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白了，真論實力比曹端都差得很遠呢。

    但關學是有傳承的，而且現在楊氏關學最主要的觀點就是崇古。

    如果但從學術光譜上來看，現在的關學跟宋代的關學肯定不是一回事，反而更傾向于姜星火那位誅十族的師爺，也就是方孝孺的理論。

    方孝孺在《宋學士續文粹序》一文中，曾對洪武朝的社會風俗是這么描述的“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從中很簡單就能看出來，洪武時代，風俗正處于一個復古的時代。

    這種復古，一方面是要建立穩定的道德社會，另一方面是朱元璋主張的“去胡化”運動.從法理上講，鐵木真當然是沙漠上的“天命真人”，大明的法統是從大元繼承的，而從情感上來講，則要全面地恢復漢人衣冠禮樂，因此洪武朝的復古風氣，起于正彝倫、行先王之典，再通過重血緣、崇宗法、講名分、別尊卑等手段，以確立一種以傳統儒學的倫理道德為核心的思想與文化基礎。

    也正是洪武時代持續了三十年不遺余力的復古運動，正是因為老朱對三綱五常有整頓之功，所以靖難之時，才有那么多為建文帝死難的忠烈之臣。

    楊敬誠緩緩說道：“古人之性，大多淳樸，今人之性，則變得狡偽；古人風氣，大多剛毅，今人風氣，則變得頹靡；古人好學樂善，今人棄道樂謗；古人勤儉務本，今人驕惰逐末；古人忠厚推遜，今人澆頑斗訟依我看來，今日之世風不如古之多矣?！?/br>
    胡季牦就不好接話反駁了，但曹端并無顧忌，他這人坦誠，說話也比較直，只認道理，不認其他。

    曹端開口道：“若論古人，少有能古得過春秋戰國吧？”

    “可春秋之時，還可以稱為尊禮重信，至戰國時，則已是絕口不言禮與信；春秋之時，尚奉周王為宗主，至戰國時，則絕口不言周王；春秋之時，尚‘嚴祭祀，重聘享’，至戰國時，則無其事；春秋之時，尚講究宗姓氏族，至戰國時，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之時，尚有宴會賦詩，至戰國時，則不聞矣；春秋之時，尚有‘赴告策書’，至戰國時，則無有矣.這就是說，春秋之古風，戰國不存也?！?/br>
    因為是私下學術交流的茶會，還是金華學派主辦的，所以看在汪與立的面子上，曹端沒有繼續說下去，但意思也很明顯了，什么古人今人，就春秋跟戰國都不是一碼事，楊敬誠說的那些，不過是“古人濾鏡”罷了。

    懷舊，不代表舊的真那么好，讓他回到過去的時代，同樣能挑出來一堆問題。

    當下的永樂時代，正是社會與文化發生重大轉變的關鍵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文化生活也隨之變遷，思想文化開始由洪武建文時期的保守、沉悶，逐漸轉向革新、活躍。

    楊敬誠當然沒有那么容易被駁倒，他反倒懇切地舉了兩個例子。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世風日下，確實非是我危言聳聽?！?/br>
    “譬如關中鄉梓，我聽祖輩說，從前出仕之人，致仕空囊而歸者，間里互相慰勞嘖嘖高之，極為敬重。而至今日，反倒有好些罷官歸鄉的人，鄉人只艷羨其懷中金帛，若是空手而歸，反遭恥笑，這難道不是一例嗎？”

    曹端怔了怔，順勢說道：“正因如此，國師才要整頓吏治?！?/br>
    “太祖高皇帝立法峻嚴，懲治貪污不遺余力，最終起到士大夫知廉恥之效了嗎？”

    “盛世人心多厚，愈厚則愈盛；衰世人心多薄，愈薄則愈衰吏風的根由，還是在世風上，這一點我是認胡祭酒所言非虛的?！?/br>
    楊敬誠又道：“又譬如今日之人，大多便如話本上說的，只重衣衫不重人見了面，身上穿得幾件華麗衣服，到人前去，莫要提起說話，便是放出屁來，個個都是敬重的，而若是本事潑天的主兒，衣冠不甚濟楚，走到人前，除非說得天花亂墜，只當耳邊風過，這難道是我亂說的嗎？”

    吏風、世風、學風，互相糾纏，委實無法單獨拆分，一旦說起來，難免有些越界的地方，這場茶會的眾人，都不是膽子大的主，故而竟是都默契避談了。

    正在茶會逐漸進入到詩文環節的時候，外面卻忽然有消息打斷了茶會的進度。

    非是旁的消息，卻是宮中發下來的詔令。

    詔令不長，信息量卻很密集。

    “近歲以來，士風澆漓、官箴刓缺。

    鉆窺竇隙，巧為躐取之媒；鼓煽朋黨，公事擠排之術。

    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人臣酬報之資。

    《書》有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朕初繼大統，立志承太祖高皇帝遺命，自當深燭病源，亟待鏟除。

    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分猷念；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奮說直。

    大臣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有退食自公之節，于是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爾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綿祿蔭于子孫，顧不美哉？

