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卻從另外一個角度談了間諜的價值。

    如果你想監視這些團體的話，應當使用間諜，我后來私下對漢利說，如果你把所有技術經費都用于對付他們的話，將來就會遇到很多的問題。對郵局終究不能像對自己人那樣信任，郵局是肯定會出差錯的。

    我對于計算機工作小組的看法也一樣。我很快明白了F 處對計算機小組有興趣主要在于建立廣泛的計算機網絡，主要是同紐卡斯爾全國保險計算機公司的網絡。過去我們總是可以從全國保險記錄中得到材料，只要我們真正需要的話。我們在那里有幾個秘密工作人員，一旦我們需要什么資料，就可以和他們聯系，然而這與他們所要建立一個直接的計算機網絡完全是兩回事。

    我并不是唯一被這些變化攪得心煩意亂的人，在老的反蘇情報官員中還有不少人也對此不安。我們看出，以前的辛勤勞動將在追蹤這些無足輕重的左翼團體中喪失得一干二凈。再者，向計算機時代進軍意味著降低情報人員的價值，以后我們將成為數據處理員了，只要按一下鍵盤，就可以掃掠成千上萬的姓名。

    在最后的幾年中，我愈來愈多地聽到人們感嘆情報工作的樂趣已經消失了。

    漢利卻沒有意識到他將遇到什么樣的困難。說出來會讓人相信的，當我們闖入蘇聯外交人員的住宅時，公眾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但我們在大范圍內搞監視活動，則將引起不堪設想的后果，人們會說我們在搞專制主義。

    D 處的老一輩官員認為工人革命黨、社會主義工人黨和核裁軍運動等團體與該處的宗旨關系不大。誠然，我們應當注意他們的行動，這樣我們也就滿足了，因為他們并不是克格勃的主攻目標?？烁癫闹饕繕巳允乔閳蟛块T和文職部門，而六十年代，工會和工黨也日益成為他們的目標了。

    六十年代以來，軍情五處的檔案里有一大批有關克格勃對工會和工黨進行滲透的材料。這些材料主要來自兩個捷克叛逃分子：弗羅利克和奧古斯特。他們列出一批工黨政治家和工會首領的名字，說他們是東方集團的代理人。他們當中有些人確實被挖了出來，例如議員威爾歐文一案。歐文承認曾在十年當中向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報人員提供了情報，他因此而得到成千上萬的英鎊。然而在一九七0 年起訴時，則因為歐文沒有接觸過機密，而那個捷克叛逃分子又沒有在歐文受審時提供文件證據，因而歐文被無罪釋放。

    湯姆德賴伯格是另一名被捷克叛逃者所提到的議員。我要親自見他，他最后終于承認他財迷心竅，正在為捷克上司提供情報。后來我們又對德賴伯格盤問了一陣，他除了提供了一些有關工黨某些人的桃色新聞外，再沒有提供我們感興趣的事了。

    德賴伯格所提供的情報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把他的公寓借給一位內閣部長，以便這位部長能和他的情人幽會。德賴伯格企圖查明這位部長新歡的身份。一天傍晚，部長離開公寓后，他搜查了房間，發現一封寫給工黨著名女黨員的信。德賴伯格說當時他委實嚇了一跳。后來他向部長談了這件事并提醒他小心，防止他的行為成為社會生活的話柄！德賴伯格肯定把這些事告訴了他的捷克朋友們，他對工黨內部機密的關心不過是做做樣子罷了。

    捷克叛逃者說，另一個為他們工作的議員是約翰斯通豪斯。我們曾對他進行了口頭審訊，當時哈羅德威爾遜也在場，斯通豪斯矢口否認他的罪行，我們只好撤回了對他的起訴。

    這就是形成軍情五處與首相之間曲折關系的前后情況。人們寫了許多關于哈羅德威爾遜和軍情五處之間的關系的書，但其中有些情況不夠準確。我以為哈羅德威爾遜和軍情五處的故事應起始于一九六三年休蓋茨克爾的逝世。蓋茨克爾是威爾遜以前的工黨領袖，我不僅認識而且非常崇敬他。我是在黑河航海俱樂部認識他和他的家人的，我記得在他去世的前一個月，他還告訴我他要去蘇聯。

    蓋茨克爾去世以后，他的醫生同軍情五處聯系要求會見安全局的人。反蘇聯間諜工作負責人阿瑟馬丁去接見了他。醫生向馬丁解釋說他對蓋茨克爾的去世感到不安。他說蓋茨克爾死于一種破壞人體器官的疾病，叫做擴散性狼瘡。他告訴馬丁，這種疾病在溫帶氣候的國家是少見的，而且無法肯定蓋茨克爾最近去過什么可能傳染上這種疾病的地方。

    馬丁建議我到波頓草原，即國防部化學和微生物實驗室去一趟。我去拜訪了化學武器實驗室的負責人拉德爾博士，向他征求意見。他說沒人知道一個人是怎樣患上狼瘡的，有人懷疑狼瘡是由一種真菌引起的，他也不知道患狼瘡的人是怎樣把這種病傳染給別人的。我回來后根據上述情況寫了個報告。

    接著又發生了一件事。戈利金主動交待說，在他最后幾年的間諜生涯中，曾同克格勃的潮濕事件處，即十三處有過交往。這是一個專管暗殺行動的處。他說在他離開前，曾聽說這個處正在計劃暗殺一位歐洲的高級政治家，以便在最高領導位置上安插自己的間諜。他不知道暗殺計劃在哪個國家進行，但卻說十三處的處長是羅丁將軍。羅丁在英國呆了許多年，由于升任十三處處長而調回國，他對英國政界的情況一定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