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界上多的是“我知道錯了，我就不改”的人。

    而人們在道德選擇上，都會面臨著現實抉擇，不是有良知就能造成好的結果，所以必須要讓良知發揮作用，也就是“致良知”。

    姜星火平靜的說：“所以，才要有致良知的工夫?！?/br>
    陽明心學大行于明中晚期，成為當時的顯學，不是沒有道理的，其核心要義，就在“致良知”三個字上，而王陽明回顧明代前中期的理學學術之失，提出的這個觀點，正是切中當時士風之要害積弊，有滌蕩學風、重樹世風之期許，此時拿出來再好不過。

    實際上，“良知”雖然是與生俱來的，能使人知善知惡，能使人對自己的行為做出正確評價，指導人們的行為選擇，促使人們棄惡從善，但現實世界里，就是有很多人無法知善知惡，不能做出正確評價，不能改惡從善，“致良知”之學，就是為了解決這個最難回答的問題而作出的答案。

    “致者何謂？其一，曰中介，昏暗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其二，曰實踐，知良知與行良知之間，所差者不過實踐，唯有實踐，方能使人體察過度的物欲私利乃是使良知昏蔽的主要原因，繼而時刻自省，時時保持吾心之良心，即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性?！?/br>
    “至于為何要致良知，便是因為，人乃物質所構成，良知雖是先天之知，卻非是所有人自覺之知，因此，要通過致良知，把先天之知轉化為自覺之知?！?/br>
    實際上，在這里姜星火對致良知的含義，做了部分補充，“先天之知”其實就是“先驗之知”換了個說法，也就是將德國古典哲學術語的“實踐”概念與之融合，同時另辟蹊徑，繞開了過去理學家們的老路。

    這也是根據黑格爾對華夏心學的深刻分析所得出的，按照黑格爾的話說，“良知”就是“先驗之知”，也就是“對象自己規定自己，而不是從外面獲得自己的謂詞”，而黑格爾認為心學的“致良知”理論，作為“先驗之知”，雖然有標準的方法論和實踐手段，也就是通過謂詞的各種限定，人們能夠通過“致良知”一步步接近真理，但并不能完全認識這種“先驗之知”。

    姜星火繼續說道：“先天之知，即是真理，真理是某一時空的同一個客觀的世界在跨越時空的不同的主觀的世界的同一認識，在客觀條件滿足的情況下表現為反復出現與必然出現，而‘致良知’這個實踐的過程，就是把先天之知的主觀世界與某一時空的客觀世界接軌的過程?！?/br>
    換言之，姜星火把“實踐”、“真理”這些近代哲學中的重要概念，與“致良知”結合了起來，完成了他的心性論。

    而從此以后，姜星火左手是“細胞物質論”的本體論，右手是“致良知（或者說實踐出真理）”的心性論，就完整地構筑出了自己的物質一元論的哲學大廈。

    在此基礎上，姜星火用實學進行社會建設，用科學培養工業革命所需的人才。

    如此一來，相當于從指導思想到實踐方法，從本體論到心性論，就都齊全了。

    而有了姜星火這套完整理論的指導，世風、學風這些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姜星火繼續補充道：“先天之知與天理不同，雖然是真理，但在形式上是主觀的，因為其屬于認識范疇，不能等同于物質的客觀實在，但在內容上客觀的，檢驗‘致良知’效果的唯一方法，就是其客觀的社會實踐?！?/br>
    實際上，過去以宋儒為代表的理學家們，總喜歡搞“致知在于格物”這套，認為要達到致知的目的，必須要從格物開始，而姜星火則認為并非如此，他認為“致知在于正心”，也就是人們在道德的反思中，清除過分的物欲和邪念，從而讓被昏蔽的“良知”恢復。

    “實踐，倒是個有趣的說法?！?/br>
    曹端對此很感興趣，他又問道：“那致良知的實踐之法，國師可否講的清楚一些？”

    “自然可以，不過應該跟你們過去學的不太一樣?！?/br>
    “哦？哪里不一樣？”

    胡季牦饒有興趣的問道。

    他也不是一般人，自幼飽讀詩書，學富五車，而且以德行被人所稱道，后期算司馬懿，前期在安南算是類似于王莽的角色。

    所以德行這塊，胡季牦還是有點發言權的。

    “致良知的實踐之法，共有三步?！?/br>
    實際上，姜星火既然能提出這套與物質世界一元論配套的心性論，就肯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致良知”是心學的大殺器，但同樣也有弊端，姜星火做的，就是盡可能地規避掉弊端。

    這是有充分歷史經驗的，因為心學在王陽明去世后，主要以王畿、王艮兩派為主，而這兩派因為沒有統一的方法論，所以都走歪了。

    其中的一派，走入了佛家的心性論，成了狂禪派，就是漸中王畿一派，他們主張“良知當下圓成，更不須用消欲工夫，不須防檢與窮索，取頓悟而入，即本體更是工夫，而天機常運，雖有欲念一覺便化”，把良知當作佛性看，主張頓悟，沒有切實的方法論，最終越走越歪。

