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考慮促使毛澤東再次使用了1593年中國統治者對付豐臣秀吉率領的日本人入侵的戰略。16與超級大國打仗是一個令人望而卻步的想法，至少有兩名中國陸軍將領拒絕帶兵與美軍作戰，但毛澤東堅持出兵。中國的突然進攻迫使美軍從鴨綠江撤退。

    但在中國插手干預之后，這場戰爭的目標是什么？應該采用什么戰略？這些問題在美國國內掀起了激烈的爭論，預示著在未來的戰爭中，美國將面臨更加痛苦的爭議。（與反對越南戰爭的人不同，批評朝鮮戰爭的人指責杜魯門政府沒有使用足夠武力。他們要的是勝利而不是撤退。）

    戰區司令官道格拉斯middot;麥克阿瑟與受到參謀長聯席會議支持的杜魯門政府發生了公開爭論。麥克阿瑟強調了美國歷次軍事行動背后的傳統考慮：戰爭的目的是勝利，只要需要，可以使用各種手段，包括空襲中國本土。僵持是戰略上的挫折。共產主義侵略無論出現在哪里，都要擊敗它，包括在亞洲。美國的軍事實力該用就用，不能留著用于遙遠地區（指西歐）假設的意外事件。

    杜魯門政府以兩種方式回應了麥克阿瑟。為了表明美國文職政府控制著軍隊，1951年4月11日，杜魯門總統解除了麥克阿瑟的軍事指揮權，理由是他發表與政府政策相矛盾的言論。實質上，杜魯門強化了遏制概念，即主要威脅是蘇聯，蘇聯的戰略目標是主宰歐洲。因此，用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middot;布雷德利（對德作戰中的一位高級將領）的話說，用軍事手段解決朝鮮戰爭，甚至深入中國境內，是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與一個錯誤的敵人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17。

    幾個月后，1951年6月，戰場前線穩定在了三八線附近，這是戰爭開始的地方，而且500年前的一場戰爭也是從這里打響的。這時中國提議進行談判，美國接受了提議。兩年之后雙方達成了解決方案，和平持續了60多年，直到本書寫作的時候，盡管在這期間和平被無情地打斷過，但為時很短。

    如同這場戰爭的起源一樣，談判中兩種不同的戰略手法也發生了碰撞。杜魯門政府表達了美方對權力與合法性關系的看法：戰爭與和平是兩個不同的政策階段；談判開始后，不再使用武力，外交取而代之。每個階段都有適用的規則。有時需要使用武力促成談判，但之后武力必須退居次席。談判結果取決于友好氛圍，軍事壓力會破壞氣氛。在這種精神指導下，美國軍隊在會談期間只能奉命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避免首先發起大規模進攻。

    中國的觀點正好相反。戰爭與和平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談判是戰爭的延伸。根據中國古代戰略家孫子在《孫子兵法》中所說，攻心為上，要打亂對手的盤算，削弱對手的信心；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對手減弱攻勢是內心虛弱的信號，可乘機擴大己方軍事優勢。共產黨方面利用這一僵局，讓談判議而不決，加大了美國民眾的不安。實際上，在談判期間，美國遭受的傷亡與戰爭進攻階段相當。

    最終，雙方都實現了自己的目標：美國維持了遏制學說，捍衛了盟國的領土完整，并使其逐漸發展成為亞洲的一個重要國家。中國證明了捍衛邊境安全的決心，表達了對自己沒有參與制定的國際規則的蔑視。最后的結果是一場平局。但它揭示了美國能力的潛在弱點，即無法很好地將戰略與外交、權力與合法性相結合，確定自己的首要目標。最終，朝鮮半島畫了一條跨世紀的界線。這是美國明確放棄勝利目標的第一場戰爭，并為后來的許多事情埋下了伏筆。

    最大的輸家是蘇聯。它最初鼓勵進攻的決定，并向盟國提供大量物資作為進攻的后援，但它失去了盟國的信任。中蘇分裂的種子在朝鮮戰爭期間就已播下，因為蘇聯堅持要求中國為得到的援助付款，還拒絕提供戰斗支援。這場戰爭也激發美國快速大規模地重整軍備，大踏步地糾正了西歐的失衡局面，確立了美國執行遏制政策所需的實力地位。

    各方都遭受了挫折。一些中國歷史學家認為，中國為了支持一個不可靠的盟國，失去了統一臺灣的機會。美國失去了二戰后一直享有的不可戰勝的光環，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方向感。其他亞洲國家的革命者學到了經驗，即把美國拖入不確定的戰爭會削弱美國民眾對戰爭的支持。美國的戰略和國際秩序思維中的不足依然存在，它將因此在越南的叢林中付出慘痛的代價。

    國家共識的瓦解

    還在朝鮮戰爭的困難時期，威爾遜主義原則就與羅斯福式地緣戰略相結合，形成了冷戰政策頭15年背后的非凡動力。盡管最初也有一些爭論，但它讓美國挺過了一系列事件，包括美國1948~1949年利用空運挫敗蘇聯關于柏林通道的最后通牒、朝鮮戰爭、1962年挫敗蘇聯在古巴部署中程核彈道導彈的企圖。緊接著1963年，美國與蘇聯簽署放棄在大氣層進行核試驗的條約。這標志著這兩個超級大國認識到需要討論和限制它們毀滅人類的能力。遏制政策得到國會兩黨共識的支持。決策層與知識界高度默契，都專注于共同的長期目標。

    但大致在約翰middot;Fmiddot;肯尼迪總統遇刺前后，國家共識開始瓦解。這位年輕總統遇刺帶來的震驚是一部分原因，他曾經號召美國踐行理想主義傳統。雖然刺客是一位曾在蘇聯逗留的共產主義者，但在年青一代心目中，肯尼迪遇刺引起了對美國事業的道德正當性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