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看看民賊的手段宋案證據之披露（三）請國會議員看看》，《民立報》1913年4月28日，第11頁。

    [165]《人心不死袁世凱肯避賢路乎》，《民立報》1913年5月3日，第10頁。

    [166]《人心不死九畝地之公民大會》（1913年5月1日），《民立報》1913年5月2日，第10頁。

    [167]《某黨借題發揮之電報》，《大公報》1913年5月6日，第6頁。

    [168]希淵譯《宋案小言梟雄必須排斥》（四月二十六日《大阪每日新聞》），《民立報》1913年5月14日，第5頁。

    [169]《袁世凱意欲何為》，《民權報》1913年4月8日，第6頁。

    [170]《有吉駐上?？傤I事致牧野外務大臣電》（1913年4月9日，第55號），鄒念之編譯《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于辛亥革命》，第438頁。

    [171]《洪述祖之近狀》，《順天時報》1913年4月16日，第7頁?！渡陥蟆芬鄨蟮涝疲汉槭鲎嬖谀z州狂言，謂共和系我首功，無我即無共和，宋教仁反叛民國，自可殺。見《專電北京電》，《申報》1913年4月17日，第2頁。

    [172]《致蔡廷干》（北京，1913年5月5日），〔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第142143頁。

    [173]《駐守高等檢察廳司法警察巡官報告審理情形》（1918年11月8日），北京市檔案館，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檔號J18101701771。

    [174]《民賊亂國警電洪犯通電之隱情》（1913年5月8日下午七時北京電），《民權報》1913年5月9日，第3頁。

    [175]《徐世昌日記》，未刊電子版，1913年4月24日。

    [176]《民賊亂國警電言賊狼狽為jian》（1913年4月13日下午九時北京電），《民權報》1913年4月14日，第3頁。

    [177]《杉村駐德大使致牧野外務大臣電》（1913年4月5日，第26號）、《杉村駐德大使致牧野外務大臣電》（1913年4月27日，第34號），鄒念之編譯《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于辛亥革命》，第432、443頁。

    [178]本社駐京特派員寒松：《無限悲觀之北京政局》（二），《民立報》1913年5月7日，第6頁。

    第七章 牽涉宋案各人最后結局

    宋教仁被刺消息傳到北京后，袁世凱立刻下令，責成江蘇都督、民政長等迅緝兇犯，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又要求立懸重賞，限期破獲，按法重懲。[1]黃興、陳其美及閘北巡警局、滬寧鐵路局、上?？h公署、上海地方檢察廳等，也都懸賞捉拿兇手。[2]很快，國民黨人就通過古董商王阿法及六野旅館住客獲得重要線索，并報告租界捕房，將應夔丞、武士英抓獲。但遠在北京的洪述祖被袁縱逃到了青島，趙秉鈞、程經世則稱病拒不到案。引人注目的是，武、應、趙三人，還有那位在宋教仁追悼大會上為趙秉鈞打抱不平的王治馨，在僅僅一年半時間內相繼死亡，從而引發諸多猜測。其實，在對宋案案情進行詳細考證之后，四人死亡之謎，大體已經可以解開。至于洪述祖，雖然一時漏網，終究還是未能逃脫嚴懲。

    一 王阿法出庭作證及其后不知去向

    王阿法，又作王阿發，河南人，一說湖南人。[3]他是應夔丞曾試圖收買充當殺手之人，又是案發后數次在會審公廨出庭作證之人。他與應夔丞究竟是何關系，在刺宋案破獲過程中扮演過怎樣的角色，后來結局如何，這些問題都是過去沒有講清楚的。

    宋教仁被刺第二日，國民黨人陸惠生就從前任東方招撫使張秀泉及其護兵鄧文斌（又作鄧文炳）處獲得一條與案情相關的重要線索。[4]據張秀泉講，宋教仁被刺前數日，鄧文斌曾告訴他說：

    有友人以事相屬者，曰某大人欲置一人于死，詢余能任此役否。余即偕之往見所謂某大人者，顧不相遇。其后余以事關人命，不欲冒昧從事，遂辭復不往。因夫〔未〕悉其究竟，不知所謀者如何人也。[5]

    宋教仁被刺后，張秀泉想起鄧文斌所言，即詢鄧以某大人之姓名，及往見之場所，詎鄧皆忘之；又詢其友人之姓名，則為王阿發。張秀泉判斷此事必與刺宋案有關，于是告訴了陸惠生。陸惠生急使人召鄧來，啖以重利，使速覓王阿發。在宋教仁被刺第三日，鄧文斌找到了王阿法，經陸惠生研問再四，王阿法終于道出實情。[6]他說：

    余業販骨董，至上海數月矣。前有友人曰胡〔吳〕乃文者，授余一函，囑持之至法界之文元坊（在西門外）謁一人，曰應桂馨，其人多財，當有所交易。余受其函，即持往文元坊謁應，見其門外有榜三：曰某某經租賬房，曰國民共進會機關部，曰江蘇巡查長公署。既而見所謂應桂馨者，為一長身瘦削之人。余出胡〔吳〕函后，即以畫卷一幅，向其求售，渠卻之，余遂辭出。后數日，又往，值渠方在隔室與一人言事，雖不甚辨其所言，但聞云：此事若成，則可得酬金千元。又云：此事必須速做。既而出見余，余以某境狀之顯貴也，意其交游必多，以有胡〔吳〕乃文一函之介紹，遂向之求事。渠遂告余，謂方欲置一人于死，其人報館之主筆，大不利于今總統袁世凱，如余能勝此任者，則事成當以千金為余酬。言次，出一照片示余曰：欲死之者，即此人。此照片為一制就之明信片，片之四圍，皆已剪去，唯其背面有鉛筆書漁父二字。余當以不能為此等事卻之。渠又詢余有友人能任此役否，余忽憶及鄧，素知其饒膽略，因即向應言之，應囑余招鄧往晤。余出尋得鄧，即告以應之所托，且偕之往見應，值應他出未見。既而鄧以此事不能冒昧承任，遂不復往晤。其后三、四日，余又于途中遇應，應一見余，即停車招余作耳語，謂：前日所言之事，汝及汝友既皆不能為，則慎勿泄之于人，否則汝性命不可保。余唯唯。應遂驅車去。其后未之見矣。[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