穎從光烈二年以來，在朱由榔身邊當了五年多的近臣，或者說秘書，其他本事不提，起碼這記憶力是大大鍛煉出來了。

    畢竟給領導當秘書，最重要的本事，就是領導提到啥，你就得想到啥。

    這滿朝上下，大大小小幾百號主要官員，以及各地行政、軍事主管，一般朝中大員乃至于宰相們都是一頭霧水，但謝穎卻是如數家珍。

    故而朱由榔無論走到哪，都一定會帶上他。

    “入仕不久，乃是光烈六年的進士?！?/br>
    謝穎毫無遲疑，直接答道

    “這才入仕一年多吧？怎么就提到給事中這種位置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