    而另一派，則開始迫近魏晉玄學的心性論，成了清談派，也就是泰州王艮一派，他們從日用見在處指點良知，謂良知為天然率性、吃飯穿衣、饑食渴飲、冬裝夏葛，泰州學派把個人道德和社會道德的一切樊籬全部打破，其道德性遂缺失不足，行為怪誕，異議紛呈，所謂“上焉者習靜談玄以求頓悟，或作奇異之論以驚世駭俗；下焉者放蕩恣肆，每出名教之外”便是如此，舉止言談多放蕩不羈，只知清談心性，不務實事。

    在王陽明的心學體系里，良知作為本心的意味極其濃重，道德行為之發動、道德原則之制定皆導源于良知本體，而且王陽明認為世界萬物以良知本心為靈明，通過主體對于一點良知的存養與擴充，可達至萬物一體之境界。

    也就是說，王陽明心學里的“致良知”跟姜星火的“致良知”還不太一樣，姜星火只把“致良知”當做心性論的道德準則和道德修養方法，而王陽明則是把“良知”納入了本體論范疇，這跟姜星火的物質世界一元論是截然相反的。

    因此，如果從心學本體論的視角來看，“良知即獨知”，契證內賦予主體的良知，惟己獨知，若無實地工夫來詮釋此獨知之本體，則本體將窒息于身體里同樣，若無切實可靠的方法論來支撐這一本體的伸展，則必然淪為談玄說妙的東西。

    “良知即獨知”這一命題，在理論上存在多種詮釋可能，亦是流弊造成的根源之一。

    所以，姜星火先設定了“先天之知”即是真理，而真理要通過實踐來探求，也就是“致良知”這個方法論，從而完成了邏輯閉環，規避掉了王陽明心學的種種弊端。

    而后，就是現在的事情，姜星火需要提出一個完整的方法論，用來給普羅大眾使用，教會他們如何用標準的步驟去“致良知”。

    姜星火抬頭望著天空，緩慢地說道：“其一，曰慎獨?！?/br>
    “慎獨”一說，出自先秦儒學諸多經典，譬如《大學誠意》記載“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中庸首章》記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慎獨”在先秦儒學的語境里，即主體在社會道德實踐中，須時時刻刻保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審慎心態，即便是在隱微之處也不放松，要切實地做道德實踐工夫。

    漢代著名大儒鄭玄在《中庸首章》處對慎獨做了釋義“慎獨者，慎其閑居之所為，小人于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為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閑居者，獨處也”，也就是說君子即使在獨處之時，也應持守謹慎，這種釋義有些字面意思的感覺了，少了幾分微言大義的內涵.但在經學時代，儒者多著力于尋章摘句、考據訓詁之類，于古圣先賢之微言大義無所闡發，所以倒也沒什么。

    直到南宋時期，朱熹又對慎獨做了新的解釋，朱熹認為慎的意思應該跟鄭玄解釋的一樣，但在獨字上朱熹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在朱熹這里，獨就有了獨知（獨自知道）的意思。

    而姜星火做的解釋則與朱熹不同。

    “慎獨者，人于內心活動之隱微處體察，以至省察克治也?！?/br>
    也就是說，姜星火認為“慎獨”是自我認識的一種特殊形式，是道德修養的一種最重要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一個人與天俱來的、能知善知惡的良知，要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能動作用，去廓清任何已經萌動了的過分的私欲和邪念，就實際意義來說，是一種很重要的修養功夫。

    之所以把“慎獨”擺在第一位，也是有原因的。

    或許人們一般只會記得冠軍的名字，但在明代理學界，還不是這樣。

    “明代理學之冠”毫無疑問是曹端，而“明代理學之殿”的稱號，則屬于黃宗羲的老師，劉宗周。

    明末時期，劉宗周深感當時學風世風之敗壞，如何重樹學風、糾偏積弊，成了他最重要的理論探索，而“慎獨”正是劉宗周提出的解決方案，可謂用心良苦之極。

    換言之，姜星火為了這次的太學之會，是真的請了一堆未來的神。

    中國的王陽明、劉宗周、王夫之、黃宗羲，外國的黑格爾、康德。

    針對世風學風這些問題，在心性論上，王陽明、劉宗周等人提出的辦法，是最切合大明社會實際的，將這些辦法揚其精髓避其糟粕，自然能夠起到戰勝舊有理學心性論的功效。

    隨后，姜星火又講了慎獨的具體方法，其中就有著名的“靜坐法”。

    “其二，主敬?！?/br>
    “慎獨”是劉宗周的方法，而“主敬”則是王陽明弟子鄒守益的方法，有些偏向理學的“居敬”、“用敬”，但不完全是一回事，辦法比較保守，但相對于陽明后學中“現成良知”、“百姓日用即道”等激進派的自由放任之主張而言，反倒是真正切實可行的方法論。

