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變化說明，朗斯代爾已經知道，他在白色公寓的套間里用打火機里的密碼本收聽莫斯科電訊的事情已經敗露，但如果他感到害怕，那為什么不用新的密碼本呢？而且，如果蘇聯人擔心他已暴露，又為什么不讓他回國呢？

    我又對逮捕前周末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了分析。從逮捕前那個星期五開始，到下一個星期一的中午，我一直派人監聽蘇聯使館內的外交接收機。使館最后一次發報的時間是星期六上午十一點，這是在逮捕之前。下一次的發報時間是星期一上午九點。雖然我們粉碎了一個重要的間諜網絡，在倫敦的蘇聯間諜顯然沒有同莫斯科取得聯系。當然這只能說明蘇聯人事先已經知道我們要下手了。

    另外，我還查核了蘇聯在倫敦的情報官員周末的活動。星期日傍晚，當這伙人被捕的新聞在電視上第一次報道時，一個叫柯羅文的克格勃常駐非法間諜和克格勃常駐合法副主任卡皮柯夫正在一起吃晚飯。探針話筒錄下了他們談話的全部內容。從話筒中，我們可以推斷出他們正在聆聽這則新聞，既不評論，也沒有同使館聯系。

    接著我重新回想了案子剛開始的情景，并發現了一件驚人的事，它使我相信蘇聯人事先一定聽到了風聲。案子開始時是由D 處二科主辦的，當時我們還在懷疑朗斯代爾是個波蘭間諜。我查對了各種記錄以后發現D 處二科沒有一個人知道筏夫行動，他們不知道蘇聯人正在竊聽我們監視隊的無線電。因此在這個案子移交給阿瑟之前，他們仍然使用監視隊在七八兩個月里對朗斯代爾進行了十七次跟蹤。

    自從獅子胡須行動以后，軍情五處就對所有監視隊的通訊進行了錄音。我曾做過一次試驗。我曾把二科第一次跟蹤朗斯代爾時監視隊的通訊錄音帶交給了阿瑟手下的研究員伊夫琳麥克巴尼特，同時還交給她一本監視隊用的倫敦地圖冊，要她根據他們的無線電通訊在地圖上標出監視隊的行動路線。麥克巴尼特過去從未做過這種工作，也沒有分析通訊信號的經驗，但她只用了三個小時就圓滿地完成了任務，而且一點疏忽也沒有。既然她都可以分析監視隊的電訊，那么對經驗豐富的蘇聯人來說當然就更容易了。他們肯定是在我們開始對朗斯代爾進行盯梢時就知道了。

    我寫報告的時候，狙擊手已經安全到達華盛頓附近中央情報局的一幢保安樓了。他說自己在波蘭情報局工作，真名叫邁克爾戈林涅夫斯基。在他提供的情報中有一條非常模糊的線索，使得朗斯代爾一案在人們心中留下了一個疑問。他向中央情報局透露，七月的最后一個星期里，波蘭情報局的一位高級官員告訴他，蘇聯人在中央情報局里有一個代號為豬的間諜。戈林涅夫斯基還說，他最初的任務是協助查找這個間諜，但他已經察覺到有人正在懷疑他，于是便在圣誕節時叛逃了。

    七月的最后一個星期，狙擊手在匯報中這樣說。我反復琢磨這句話，想從中找到隱藏在它背后的意思。這句話看起來普普通通。我又重新查閱了有關材料。軍情五處第一次發現朗斯代爾與霍頓會晤是在七月二日。十一日，朗斯代爾的身份得到確認。十七日我們就開始了跟蹤。消息傳到蘇聯人那邊，需要一個星期，然后再傳到波蘭情報局又要一天。正好是七月的最后一個星期！

    在我所起草的文件中，朗斯代爾案件的報告算是最頭痛的一份了。我的成功就要變成泡影。我還記得一九六一年五月間，我把這個報告呈上以后，在我的家鄉，埃塞克斯郡附近的黑水河里駕船游玩的情景。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寬闊的平原，晴空萬里，白云朵朵，清新的空氣和優美的景色使我暫時忘卻了煩惱。但無論我怎樣劃船，無論我怎樣調整船桅，總逃不了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蘇聯人一開始就知道我們要對朗斯代爾動手了，但為什么他們把他叫回去以后又要派他來呢？

    惟一的解釋就是有人泄密。如果蘇聯人在軍情五處有內線，那么他一定會向他們報告狙擊手的情況。只有這樣才能解釋為什么戈林涅夫斯基在七月的最后一個星期里受到了如此大的壓力。誠然，蘇聯人和我們一樣只能假設狙擊手的真實身份。這樣才能解釋蘇聯人為什么會知道我們在銀行的行動。一旦朗斯代爾暴露以后，蘇聯人就得把他召回莫斯科，但在我向上級報告了獅子胡須情報和瓊斯開始調查以后，那個內線非常害怕，于是馬上同蘇聯人進行了聯系。這樣蘇聯人必須在朗斯代爾和那個內線之間作出選擇：是掩護朗斯代爾還是掩護那個內線。使軍情五處停止對內部jian細進行調查的最好辦法就是叫朗斯代爾回國。他們這樣做，是希望在我們逮捕這些人之前能從霍頓那里榨取最后一點情報。在他回到英國之前，蘇聯人為了確保那個內線的安全，便把朗斯代爾手下的其他間諜轉為由克羅格夫婦代管。如果真是這樣，那蘇聯人就大大低估了他們的對手;新D 處的先進程度了。雖然蘇聯人在許多方面占有優勢，但最終還是失敗了。我們俘獲了他們最重要的補充成員克羅格夫婦。那個內線呢，很可能就在軍情五處的高級官員中，并可以肯定，他不在監視隊，也不在其他輔助部門。蘇聯人不會為了一個低級內線而付出朗斯代爾這樣寶貴的人。在破獲朗斯代爾案件時，總有人在干涉。這說明這位高級官員正在此案中起作用，他們都是軍情五處的最高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