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國濟民者，天理也；世風奢靡者，人欲也?！?/br>
    胡儼開始了他的最后一搏。

    而作為最后的對策，顯然是經過胡儼深思熟慮的，條理非常清晰。

    “經國濟民，合氣質之性，亦需合天地之性?！?/br>
    “何謂經國濟民與天地之性相合？”

    胡儼自問自答道：“仁、義、禮、智、信，此五者也?！?/br>
    胡儼話語稍頓，眾人卻變得若有所思了起來。

    剛才的核心辯題，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就是“存天理滅人欲”。

    現在，眼見著僅靠“天理人欲論”這個防線，恐怕最好的結果，都只是勉強守住。

    而總體上來講，由于在本體論上的一敗涂地，太學之會的總體結果，還是反方辯手的大敗虧輸。

    而且，“天理人欲論”這條搖搖欲墜的防線，到底能不能夠守住，也很難說。

    所以胡儼索性心一橫，直接轉移核心辯題了。

    一場論戰的核心辯題，一般來說，不是某一方想轉移，就能轉移的，要得到雙方的認可。

    而胡儼所轉移的辯題，既是反方唯一反敗為勝的機會，也是正方辯手們，需要正面接下來的辯題。

    因為胡儼所拋出來的辯題，其實就是在經濟發展中的倫理道德問題。

    實際上，之所以會有這場太學之會，就是因為隨著變法的進行，商品經濟的發展，引來了思想道德層面的種種變化。

    所以，胡儼拋出的新辯題，反倒比剛才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更為貼近矛盾主旨。

    但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如果沒有可靠的論點，那么反方辯手們，失敗的概率反而更大。

    因為在這種依托于商品經濟發展下的倫理道德問題上面，傳統的程朱理學，并沒有多少深入研究。

    也就是說，全靠胡儼自己的臨場發揮了。

    能不能超神爆種，是這最后一搏的關鍵。

    其他人，也都很快意識到了這一點。

    楊士奇滿懷希冀地看向了胡儼。

    曾經，楊士奇并不是很高看這位在內閣里沉默寡言，做事穩妥的大儒。

    因為胡儼的歲數，比他們大不少，也不是科舉出身，在基層學政系統摸爬滾打了很多年，是靠著多年積累的名望以及過硬的儒學實力被提拔進內閣的，但胡儼為人教條，甚至有些死板，是不可不扣的醇儒。

    故此在很多事情上，做事較為靈活變通的楊士奇，都不太認可胡儼。

    但不管是變法開始時胡儼的挺身而出，還是今日胡儼堵上一切所換來的這場太學之會，胡儼強硬的風骨，都讓楊士奇對他的態度，有了很大的改觀。

    而今日胡儼一力擔之的決絕，以及從絕望中不斷尋找希望的勇氣和能力，更是讓楊士奇非常敬佩。

    但是胡儼，真的能做到打敗姜星火嗎？

    楊士奇的心頭升起了一個問號。

    姜星火是如此的強大，這種強大甚至讓他產生了慌亂和絕望。

    但胡儼很快就用自己的爆種表現，給予了楊士奇和所有反方辯手新的希望。

    “天地之性，道德也?！?/br>
    “道德之仁義禮智信，不僅約束天下之人，更可約束經濟關系?！?/br>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br>
    “義者，君子之所喻也。君子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與富貴則不處，于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若有白金遺道中，君子過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過之，則便以為利而取之矣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已隨之?！?/br>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禮貴得中，奢易則過于文，儉戚則不及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后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br>
    “智者，猶識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足食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則在乎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矣?！?/br>
    “信者，約信也，以實之謂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交易以信，則市易易，反之，則難矣?！?/br>
    當胡儼停頓的時候，現場響起了不小的驚疑之聲。