    若沉溺故常，膠守故轍，朝廷未必可背，法守未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實不敢赦爾?！?/br>
    禍事了，您說這太祖高皇帝這么多“祖宗之法”，別的您怎么不學呢？偏生要學大力整頓吏治，這時候您想起來祖宗憲典了。

    嗯，薛丁格的祖宗之法。

    但是顯然，來自宮中的詔令，也是某種訊號，意味著隨著這幾天《明報》上輿論的發酵，已經開始有反饋了。

    皇帝的意思也很明顯，其他都能爭論，但吏風這一塊，是這次行動的主題，這個就別爭了，你們也別想靠著輿論就能阻止整頓吏治的工作。

    這樣的定性，顯然跟胡儼、楊敬誠認為的“吏風與世風息息相關”的觀點相違背，但這就屬于主辦方下場定規矩，硬要二分開來，倒也沒人再敢說什么了。

    而像是金華學派和關學舉辦的這種茶會等類似性質的學術交流，這幾日在南京可謂是數不勝數。

    圍繞著這個廣泛的、涉及到了所有人的社會命題，不同的思潮、學派之間，開始了充分的交流和思想碰撞。

    而且最關鍵的今年還是科舉年，外地舉子剛來南京就碰上了這種事，是真的小刀剌屁股——開了大眼，說什么的都有，一時間也是熱鬧極了。

    就在這種“眾人拾柴火焰高，火燒樓塌我拍照”的看熱鬧不嫌事大的熱烈氛圍中，幾日后的國子監，也是馬上要迎來了雙方不同意見代表之間，對于“吏風、世風、學風”的論戰。

    第513章 辯手

    姜星火看著負責協助秩序工作的錦衣衛遞上來的名單，稍稍陷入沉思。

    明初理學宗師，能真正有青史留名地位的，無非便是宋濂、劉基、方孝孺、曹端，寥寥幾人而已，宋濂、劉基這兩位洪武時代的執牛耳者，如今早已成了絕唱，而建文時代的方孝孺，作為自己名義上的“師爺”，更是被噶的全部傳承都斷了，未來真正能引領永樂時代的曹端，現在還只是年輕一輩的宗師。

    至于再往后，在明代思想界起到承上啟下作用的薛瑄、吳與弼、胡居仁等理學宗師，現在要么沒出生，要么才十來歲至于三原學派和崇仁學派這些名噪一時的學派，更是連影子都沒有。

    所以，按名單來看，只要是有較大影響力的學派領袖，算是該來的是都來了。

    看著自己被士林普遍歸類到了浙東學派嫡傳里，姜星火真的哭笑不得。

    “有說的嗎？這是按浙東的永嘉、永康學派事功之學來劃分的嗎？”

    姚廣孝揶揄地笑了笑，只道：“還真不是?！?/br>
    傳統概念上的浙東學派作為一個地域性學派，其實是大類的說法，古以錢塘江為界，分為“浙西”、“浙東”，后世的杭嘉湖地區古為“浙西”，而寧（甬）紹、臺溫、金麗衢地區均屬“浙東”地區。

    南宋的時候，浙中呂祖謙的金華學派、陳亮的永康學派、浙南葉適的永嘉學派，統稱為浙東學派。

    金華學派傳承到了汪與立這輩自不必說，而主張“經世致用”的事功之學的永康、永嘉學派主要活躍于南宋，最終在宋元之際走向沒落不得不說，有楊氏三代人堅守門楣的關學這種學派，反倒是少數的、幸運的。

    “這里面最重要的劃分方法，是黃溍-宋濂-方孝孺這一支的新浙東學，按傳承順序，到姜圣你這根獨苗苗上了?！?/br>
    經過老和尚的解釋，姜星火方才明白了過來是什么意思。

    到了明初，浙東學派的含義開始有所改變，金華學派退居其次，后來居上的是宋濂-方孝孺這一脈，也就是“新浙東學派”。

    而宋濂“新浙東學派”這一脈，還要追溯到元代的“儒林四杰”之一的黃溍。

    這是一個對明初思想界有著極其深遠影響的人物，但卻鮮少被人所知。

    其人是浙江義烏人，出身雙井黃氏，是黃庭堅的親叔黃昉的九世孫，在元末思想界有著無與倫比的地位，充任過元廷的經筵官給元帝講課，并且擔任了知制誥負責撰寫皇帝詔令，還擔任過國子學博士，三度出任浙江等省的鄉試主考官，門生故吏遍布天下。

    作為黃溍的得意門生，明代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曾經這樣記述人們爭先誦讀黃溍詩文的情景，“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于庭，力麾而不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而宋濂、王袆（《元史》總裁官之一）、傅爍、金涓、朱廉、傅藻，明初一大票足以稱為“大儒”、“儒宗”的儒者，都是黃溍的門生。

    所以說，黃溍的“新浙東學派”的思想，才是明初正經的官學、顯學。

    “新浙東學派”的宋濂、王袆等人，主要繼承的是黃溍推崇的朱熹理學，但宋濂在師承黃溍的同時，上接許衡、吳澄等人的思想路線，很強調心的作用，他以求我寸心、自我覺悟為為學首要任務，也就是“世人求圣人于人，求圣人之道于經，斯遠矣，我可圣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有點心學思想那個意思，但核心還是返諸己身那一套，屬于誠心正意的范疇。

