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立和平解決爭端的新的國際機構和實踐，能幫助落實威爾遜的愿景。國際聯盟將承擔起之前各國之間的協調功能。國聯成員國將放棄傳統的利益均衡觀念，建立權力共同體，而非勢力均衡；有組織的共同和平，而非有組織的競爭敵對54?？梢岳斫?，在一場因兩種僵化的盟國體系相互對抗觸發的戰爭結束之后，政治家們會選擇一種更好的替代方案。但是，威爾遜所說的權力共同體用以替代僵化的卻是不可預測性。

    威爾遜所說的權力共同體，是一種后來被稱為集體安全的新概念。在傳統的國際政策中，具有相同利益或相似擔憂的國家可以賦予自己一項特殊職責，即組成同盟，確保和平。它們在擊敗拿破侖之后就是這么做的。這樣的安排一般是為了對付特定的或明或暗的戰略威脅，例如維也納和會之后志在復仇的法國。與之相反，國際聯盟將建立在道德原則之上，即對軍事侵略一概反對，不管其根源、目標或宣稱的合理性為何。它針對的不是具體問題，而是對準則的違反。但準則的定義取決于不同的解讀，因此在這種意義上，集體安全的運作是不可預測的。

    在國際聯盟概念中，所有國家都承諾和平解決分歧，自愿中立地實施一套公正的共同準則。55如果國家之間就權利或義務產生了分歧，它們將提出各自的訴求，由一個公正的小組進行仲裁。如果一個國家違反了這一原則，使用武力推行自己的主張，它將被貼上侵略者標簽。國際聯盟成員將團結起來抵制這個破壞總體和平的好戰國家。在國聯之內，不允許有聯盟、各自利益、秘密協定或小圈子密謀，因為這將阻礙以中立的方式應用體系的規則。相反，國際秩序將再次建立在對和平的公開契約、公開實現56之上。

    威爾遜對聯盟和集體安全（國聯體系的構成要素）所做的區別為其后來的兩難處境埋下了種子。聯盟是就某個具體事實或期望所達成的協議。在規定的緊急情況下，相關方有以確定方式采取行動的正式義務。這是一種按照約定方式可以實現的戰略義務。聯盟產生于共同利益，這些利益越相近，聯盟的凝聚力就越強。與之相反，集體安全是一種不針對具體情況的法律概念。當國際秩序的和平規則被違反時，除了采取某種共同行動，它沒有確定其他具體的義務。在實踐中，要根據具體情況采取行動。

    聯盟產生于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須事先確定。集體安全宣稱在參與國的職權范圍內反對任何地方的任何侵略行為。在提議的國聯內，參與國指的是每一個被國聯承認的國家。一旦有違反規則的情況，這一集體安全體系將聚合各種不同的國家利益，在事發之后形成共同目標。在這種形勢下，各國將對破壞和平的情況達成共識，并準備采取共同行動加以抵制。但歷史經驗證明，這種想法是站不住腳的。從威爾遜到現在，從國聯到其后繼者聯合國，完全符合集體安全概念的軍事行動計劃是朝鮮戰爭和第一次伊拉克戰爭。這兩次軍事行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美國已經聲明，如果必要，美國將采取單邊行動（實際上，在這兩次戰爭中，在聯合國做出正式決議之前，美國已經開始調兵遣將了）。聯合國與其刺激美國自行做出決定，不如干脆決定支持美國的行動。57聯合國支持美國，與其說表達了道德共識，還不如說是爭取以某種方式對美國的行動（早已準備就緒）施加影響。

    一戰爆發后，均勢體系崩潰了，因為它促成的聯盟缺少靈活性，而且被不加區別地應用于不太重要的問題，反而加劇了所有沖突。面對二戰前夕最初的事件，集體安全制度則表現出截然相反的缺陷。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肢解，意大利襲擊阿比西尼亞，德國撕毀《洛迦諾公約》，日本入侵中國，國聯對這些都無能為力。國聯對侵略的定義模糊不清，對采取共同行動極不情愿，證明即便面對對和平的公然威脅，它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國際和平和安全遭到最嚴重威脅時，集體安全已經多次證明運轉不靈。（例如，在1973年的中東戰爭期間，由于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彼此串通，安理會遲遲不開會，直到華盛頓和莫斯科談判同意?；?，安理會的會議才開起來。）

    不過，威爾遜的遺產已經塑造了美國人的思維。美國領導人經常把集體安全與聯盟混為一談。二戰后，在向心懷疑慮的國會解釋新生的大西洋聯盟體系時，政府發言人堅持把北約聯盟解釋成單純的落實集體安全學說的行為。政府向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分析報告，追溯歷史上的聯盟與北約之間的不同。他們堅持說，北約與領土防御無關（這對美國的歐洲盟國可是新聞）。分析報告的結論是，北大西洋公約不針對任何人，只針對侵略行為。它不尋求影響不斷變化的lsquo;力量均衡，而是強化lsquo;原則之間的平衡58。（國務卿迪安middot;艾奇遜是位精明的歷史學者，足智多謀。當他把一個旨在規避集體安全學說缺點的條約對國會說成是落實集體安全學說的措施時，人們可以想象他閃現出的狡黠目光。）

    已經退休的西奧多middot;羅斯福譴責威爾遜一戰初對歐洲風雨欲來不理不睬。接著在一戰結束時，他又質疑美國代表國聯提出的各種訴求。1918年11月宣布停戰后，羅斯福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