    顯然，胡儼根據“仁義禮智信”這五種道德觀念來對商品經濟行為進行約束，是基于程朱理學里朱熹觀點的一次不小創新。

    胡儼的整體觀點，就是認為財富可以后天獲得，但財富獲得的途徑和手段要符合道德標準，“不義之財”不可以被提倡的，雖然趨富惡賤是社會的現有價值取向，但君子取利要有道。

    而在消費觀念上，胡儼也試圖以程朱理學，為大眾提供一個標桿，主張把個人消費倫理拔高到了脫離世俗物質享受的層次，追求一種精神享受的至高境界。

    總得來說，是程朱理學現有的義利觀基礎上的理論突破。

    既堅持了儒家根本的道德原則，又顯得不是那么不切實際。

    實際上，由于在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確實有很多人為了發財不擇手段，在利益面前失去了對道德底線的堅守，而胡儼的這種提法，就有點類似于近代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和“道德人”的理論假設，而在經濟活動中，誠信等基本原則確實是值得提倡的，以損害道德為代價的經濟活動，其實對于整個社會風氣都是一種損害。

    胡儼的觀點，哪怕是姜星火，也不能說沒有任何意義，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積極意義的，這是無法否認的，所以在這個層面上，胡儼就已經取得了穩住陣腳的作用。

    畢竟站在道德高地上，對下面指指點點，天然就立于某種不敗之地。

    但這種改變，對于傳統的程朱理學，或許是一種進步，可對于姜星火的新學來說，卻依舊太過保守和落后，是披著“仁義禮智信”的虎皮的道德綁架。

    姜星火思忖片刻，開口道：“仁義禮智信，不待發而始有也，未發之時，此五者未嘗不流行于中，即使發之時，五者有何聲臭之可言乎？若必以不容說者為頭腦，則參話頭以求本來面目者為正學矣?！?/br>
    “宋儒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在人心，推原其上一層以謂之性，謂之曰仁義禮智信，性反覺墮于渺茫矣?！?/br>
    姜星火的立場站的很穩，并沒有因為對方的某種“讓步”而隨之妥協。

    因為從心性論的角度，姜星火壓根就不認為儒家基于天地之性所衍生出來的“仁義禮智信”這些東西，是屬于實理范疇，也就是他反對這種在“仁義禮智信”之前先立一性的形上學，如果是基于這種邏輯去推導一個“天性”，那么跟佛家成佛的邏輯有什么區別呢？

    說白了，“仁義禮智信”沒錯，道德也沒錯，但理學家將這些東西，定義為“天理”范疇，屬于“天地之性”，來居高臨下地指導社會經濟生活，在姜星火看來就是錯的。

    如果今天他接受了這種對方的“妥協”，承認了理學家的道德準則對于經濟活動的指導地位，那么其實一切都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今天的太學之會，爭到現在，爭的就是到底存不存在“天地之性”這種至高的、凌駕于一切現實之上的概念。

    “解大紳方才所言，蓋赤子之心，見父自然知愛，見兄自然知敬?！?/br>
    姜星火繼續道：“若是真有一個天理，基于物質遺傳的種種本能，方是天理源頭，何消去存天理，而后發之為仁義禮智信？如孝子見父赴役，天寒起盥冷水，見之痛哭曰：為人子而令親如此，尚得為人乎！于是以身代之。此痛哭一念，是從天理而求得的嗎？我以為，宋儒往往說倒了?！?/br>
    “《孟子盡心上》所言：親親，仁也；敬長，義也?！?/br>
    “有親親而后有仁之名，則親親是仁之根也，今欲于親親之上，求其所發者以為之根；有敬長而后有義之名，則敬長是義之根也，今欲于敬長之上，求其所發者以為之根.此宋儒所以有‘性中曷嘗有孝悌來’之論，天地之性不明，由此故也?！?/br>
    針對胡儼所提的“仁義禮智信”這個根本論點，姜星火給予了重點針對回應。

    對于當先的“仁義”兩點，在儒家體系里，仁的基礎是親親，義的基礎是敬長，這個是孟子明文規定的，而所謂親親，指的就是孝，所謂敬長，指的就是悌。

    姜星火認為，孝悌作為仁義的根基，非如程朱所理解的那樣仁義為孝悌之根本、孝悌為仁義之發用。而是“仁義禮智信”這些道德準則都是虛名，譬如仁義，是先有親親敬長，才后出現的。

