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報紙上，他們寫道：幸運的是，當時的風向并非吹往城市，吹向基輔，而是恰好吹向其他方向。他們說得沒錯，可是，當時的大風帶著那些放射性物質吹向了白俄羅斯，吹向了我和我的尤里克。那天，我們正在樹林里散步，同時順便摘了一些野生的卷心菜。上帝啊，為什么沒有人警告我？從樹林里出來后，我們回到了明斯克。我乘坐公共汽車去上班，在車上，我無意中聽到了其他乘客之間的一些對話片段：他們正在切爾諾貝利拍電影，結果一名攝影師很快就死在了那兒。他是被燒死的。聽了他們的話，我不禁開始琢磨，那個被燒死的攝影師是誰，是我認識的人嗎？接著，我又聽到：那是一個年輕的男人，他還有兩個孩子。他們最終說出了他的名字：維特亞?格列維奇。我的確知道一個叫這個名字的攝影師，他的確是個非常年輕的小伙子?？墒?，他有兩個孩子？他為什么從沒和我們提到過？在工作室里，我和他很熟。就在這時，有人出來糾正道：不是格列維奇，是古林?謝爾蓋。上帝啊，那是我的名字！現在，事情開始變得有趣了，不過，當我下車后向工作室走去的時候，我開始有些擔心

    了：如果我一推開門就看到自己的照片被當成遺像擺在那兒，我該怎么辦？接著，另一個荒謬的想法又出現了：他們從哪兒弄來的我的照片？是從人力資源部嗎？

    這些流言飛語到底是從哪兒傳出來的？我想，這應該是由此次事件的規模大小與遇害者人數多寡之間的不協調而導致的。譬如說，庫爾斯克戰役;數千人在此次戰役中喪生，考慮到此次戰役的規模和重要性，大多數人都能對如此龐大的死亡人數表示理解。然而，在切爾諾貝利事件當中，在事故發生的最初幾天，遇難者只有七名參與滅火的消防員。后來，遇難者的人數又稍微多了一點，但是在那之后，我們所獲得的關于這一事件的定義和信息突然就變得抽象起來;數代之后、永遠、無可奉告;以至于我們根本無法理解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各種流言蜚語和小道消息就產生了：長著三個腦袋的小鳥，小雞把狐貍啄死了，刺猬的刺掉光了。很快，各種各樣的謠言就開始在民間流傳。沒過多久，他們需要一個人去那里執行任務。一位攝影師帶來了醫生的證明，說他患有潰瘍，另一位攝影師當時正在休假。他們便把我叫來了。你必須再進去一次?？墒?，我才剛剛從那里回來。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坪你。你己經去過了，所以對你而言，再去一次也沒有關系。另外，你已經有孩子了，而其他人都還年輕。啊，耶穌，也許，我還想要五個，或六個孩子呢！但是，他們才不管這些，開始向我施壓，說什么我們很快就要重新評定薪水，你完成了這項任務一定對加薪有幫助。這是一個悲傷卻不缺乏樂趣的故事。我己經把它放進了我腦海中的一個小角落里。

    有二次，我為那些曾經在集中營里生活過的人錄像。被拍者全都無一例外地試圖避免與對方見面。對此，我表示理解。讓大家再度相聚，回憶那場戰爭，這的確會讓當事人感覺不自然。從那種刻骨銘心的羞辱中走過來的人，或者說，那些曾經目睹過人性本質的人都會逸擇這樣做;逃離對方，越遠越好。對于切爾諾貝利，我有一種感覺，但是我又真的不愿

    談及這段往事，我明白自己為何會如此矛盾。譬如說，我不愿談論一個事實，即我們人類關于人文主義的各種觀點其實都是相對而言的。在極端情況下，人們的表現往往會和你在書中讀到的大相徑庭，至少，兩者之間會存在很顯著的差異。人們遲早會選擇另一條路。人并不是英雄。

    我們都是如此一都是《啟示錄》的傳播者。有的很偉大，有的則很渺小。我記住了那些人的樣子，還有那些畫面。集體農莊的主席想要兩輛車來運送他的家人，以及他們的全部衣服和家具。與此同時，在長達數天的時間里，他們始終都沒有找到足夠的車輛來運送就讀于當地小學的那群孩子;這都是我目睹的事情。然而，在這邊，兩輛車也不足以裝下某人的全部身家，包括許多容積為三升的裝滿果醬和腌制蔬菜的罐子。第二天，我眼看著他們又裝了整整一車的行李。我沒有把這些畫面拍下來6(說到這兒，他突然大笑起來。）我們帶了一些薩拉米香腸和一些罐頭食品，可是我們卻不敢吃它們。盡管如此，我們并沒有把它們扔掉，而是帶著它們四處奔波，因為我們舍不得。（他又突然變得嚴肅起來。）這就是我通過所見所聞而明白的一個道理。人們會說他人的閑話，會拍老板的馬屁，也會想盡一切辦法挽救自家的電視機和樣式iL陋的皮毛大衣。直到混亂結束，所有的人都一樣。事情通常都是如此。

    當拍攝全部結束之后，我卻無法為整個攝影小組謀求到任何福利，對此，我的感覺很不好。我們中的一個人需要一間公寓，我曾經為此事去找了聯合委員會：幫幫我們吧，我們曾經在隔離區內待了六個月。我們應該得到一些福利。好吧，他們說，把你的證書給我們。你需要證書證明這一切，加蓋了公章的證明。然而，當我們去找隔離區的地區委員會申請證書的時候，那里只有一個女人。她叫娜絲佳，我們去的時候，她正拿著拖把拖來拖去。所有人都跑了。我們在那里找到了一位主任，他有整整一摞的證明書：他去了什么地方，他拍了什么照片和錄像。他是英雄，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