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肯瓦格是K 處七科的第一任科長。他是一個很合適的人選;一個敏銳的、頭腦冷靜的官員。他善于辭令，一旦他想法形成，總能辯得讓人對他的建議心悅誠服。在十年前他在聽了霍頓妻子的怨訴后為霍頓洗刷嫌疑，因此犯了錯誤而使事業受挫，但是靠了踏實艱苦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我轄屬的莫斯科大使館工作組里的工作，他贏得了重要機會，即這次到K 處七科的使命。他的助手是一位名叫約翰戴的剛強的前海軍軍官。我極力提議，在此以前曾同滲透問題有牽連的人一律不得在K 處七科工作。

    我和鄧肯瓦格會了一次面，把我的保險箱里和流暢有關的所有的材料都移交給他。這些材料包括：我私下調查霍利斯的背景情況的全部記錄；我對朗斯代爾案件的分析；有關中級間諜的某些研究工作的資料。僅僅當他接過這些東西時，我才意識到：在那過去的年月里，這些小小的綠色的帶有號碼鎖的箱子曾經是我的多么沉重的負擔。

    我說：現在都歸你了，謝天謝地！

    開頭幾天，我極少過問K 處七科的事情。鄧肯瓦格和約翰戴兩人也不想讓我站在旁邊，怕這樣會給他們自己的行動自由和聲譽造成損害。我理解他們，我把約翰戴介紹給了布倫特，并且再一次談起為什么一九四五年俄國人允許他離開軍情五處的整個問題。布倫特總覺得這個事情有點奇怪。

    我想如果他們逼迫我的話，也許我會繼續呆下去的，至少再呆一段時間。我熱愛我的工作，敬重蓋伊利德爾和狄克懷特。同時我希望還能再搞我的藝術但是他們并沒有要求我這樣做。

    對于是否有人代替他在軍情五處的位置這個問題，布倫特提不出什么線索，盡管他知道這正是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我給他看了上面有八個匿名的維諾納電文，但他一點也看不出其中的含義。他提供的僅有的零星片斷是他和蓋伊伯吉斯、格雷厄姆米切爾一同出席的在改革俱樂部舉行的一次午餐會。這很顯然是另外的一次碰頭會。但是有關蓋伊是否實際上進行了聯系，布倫特說他不知道。過了一段時間，我聽說約翰戴最后審訊了米切爾。他們很滿意他被證明是清白的。如我一直在猜測的那樣，矛頭又指向了霍利斯。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沒聽到什么消息。 有一天，約翰戴跑來見我。他帶來了K處七科有關高層滲透的第一份報告。報告明確地得出結論說，霍利斯是最大的嫌疑犯，提議立即對他進行調查和審訊。

    過去我一直以為你是捕風捉影。我讀完報告后，約翰戴說，但是我要告訴你，現在我認為你一直是對的。

    這一次再不能躲避了，不管是對我，對瓊斯，或是對那個悄然安居在加爾各特的薩默塞特別墅度過他的退休生活的、穿著黑色衣服打高爾夫球的那位先生，都是如此。

    第二十二章

    在情報工作的生涯中，要是我能取得一個值得驕傲的偉大成就該多好??！如果能解開這個謎該多好??！他一生清白總比遲遲不下結論要好。然而秘密世界卻并非這么簡單，到頭來陰影依然存在，并像過去一樣濃密，把真相遮蓋得嚴嚴實實。

    一九六九年的一天上午，我來到以前被D 處三科用來作辦公室的那間狹小的工作室里。正當A 處二科的技術人員檢查裝在南奧德利街我們安全樓的話筒時，書桌上的耳機響了起來。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又一天的開始，又一次審訊的開始，而對我來說，這卻是十年鬧劇的最后一幕戲。書桌上放著一本像電話簿那么厚的案情摘要， 封面背面印著一個奇怪的詞德拉特。這是霍利斯的代號，是幾年前由B處的代號小組發給我的，當時我正在D 處三科進行自由調查?，F在我不由得笑了起來，德拉特似乎很荒唐，我從不明白它會帶來什么痛苦。

    安妮奧爾尤因由于工作特別認真負責，在參加K 處七科工作之前就已從譯報室晉升為D 處三科的研究官員了。K 處七科的案子同我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的自由調查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甚至更為詳細。他們查閱了霍利斯的履歷，并向他在牛津大學的同齡人進行了詢查和跟蹤，另外還查閱了在上海特別處里的記錄，可是，他們仍然沒有發現什么重大證據，最后只能同以往一樣，成了一個信念的問題。

    審訊前幾天，我們向霍利斯發了一封白色信件，請他到辦公室來一趟。最后的計劃已經制定好了。當然在制定計劃時，又發生了一場爭執。我們提出在審訊時期對霍利斯進行連續監視，以防他像布萊克那樣在嚇破膽的時候同蘇聯上司;如果他果真有的話;進行聯系。瓊斯對此卻不同意。他沒說什么理由，但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已下定了決心。甚至連漢利也為這件事辯護，他指著弗瓊斯的鼻子說他在這件事上不會被寬恕的。弗瓊斯認為批準審訊已經是最大的讓步了，而且這是他違心強加在前任局長身上的最后一個恥辱了。

    約翰戴受命主持審訊，安妮奧爾尤因和我則監聽審訊實況，并及時提供分析。弗瓊斯知道他對這件事管得太多了，但又不能作出公平的選擇；另外，案子拖了這么長時間，他應當讓別人知道他正在讓他的部下處理這個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