    從名實關系上看，“仁義禮智信”這些道德準則，是基于物質遺傳的人倫關系和后天社會關系形成的，孝悌之行為實，仁義禮智為名，這就完全顛倒了程朱理學在天地之性所派生的“仁義禮智信”等道德原則問題上的觀點。

    而接下來，雙方又是一陣唇槍舌劍。

    辯論，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姜星火“理欲統一”的心性論觀點非常牢靠，反方辯手們根本無法駁倒，之前以退為進的招數，也宣告無效了。

    實際上，辯論到了這里，所有反方的辯手，胡儼、楊士奇、王允繩、高遜志、汪與立、楊敬誠心頭都升起了一股無可奈何之感。

    本體論方面，姜星火的物質細胞理論，實在是無可辯駁，所以已經開局輸一半了。

    剩下的這一半，也就是心性論，姜星火更是咬死了“理欲統一”的觀點一步不退。

    如之奈何？

    幾人交換了一下眼神，楊士奇這時候忽然看到，在負責記錄的楊榮，給他使了個眼色。

    “若是真到了局勢為難的時候，不妨用此法破局?！?/br>
    楊士奇想起了此前他們所商議的內容。

    眼下，似乎就到了不得不用的時候了。

    因為再拖下去，沒有對策的話，那就輸了。

    楊士奇又等了等，眼見胡儼也是無計可施，于是咬牙出聲道。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br>
    “性者，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br>
    “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br>
    曹端聞言卻是一怔。

    ——盡心論。

    因為理學的盡心論是心性論的一部分，全靠心證，而心證的東西，拿來辯論是沒有結果的。

    所以，這就是屬于拖時間的無賴打法。

    但凡要點臉面的，肯定是干不出來這種事情的，所以胡儼沒好意思。

    而楊士奇今天為了贏.不，或許只是為了輸的不那么難堪，直接把理學的盡心論給祭了出來。

    而理學盡心論的基本觀點就是盡心與窮理致知、體認天理這三者，是一并顯發的，只要盡得此心之全，亦即意味著對萬物之理的窮極無余，在邏輯層次上，萬物之理是天理的顯現。

    最終版本的朱熹則認為，對于人心，想要盡得此心，必須窮理致知，只有這樣才能透顯涵具靈昭明覺之知的本心，并上達天理，最終實現人的氣質之性與天理的天地之性的統一。

    解縉此時只道：“謬矣！”

    “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強恕而行’，講的都是盡心，心之在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如此種種，如孺子入井而有惻隱之心，不盡則石火電光，盡之則滿腔惻隱，無非性體也，人與天雖有形色之隔，而氣（物質）未嘗不相通，知性知天，同一理也，何必舍近求遠？”

    解縉的意思是，朱熹等宋儒認為“性/理”是獨立實體，所以才有“必以知性先于盡心”的盡心論說法，繼而以窮理為入手工夫，而其所窮所知之理乃天地萬物之理，反失卻人心惻隱羞惡等條理，不說南轅北轍，也可以說是舍近求遠。

    汪與立這時候反駁道：“是以圣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于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于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br>
    汪與立的說法，就是典型的理學的“交融貫通之境”，也就是宋儒們總結出的境界法門，是知覺之心體在窮理、致知之后“心理合一”的證成。

    此時此刻，反方辯手們已經不指望贏了，只指望輸的不要這么難看。

    而眼見楊士奇用的“盡心論”這招似乎有點效果，反方辯手們也是跟著一擁而上。

    高遜志亦是開口道：“專務于內，從心求理，則物不盡；專務于外，從物窮理，則心不盡。物不盡，心不盡，皆是理不盡，故而必心物內外交融，達至于心理合一之境界?！?/br>
    楊敬誠亦是打起精神來說道：“必其表里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于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君子之聰睿，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br>
    融會貫通之境，這個說法被反復提及，實際上就是宋儒認為當為學致知進至脫然貫通境界，知覺之心知與物之理則一體契合，故本心所具之靈昭明覺之知，不僅能夠究極天下之物的精微義理，也能夠究極此心體之量。

    有點類似于“大自在”、“大圓滿”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