    方孝孺為什么在建文時代名聲這么大？除了他學問確實不一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宋濂親傳弟子，是“新浙東學派”，也就是大明最顯赫的學派的這一代掌門人。

    不過作為宋濂的弟子，方孝孺的學術觀點跟宋濂還是有點差異的，方孝孺更強調“博文約禮、格物致知”，提倡篤行踐履，反對空談心性的“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幸于一旦之悟”的頓悟流修習法門，方孝孺主張讀書窮理，反對自我覺悟而同宋濂異趣，這是經劉因、許謙等人的思想發展而來。

    但總的說來，明初的理學家著重于博學廣識，考定文物制度，纂修前人著作及前代歷史，理論上建樹不大，思想特點都不是很明顯，哪怕是“新浙東學派”內部，也是一代掌門人一代思路。

    可惜，兩年前“新浙東學派”因為方孝孺那句“誅我十族又如何”基本被噶了個一干二凈

    姜星火以前聽過一個笑話，叫做“四個說相聲的對著罵街，把那倆熬死，活下來的就是老藝術家”。

    這不巧了嗎？

    頗有點地獄笑話的意味，現在“新浙東學派”活下來的只有一個人了.

    姜星火照了照衙門里的玻璃鏡子。

    ——“新浙東學派”字面意義上的唯一傳人·“舊浙東學派”永康、永嘉學派實學事功思想的集大成者。

    就是你了，姜星火！

    “心學、理學，都要來些人，嗯，這些人都很不錯?！?/br>
    又看了看名單，再看看給自己的安排，姜星火越看越滿意。

    其實這么安排是很自然的，在外界看來，姜星火如果拋去身上“謫仙人”的神秘色彩的話，在學術思想上，大體上是兼容理學、實學，以經世致用的事功之學為主，屬于正統的真正復興浙東永康、永嘉學派之人，說是實學宗主也不為過。

    對于大明的思想界和學術界而言，在學術水平上，姜星火的主要貢獻在于給理學的天理論（以矛盾解太極），格物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實踐方能出真知），工夫論（知行夾持，循環無端，以致良知）做出的決定性突破，這三塊理學大廈始終沒有填上的磚，被姜星火給填上了，補上了窟窿。

    單從已知的學術貢獻來看，姜星火在整個學術界，就已經是穩穩坐三望一的頂級儒宗了。

    而還有諸如在幕后提出心學新論、解答有命論與志氣說等等未發布的觀點，就更不用說了。

    所以哪怕是最傳統的程朱理學衛道士，也并沒有人質疑姜星火的學術水平，只是普遍對他的立場和觀點不太認同而已。

    姜星火一手道德層面的實學，一手實踐層面的科學，一起構建了現在大明獨有的“新學”，雖然從整體的相對數量上來講還很弱小，但從絕對數量上來看，跟隨者已然是如過江之鯉，他本人在大明學術界的影響力自然也非同凡響。

    而且這種影響力，還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長。

    如果這次論戰獲勝，那么國子監的學風毫無疑問將會倒向姜星火想要的方向，也就是更加充滿革新與探索精神，成為整個大明思想的前沿陣地。

    除了國子監，姜星火還直接控制著大明行政學校。

    而一屆又一屆的科舉，隨著教材的改動，以及朝廷掌握著的實際命題控制權，只要變法派能獲得盡量多地區的鄉試主導權和盡可能多的殿試主導權，那么一屆又一屆的讀書人，自然會從程朱理學，開始轉向混雜了荀子“法后王”等思想以及“經世致用”的事功之學思想的新理學。

    程朱理學作為大明的官學，既然大明朝廷能把它用三十年的時間扶持起來，自然也能對其進行改良和改造，說白了，儒學上千年來本來就是在不斷嬗變的，如何更好地適應統治者在不同時代的需要，才是儒學本身在嬗變過程中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而從衍圣公這一脈的歷史來看，顯然儒學是很有“適應性”的。

    不過關于未來的教育和人才培養，以及學風轉變這些東西，顯然就都是后話了。

    最關鍵的是，先把眼前這場仗打贏。

    姜星火又仔細衡量了一下名單，最后提筆刪減，看著最終版的名單，滿意地說道。

    “解縉有沖勁兒，名單加上解縉，然后就是胡季牦，別讓這老匹夫躲起來了，一起加進去?！?/br>
    姚廣孝看過名單，覺得也很妥帖，但心頭又隱約覺得似乎少了些什么。

    “對了，那個誰.”

    “不妨我們打個賭，看他會不會來？”姜星火笑道。

    “我看未必?！?/br>
    “我看他有這個心氣，若是沒有，以后可就半點機會都無了?！?/br>
    “那就拭目以待吧?！币V孝莞爾一笑。

    當世儒林，天才無數，可天才之上還有超天才，這些過去的出類拔萃者，面對堪稱“高山仰止”的姜星火，是否有這份勇攀高峰的決心，實在是個未知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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