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走到了今天，我還是不能理解為什么馬爾特里案件要進行下去。我只能記得這個審判日子;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這是米切爾案件處于高潮的時候。很顯然，如果這時把軍情五處的反間諜部分除掉，那正合俄國人和霍利斯的想法。

    這里還有一起應該考慮的案件就是弗蘭克博薩德案件。一九六五年初，投靠聯邦調查局的格魯烏間諜大禮帽，提供了英國物資供應部絕密文件的照相復制件。這是有關導彈武器方面的材料，涉及到美國的高級機密，嫌疑分子的范圍很容易就縮小到幾個人身上。我們用了所有的監視方法把這幾個嫌疑分子都控制起來了。我們發現，嫌疑分子之一的博薩德偶爾在午飯時間到滑鐵盧車站的左邊行李房去取一只箱子，然后又去一家在布魯姆斯伯瑞的飯店，用假名在那里為自己訂一個房間。他獨自一人在那房間里呆上半個小時。離開房間時，他就把那箱子送回左行李房，然后又回去上班。軍情五處不久便把那只箱子從滑鐵盧拿走了，發現里面有幾架文件復制照相機，幾盒膠卷和兩張灌有八首俄國歌曲的唱片。這幾首俄國歌曲的詳細內容被復制下來。箱子里的所有東西都用照相機翻拍復制下來，然后再放回箱子原處。箱子又被送回到滑鐵盧車站。我給通訊總部打了個電話，把唱片記錄下來的詳細內容告訴了他們。政府通訊總部只用了不到半小時的時間，就查明了其中五首歌曲是用俄國發報機傳送過來的，通過方位搜尋，發現這臺發報機是在莫斯科地區，是一種俄國情報機構使用格魯烏的發報機。

    我們決定在博薩德下次從滑鐵盧車站取出箱子并帶著它到飯店去的時候逮捕他，時間是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那天他是在翻拍絕密文件時被抓獲的。面對軍情五處知道記錄下來的五首歌曲內容這一事實時，他承認他為了錢而為俄國人提供秘密文件的照相復制件，他把這些復制件放在死信投遞信箱，如地鐵一類的地方，然后通過同樣的渠道取回錢。在被俄國人招募之后，他在近五年的時間里只見過一次俄國人。他說發報機播發過來的歌曲是說明哪一個死信信箱可以去投遞，哪一個信箱不能再使用。軍情五處掌握了他們所需要的一切證據，并依照第一節條文規定提起公訴。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博薩德被判處二十一年有期徒刑。

    既然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大禮帽這個情報源是一根內線，那么俄國人為什么決定舍棄博薩德呢？首先，俄國人在一九六三年成功地利用了費多拉和馬爾特里案件來損害軍情五處，結果使人尤其使軍情五處更加懷疑費多拉是安插進來的一根內線。一九六四年，大禮帽告訴軍情五處一個消息，說英國首相辦公室被人使用技術辦法進行了竊聽。除非俄國人擁有比我們所知道的更為先進的竊聽系統，否則這是不大可能的。我們搜查這種正在使用的竊聽系統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失敗了，從而使得英國人認為這個消息是編造出來的了，軍情五處和聯邦調查局都對大禮帽的真實性表示懷疑。

    大禮帽提供的英國絕密級文件的照相復制件，不僅使人難以相信他是一個安插進來的內線（人們要問：俄國人會拋棄這樣一個情報源嗎？），而且還會再次引起美國人對英國安全部門的嚴重懷疑，在美國引起要求中斷向英國傳送機密的呼聲。如果要選擇一個間諜去冒險的話，博薩德便是個理想的人。他實際上同俄國人沒有有形的接觸，他的莫斯科無線電控制是通過那些無害的歌曲來實現的。如果沒有通訊總部的詳細分析，我們是不能夠懂得唱片的意義的，同時也不能夠證明俄國情報部門與博薩德之間所進行的通訊活動。因此只能依據非法復制機密文件這一理由對博薩德提出訴訟，而對這種技術犯罪，相對來說，往往只給予較輕的處罰。通訊總部和軍情五處所具有的專業技術業務再一次抓出了俄國人。這次成功有兩大主要效果，即不僅使美國情報部門能夠在美國政府內部保護英國的利益，而且還加深了而不是減輕了對大禮帽的懷疑。

    但是， 對這個基本的問題不能不試問一下： 為什么俄國人認為他們必須夸大大禮帽的真實性？他從一九六二年底就開始活動了，如果在軍情五處、聯邦調查局或中央情報局的上層里沒有耳目的話，俄國人是不會知道我們對他產生了懷疑的。一九六四年底，軍情五處對此愈加表示懷疑，只有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內情報處處長沙利文對大禮帽的真實性毫不懷疑，但沙利文肯定不是俄國間諜。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只有安格爾頓和一兩個親密的同伴對大禮帽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軍情五處少數幾個知道大禮帽的人都不相信他是真間諜?；衾挂仓肋@些人對大禮帽的真實性十分懷疑。

    在同盟關系上還有其他緊張的問題。美國情報界對一九六四年哈羅德威爾遜掌權和工黨政府抱有深刻的敵意。部分原因是反工黨的偏見，部分原因是工黨決定放棄北極星式導彈;一個很快被他們撤銷了的保證。

    自一九六三年底，霍利斯訪問華盛頓之后，米切爾事件以及軍情五處本身在最高層或接近最高層被嚴重滲透的擔憂籠罩了一切，而秘密情報局顯然又沒有能力來解決這個問題。阿瑟馬丁被解雇只能加重美國的懷疑。他們知道馬丁是獻身于搜索藏在任何地方的斯大林的英國人，在美國人眼里，這仿佛是一個公學的小集團把他送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