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立世界秩序的過程中，一個關鍵問題必然涉及該世界秩序普遍原則的實質。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對待秩序的方式截然不同。從文藝復興以來，西方一直堅信：對觀察者來說，現實世界是外部因素；知識包括記錄和區分數據（越準確越好）；外交政策的成功取決于準確評估現實和各種趨勢。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的和平反映了對現實（尤其是權力和領土的現狀）的判斷，代表了一種世俗的秩序概念，而不是宗教訴求。

    在當代其他偉大文明中，現實情況是觀察者內在認識的反映，是由心理、哲學或宗教信念界定的。儒家思想按照接近中華文化的程度把世界劃分成不同層次的進貢國。伊斯蘭教把世界秩序劃分成伊斯蘭教的和平世界和異教徒所在的征伐世界。

    因此，中國認為沒有必要走出國門去發現世界，認為通過在內部弘揚道德，已經在世界上建立了秩序，而且是最合理的秩序。而伊斯蘭教則只能通過征服或全球傳教從理論上建立世界秩序，因為現在不存在征服或全球傳教的客觀條件。印度教相信歷史輪回，認為超自然現實高于現世體驗，把自己的信仰世界當成一個完整的系統，不會通過征服或勸說去爭取新的皈依者。

    這種區別決定著對待科學技術的態度。西方在實證研究上取得了成就，因此積極探索世界，培育科學和技術。而認為自己是世界秩序中心的其他傳統文明沒有這樣的動力，因而在技術上落在了后面。

    那段時期已經結束了。世界其他地區正在追求科學技術。由于不受既有模式的制約，它們可能比西方具有更大的能量和靈活性，至少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是如此。

    在地緣政治世界中，西方一手建立并聲稱全球適用的秩序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1這一秩序給出的對策已經全球知曉，但在這些對策的應用上卻沒有共識。對民主、人權和國際法等概念的解釋千差萬別，交戰各方動輒把它們作為戰斗口號攻擊敵人。這個體系的規則雖然已經公布，但因缺乏強制實施手段而始終不起作用。在有些地區，對伙伴關系和共同體的承諾已經被測試對方底線的更強硬姿態取代，或至少伴有這種姿態。

    有人認為，西方的說教和所作所為造成了，至少是助長了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政治和經濟危機。這一觀點以及崩潰的地區秩序、不同教派之間的廝殺、恐怖主義和沒有取勝的戰爭，導致后冷戰時代初期的樂觀設想;民主和自由市場的擴展會自然產生一個公正、和平與包容的世界;備受質疑。

    在世界的幾個地區，出現了一種抗衡的動力，要構筑堡壘以抵御西方發達國家誘發危機的政策，包括全球化方方面面的影響。曾經作為根基的安全承諾現在受到質疑，有時疑慮竟來自這些安全承諾旨在保護的國家。西方國家正在大量削減核武庫，或降低核武器在它們戰略學說中的作用，而所謂發展中世界的國家卻在大力研發核武器。曾經支持美國推行美國版世界秩序的政府（雖然有時也對該世界秩序感到困惑），現在開始懷疑美國最終是否有足夠的耐心把這項事業堅持到底。這種觀點認為，接受西方的世界秩序規則會帶來一些不可預測的不利因素。這一觀點明顯導致美國的一些傳統盟國與它漸行漸遠。實際上，在一些地方，普世準則（例如人權、法定程序和男女平等）被嘲笑為北大西洋的偏好，而且這種嘲弄還被看作一種美德和另外的價值體系的核心內容。為了排他性利益，更基本的自我認同形式受到推崇。2

    結果不僅造成了權力的多極化，還導致世界上的各種現實矛盾交織。絕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以上趨勢會在某一時刻自動融入一個平衡、合作的世界，甚至融入某種秩序。

    國際秩序的演變

    每一種國際秩序遲早都要面對挑戰其凝聚力的兩種傾向的影響：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勢發生重大變化。當支撐各種國際安排的價值觀被根本改變時（或是被負責維護這些價值觀的國家遺棄，或是被推翻，代之以全新的合法性概念），就會出現第一種傾向。西方上升時期對非西方世界的許多傳統秩序就產生了這種影響。伊斯蘭教在7世紀和8世紀第一波擴張時也是這樣。18世紀法國大革命對歐洲外交也產生了這種影響。此外，還有20世紀的共產主義和法西斯極權主義，以及當今時代伊斯蘭主義者對中東脆弱的國家結構發動的襲擊都是如此。

    這些劇變的實質是，雖然它們通常以武力為基礎，但究其根本還是在心理上造成的沖擊。那些遭到沖擊的國家不僅要保衛疆土，還要捍衛它們的基本生活方式以及生存和行為的道德權利。這種行為方式在受到挑戰前，一直被認為不容置疑。特別是多元社會的領導人，自然傾向于與革命代表協商談判，期望后者所要的只是在現有秩序前提下進行談判，達成一個理性的解決方案。秩序之所以淪陷，并非主要因為軍事上的失敗或資源的不平衡（雖然經常是這種情況），而是因為未能看清它所面臨的挑戰的性質和范圍。從這個意義上講，伊朗核談判的最終考驗是：伊朗表示愿意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是戰略上的變化，還是為了追求長期政策而采取的戰術安排？西方是否把戰術行為當成了戰略方向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