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美國的傳統信仰和歷史經驗與其所創建的世界之間有極大的一致性。對承擔起建設戰后秩序重任的那一代領導人來說，克服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衰退和40年代擊退侵略是兩次偉大的經歷。兩項任務都找到了明確的解決方案：在經濟領域，恢復增長并推出新的社會福利計劃；在戰事方面，則是敵人的無條件投降。

    戰爭結束時，美國是唯一基本上毫發未損的大國，其國民生產總值占全世界的60%。因此它有能力闡明：領導意即按照美國國內經驗確立的模式取得切實進步，聯盟意即符合威爾遜主義的集體安全，治理則是指經濟復蘇和民主改革。美國開辟冷戰事業，是為了保衛那些擁護美國世界秩序觀的國家。而對手蘇聯則被視為脫離了國際社會，但它最終必定回歸。

    在實現這個愿景的征程上，美國開始與其他歷史性的世界秩序觀迎頭相撞。隨著殖民主義的終結，擁有不同歷史和文化的新型國家開始登上舞臺。共產主義的性質變得更為復雜，影響也更加模糊。排斥美國國內和國際秩序觀的一些國家的政府和武裝學說形成了嚴峻挑戰。美國的實力無論多么強大，也開始顯露出局限。美國需要確定輕重緩急。

    這些現實情況給美國提出了一個前所未遇的問題：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一個有始有終、最后必定勝利的故事嗎？還是只是一個管理和應付無窮挑戰的過程？外交政策是有終點呢，還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過程？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美國陷入了痛苦的辯論，對自己世界角色的本質也產生了分歧。這一切反映了美國具有歷史意義的理想主義的另一面。如果把美國的世界角色說成是對完美道德的檢驗，它必定因力不從心而深深自責。它期望自己的努力會換來一個圓滿的結果;威爾遜所預言的和平、民主和遵守規則的世界;但現實中的外交政策永遠是忙于應付偶發事件，這又令它心有不甘。幾乎每位美國總統都堅稱美國擁有普世原則，而其他國家只有國家利益。結果，美國只好在四面出擊與黯然撤回兩個極端之間徘徊。

    二戰結束以來，為了實現世界秩序愿景，美國打了五場戰爭。開戰時的宏大目標幾乎得到公眾的普遍支持，但之后公眾轉而反對這些目標，公眾的反對還經?；虮┝Φ倪吘?。在其中三次戰爭中，當權者的共識突然變成了支持無條件單邊撤出。兩代人的時間里，美國或因準備不充分或因考慮不周，三次中途放棄戰爭：越南戰爭是由于國會的決定，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是出于總統的選擇。

    冷戰勝利后，固有的矛盾隨即浮現。美國一直追問自己所付出的努力的道德價值何在，它反躬自省，苦苦糾結，歷史上幾乎無先例，要么是美國的目標本來就不可能實現，要么是美國沒有采取恰當的戰略。批評家把這些挫折歸咎于領導人的道德和智力缺陷。歷史學家也許得出結論，認為這源于整個美國社會在武力與外交、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權力與合法性的問題上態度曖昧，躊躇不決。

    冷戰的開啟

    在哈里middot;Smiddot;杜魯門的職業生涯中，沒有跡象表明他能當上總統，更遑論主導創建一個貫穿冷戰始終并決定冷戰走向的國際秩序架構了。但就是這個標準的普通美國人將崛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美國總統之一。

    沒有哪位總統面對的任務如此艱巨。二戰結束后，各國不愿按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方案解決問題，也不愿像1815年維也納和會那樣重新確定國際秩序。因此，杜魯門的首要任務是具體落實羅斯福的一項愿景，按照現實情況創建一個叫作聯合國的國際組織。1945年，《聯合國憲章》在舊金山簽署，它將兩種國際決策形式結合起來。聯合國大會實行普遍會員制，符合各國一律平等理論（一國一票）。同時，聯合國通過代表全球一致的安全理事會實現集體安全，并指定五個大國（美國、英國、法國、蘇聯和中國）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享有否決權。（接納英國、法國和中國是為了向它們的偉大成就致敬，也反映了它們當時的實力。）再加上九個輪換國家，安理會被賦予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特殊職責。

    只有五個常任理事國擁有共同的世界秩序觀，聯合國才能實現它其既定的宗旨。在有爭議的問題上，這個世界組織緩和不了它們之間的分歧，反而可能將分歧永遠確定下來。1945年7、8月間在波茨坦召開的戰時盟國最后一次峰會上，溫斯頓middot;丘吉爾和斯大林劃定了各自在德國的占領區。（在會議中途，丘吉爾由于選舉失敗而被他的戰時副手克萊門特middot;艾德禮取代。）會議還把柏林置于四個戰勝國共同管理之下，并保證可以通過蘇占區進入西方占領區。這成了戰時盟國之間最后一份重要協議。

    在談判落實這些協議時，西方盟國和蘇聯陷入了日益嚴重的僵局。蘇聯堅持按照斯大林1945年主張的原則在東歐建立新的國際、社會和政治框架：誰占領了領土，誰就建立自己的社會制度。軍隊推進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沒有其他選擇。4斯大林完全放棄了威斯特伐利亞原則，轉而支持客觀因素，在整個東歐以漸進的無情的方式建立莫斯科的馬列主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