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費信惇律師為代表，先行函致公共公廨檢察處，請將德商呈控抵款案內之被告恒如初扣留；（二）要求公廨轉致總巡捕房五十號西探總目安姆斯脫郎，將謀刺宋教仁案內之應桂馨、武士英口供證據檢齊，預備質證；（三）準于即日由代表律師偕宋君之子及見證等赴廨辨認，如張皎廠確系洪述祖化名，即請公堂將洪引渡，歸內地官廳訊辦；（四）稟請駐滬朱交涉員轉致公廨，如見證到堂，證實被告即是洪述祖，請磋商陪審西官，即日引渡；（五）如認明確系洪述祖，即請中國律師趕緊預備赴上海地方檢察廳起訴。[185]

    洪述祖家屬得知國民黨人準備起訴，深恐稍有遲延，難以脫身，遂急忙于4月30日上午將所欠原告韋爾款項理清。當日下午2時許，原告律師斐斯至公廨，聲請檢察處將被告張皎廠（即洪述祖）帶至寫字間簽字開釋。洪釋出后，與原告律師跨上汽車，將要啟動車輛離去時，正好宋教仁之子宋振呂（時年15歲）偕同前任宋教仁秘書劉白，及孫中山所派代表李棲云、劉夷，以及民黨要人江舌、丁金良、于愚等入署探聽消息，他們發現將要離去之人確系洪述祖本人，于是宋振呂立即躍上汽車，將洪扭住，在劉白等幫助下，將洪掖下汽車，然后扭至駐廨西捕頭寫字間，據情控請押候解究。捕頭惠勒因案關重大，立飭將宋案卷宗送至寫字間，逐一檢查之下，以洪確系宋案要證，遂親自將洪押送匯四捕房拘押。[186]當時經過情形，有如下一段記述可供參考：

    洪述祖正由公廨釋放而出，急欲跳上汽車，劉迎前謂曰：洪先生，別來無恙。洪回視之，顏色慘變。蓋洪在內務部供職時，劉為農林部秘書，時常晤面，能認識之，而洪亦覺髣髴劉之面目而記憶之也。洪見化名已破，亦佯與寒暄。劉前執其手曰：勞足下尚同進公廨一次，有話細談。洪知不免，不得已隨之行。入言于檢查官曰：斯人也，乃謀刺宋教仁之要犯洪述祖也。又指宋振呂曰：此為宋先生之公子，彼有殺父之仇，特來請公廨主持公道。檢察官還詰：洪為宋案要犯，當時曾經要求拘案否？劉曰：然，有成案可考。于是檢察官調卷查考屬實，遂面洪曰：汝先供認洪述祖之代表張教安，今憑汝良心言之，到底是否洪述祖？洪知真跡已露，不可再隱，對曰：是洪述祖，但宋案與我無干，我當時在北京，而宋案發生于上海，實渺不相涉。檢察官曰：汝是否為宋案之要犯，須待訊鞠，但既為洪述祖，恐不能謂全無牽連也。洪遂管押在匯四老巡捕房。[187]

    宋振呂與孫中山等隨即至上海地方檢察廳起訴，要求查明前案，移請公堂將洪述祖引渡法庭，歸案審辦。[188]上海地方檢察廳遂于5月2日致函公共公廨，請預審明確后趕緊引渡，函云：

    案據民人宋振呂狀稱，伊父宋教仁于民國二年二月十日（即公歷3月20日;引者）夜間在滬寧車站被人暗殺一案，經英公廨將要犯應桂馨、武士英先后拘獲，研訊明晰，引渡內地法庭究辦。而案中主使要犯洪述祖，逍遙法外，瞬已多年，迭經鈞廳移請京師地檢廳屢拘未獲，逃匿無蹤。此次潛寓滬江，改名張皎廠（即教安），被德人韋而另案控訴，公廨訊判收押。經民人探悉，到廨認明，確系謀刺故父之主犯，是以復扭交捕房收押訊究。伏查先父沉冤殞命，中外所悲，況民系骨rou之親，切齒錐心，痛定思痛，何幸該犯洪述祖惡貫滿盈，罪人斯得。為此具狀，呈請鈞廳迅予函請交涉員暨英公廨，將該犯趕緊引渡，訊實后明正典刑，以伸國法而慰英魂等情前來。除批示核準外，為此函請貴公廨預審明確，先示引渡日期，俾派干警協提，以便歸案訊辦，至紉公誼。[189]

    5月29日，公共公廨開始預審洪述祖，中國政府代表梅華銓與原告宋振呂代表馬斯德、甘維露，以及被告洪述祖代表畢士華、禮明，并工部局刑事檢察科代表牛門等六律師相繼到庭。[190]同日，《申報》刊登于右任致上海報界電，呼吁各界助宋振呂一臂之力，電云：宋振呂手獲洪犯，為國為親，可哀可敬。伏思癸丑以來，生民涂炭，舉國不察，水火玄黃，罔知所屆，洪流播惡，實為厲階。武、應、趙、袁迭遭天譴，惟余此孽，法網始罹。務望引渡以后，嚴密防范，澈底根究，庶后之作惡者知天道難誣，助惡者知國法莫貸，并祈海內外仁人君子，助孤兒一臂之力，慰烈士九泉之痛。[191]

    經過數次預審，8月28日，公共公廨宣布將洪述祖移交北京訊辦，判詞如下：

    此案供證審查已明，該被告為案內確有關系之人。察閱證據中各項函電，系由北京繕發，本公廨歷辦刑事案件，其訴訟管轄權向以犯罪行為地為斷。被告洪述祖仍暫還押捕房，候呈請交涉員轉電北京巡警總監，迅速備文，派警來廨，提回訊辦。此判。[192]

    8月30日，上海交涉員薩福楙致電京師警察廳總監，請即派警來提，抑或先交滬檢察廳審理。[193]京師警察廳總監旋即呈文國務院總理，認為此案關系重要，既由公廨判定解京訊辦，自可由本廳派警往提，請求總理批準。[194]

    1918年4月下旬，京師警察廳派科員趙志嘉帶同巡官并巡警隊兵前往上海公共公廨，于當月24日將洪述祖提解到京。洪述祖供詞及會審公堂所用、未用各項證據，亦一并帶回北京。[195]5月中旬，內務部令將洪述祖及相關證物、供詞等交由京師地方檢察廳接收，以便提起公訴。[196]8月22日、27日、30日及9月7日，京師地方審判廳對案件進行了四次審理。[197]9月29日，京師地方審判廳一審判決，認定洪述祖為教唆殺人正犯，應按照新刑律，科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20年。[198]高等檢察廳檢察官對于地方審判廳的判決提出不同意見，主張處以洪述祖極刑，認為適用法律必須要出于正當，論罪科刑毫不偏倚，方不失法理之精神。此案地方廳既認定洪述祖為教唆正犯，當然依法處以適當之刑，方為合法。并且宋教仁原為國家罕有之人材，不幸竟遭慘死，殊深悼惜。所以，本檢察官有鑒于此，認為地方廳處刑不合，應請法庭撤銷原判，改處極刑。[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