    “主敬，心有主宰便是敬，主敬則能克己，克己則有主宰，即保持內心良知的虛靈明覺，從而實現在‘事’與‘念’上對人行為的矯正?！?/br>
    對于這套方法，黃宗羲在《明儒學案》里評價是“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私欲也，故出門使民，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戒懼之流行，方是須臾不離”，也就是說，如果能做到主敬，就能保證內在心靈不與外部的實踐行為相脫節，完全實現內在良知對人之欲望與外在行為的道德規定，使外部行為完全出于內在良知這一先天之知的道德規定。

    又廢了一番口舌，深度闡釋完“主敬”。

    姜星火語調平淡地繼續說道：“其三，戒慎恐懼?！?/br>
    這話乍一聽似乎有些拗口，但細想一番，卻有來頭的。

    “戒慎恐懼”出自《中庸》里面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良知之本體，本自廓然大公，本自物來順應，本自無我，本自無欲，本自無揀擇，本自無昏昧放逸，若戒慎恐懼不懈其功，則常精常明，常規常矩，常虛常靈?！?/br>
    也就是說，只有良知本體的“戒懼”才是真正的戒慎恐懼，而“常精常明，常規常矩，常虛常靈”才是“本體戒懼”的效果，也才是真正的“致良知”之后的內心表現。

    而參與太學之會的眾人，隨著姜星火不急不緩地闡釋，也很容易地就意識到了，姜星火這套“致良知”的學說，威力到底有多大。

    如果不懂的話，拿武俠小說的比喻就是，林平之把《辟邪劍譜》活字印刷了十萬份免費發放.

    “致良知”這種方法論，論點清晰，論據可靠，簡單易行，極容易推廣。

    有了這種東西，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接受，而不是繼續奉行腦袋上有個天理的傳統道德觀。

    在場眾人的目光，齊齊地看向了胡儼。

    不知不覺，太學之會已經持續了將近一天，冬日天黑的早，這時候日頭已然西斜了。

    楊士奇還想說什么，但這時候胡儼的身子卻晃了晃，幾乎要頹然倒地，但還是勉力用手撐著，看向眾人。

    胡儼掙扎著起身，搖晃著走回了座位，臉色慘白，雙唇顫抖，聲音沙?。骸拔艺J輸?！?/br>
    全場寂然！

    而這一次，胡儼似乎再難站穩腳跟，一屁股坐在位置上，捂住胸口，喘息急促，他的額頭上滲透出細密的汗珠。

    第521章 余波

    這樣的結果，并沒有出乎預料，但就是讓人感覺不可思議。

    雖然姜星火這一方的優勢，到太學之會的最后，已經呈現出了碾壓，但胡儼等人，似乎還沒有到沒有任何還嘴之力的地步。

    畢竟，理學的心證依舊是可以堅持下去的。

    正所謂“只要我不認輸，那我就沒輸”，就是這個道理。

    但從辯論的角度來講，反方的胡儼等人確實已經辯不過了。

    姜星火的物質一元論非常扎實，而他們則無法證明“氣”的存在，所以理學的“氣本論”，是注定要被取代的。

    理學的“氣本論”崩解，后果當然很嚴重，這就意味著天地之性不再貫通于人的氣質之性。

    因此，反方在心性論上陷入了被動，只能反復強調三綱五常的重要性。

    但在姜星火這里，三綱五常（父子、君臣、夫妻，仁義禮智信）這些道德準則，既然不是天理，那就并非是無可替代的。

    所以，在太學之會的下半場，辯論的關鍵就轉移到了，姜星火有沒有一套完整的心性論和心性論的實踐方法上面。

    結果是，姜星火有。

    姜星火圍繞人本能的道德心，也就是良知，展開了心性論的論述，提出了“致良知”的方法論，也就是“慎獨、主敬、戒慎恐懼”。

    有了這套標準化的、人人皆可實踐的心性論，其實理學的潰敗，也就是理所當然之事了。

    畢竟王陽明心學擊敗理學，迅速蔓延成為顯學，就是姜星火前世，明朝中葉發生的事情，而且當時之所以會有王陽明心學產生，就是因為彼時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思潮到了這個非有新思想引領不可的地步。

    事實也證明了，致良知這套方法，確實是破除理學保守落后的三綱五常的最佳武器。

    所以，在相同的社會背景下，姜星火用他改進的心學心性論，爆殺了反方辯手們，也就不足為奇了。

    “胡祭酒，你怎么了？”

    這時候，王允繩忍不住驚呼一聲，起身小跑了過去。

    胡儼沒有回答，只是擺了擺手，示意自己無礙，讓王允繩別管他。

    楊士奇也蹙眉看著胡儼，神情擔憂。

    胡儼對著他笑笑，示意沒事兒。

    但這副模樣，任誰看了都知道，那是在逞強呢！

    胡儼抬起頭看向姜星火，嘴角帶著苦澀的笑意：“我輸了，物質一元論，無從反駁；心性論，或許還有些可爭議的地方，可總歸這世道，也該有變化了?！?/br>
    他的態度誠懇，沒有半分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