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著老師對自己的批語，解縉唯有苦笑。

    今日面臨抉擇，內心惶然，舉目四顧，竟然是無一可信之親友，最后又奔于恩師府上，以求個決心，他還能說什么呢？

    人這一輩子，總有那么幾次艱難抉擇的時候。

    在這種時刻，內心中最軟弱的地方就會充分暴露出來，不敢自己做決斷，不敢對自己的未來負責，整個人患得患失。

    董倫當然清楚解縉現在的情況，他太了解自己這個弟子了。

    解縉不是一個能自己做決斷、拿主意的人。

    他需要有人在前面給他引路。

    否則他的野心與他的視野、能力完全不匹配，自己只能瞎撞撞破南墻，繼而一頭栽到黃河里被淹死。

    而且這里還有一個典故。

    對于吏治之風這個問題，解縉十五年前的態度，是與現在完全相反的。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解縉陪同朱元璋游覽，獻《大庖西封事》，這篇策論文章，可以說很好地反應了那時候解縉傳統士大夫的思想，解縉因其名動一時。

    文章開門見山，開篇的“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未聞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即指出老朱治理天下過于嚴刑峻法，且總是搞榜樣人物的問題，對于吏治和刑罰，解縉的建議是“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

    只能說，解縉沒掉腦袋，是那天老朱心情好。

    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勸諫老朱簡化法令，不要濫施刑罰，對士大夫要好一點，也就是兩宋傳承下來的那套“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論，認為君王與士大夫之間的關系是相互的，君王尊重、禮遇士大夫，能為士大夫發揮自身才能建設國家提供一個較好的環境，而當時的解縉，則認為治理底層百姓只需要通過減輕賦稅，多建學校，用詩書禮學就能宣沐王化，繼而實現天下大治。

    那時候的老朱看著解縉什么都沒說，只是讓這小子趕緊從自己眼前滾。

    十五年后，解縉也終于明白了當年白發蒼蒼、眼神狠辣如惡虎的洪武皇帝，為什么會忽然用那種夾雜著“憐憫”和“同情”的眼神看自己。

    一路走來，他明白了很多道理。

    君王與士大夫不是共治天下，而是此消彼長又無法徹底消滅對方，所以不得不共存。

    皇權對士大夫好一點，換來的不是吏治清明，而是大概率吏治糜爛，蹬鼻子上臉。

    治理百姓減稅是沒用的，根源問題在于基層胥吏，皇權不下鄉，減多少稅都減不到百姓頭上。

    多建學校推行詩書禮學建設不了天下大治，但鋪路治水多用化肥可以。

    解縉什么都懂，但看著十五年前的自己，他斬不下心魔。

    那個過去的自己，那個年少的自己，那個天真爛漫偏生才學天下第一的自己。

    “看好了，老夫最后教你一次?！?/br>
    解縉扶著董倫起身，親手研開墨，看著董倫的如椽大筆飽蘸墨汁，暈在宣紙上。

    神奇的是，剛才還在不斷微微顫抖的董倫，手和腕，這時候開始異乎尋常的穩定，沒有了絲毫的顫抖。

    “為國之法似理身，元氣欲固，則神氣欲揚。

    國朝患不在外而在內，不患北虜之入寇，而獨患吏治之不清矣！吏治不清，紀綱則不振，故元氣日耗，神氣日索。

    所謂‘欲安民又必加意于牧民之官’，今日之廟堂，虛文矯飾舊風尚存，牧民之官尚不可自制，何以布國朝恩澤于海內？”

    董倫把筆送到解縉面前。

    “剩下的，你來寫，只寫吏治之風，休要言及世風、學風?！?/br>
    解縉接過了筆的手，在劇烈地顫抖。

    筆鋒觸到宣紙上，扭扭歪歪，但在下一個字，馬上就轉成了董倫的字體。

    “寫你自己的字，走你自己路?！?/br>
    解縉的字漸漸變成了他自己的筆體，龍蛇飛舞間，文章已成。

    “今日有三弊者也?！?/br>
    “一者曰貪財?！?/br>
    “貪財者，一目已盲，未盲者兼為阿堵所遮；七竅已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線?！?/br>
    “二者曰疏通?！?/br>
    “君子以調停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疏通為才，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焉?！?/br>
    “士大夫自謂有救時良方，不知其乃膏育之疾也.夫賢則進，不賢則舍，何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疏通？”

    “三者曰排場?！?/br>
    “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上及中樞，下及州府，天下爭為媚諂?！?/br>
    “有官出巡，無不張金鼓、飾輿馬，百姓伏謁道旁，唯諾必謹，下屬得不呵責，頓首幸甚?！?/br>
    “.剝下奉上以希聲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征發期會以完簿書、茍且草率以誼罪責?！?/br>
    “古人云：法不立，誅不必。國朝無威信可言，自無功罪是非可辨，如此種種，實非危言矣?！?/br>
    解縉放下筆，窒息過后似地長嘶了一口氣，額上已然是汗珠滾落。

    “這才是解縉嘛?！?/br>
    “啪嗒”一聲，汗水落在宣紙上，將字跡弄爛。

    解縉看著這篇跟“昨日之我”徹底決裂的文章，如釋重負。

    董倫短暫地精神振作過后，又恢復了老態龍鐘的樣子，他抬起手，無力地揮了揮。

    “去吧.老夫沒什么要告訴你的，只想與你說，既然已經決定踏上這條路，就別回頭做反復之人了?！?/br>
    解縉收起幾張紙，對著董倫鄭重一禮，再抬起頭，原本有些發白的面色卻是紅潤了許多。

    解縉來去匆匆，很快就離開了董倫的宅子。

    “嗬嗬~”

    董倫俯下身喘了口粗氣，對著青銅痰盂用力地咳出一口痰，重重地把自己的脊背砸在躺椅上。

    “大好江山，只能躺著看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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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樂二年的春天，火藥味是越來越濃。

    隨著關于“吏風、世風、學風”這三風討論的矛盾公開化，各路文壇豪杰、士林領袖，紛紛按捺不住。

    有資格上《明報》的，那就公開論戰，沒資格上的，也非得在雅集、詩會上口誅筆伐一番。

    跟沒文化的兒子不一樣，最近胡季牦胡老先生在南京的士林中混的很高端。

    胡季牦作為安南國內獨領風sao數十載的漢學宗師，大抵是跟高麗宰相鄭夢周一個水平的大儒，或許放到三十年前劉基、宋濂領銜的洪武時代，或許還不算出挑，但在如今這個儒學不斷發展，但大儒凋零的永樂時代，就相當有水平了。

    而且胡老先生就算稱不上“安南曹cao”，那也得高低是個“安南司馬懿”，一手隱忍還是會的，跟人交談從不鋒芒畢露，更不會談論到能引起殺身之禍的敏感話題。

    突出的就是大丈夫能憋能屈！

    因此，有關于吏風、學風的討論，胡季牦是一個都沒參加，今天曹端拉他參加金華學派掌門人汪與立的茶會，得知是只論世風，胡季牦才欣然赴約。

    此前說過，金華學派乃是當今最重要的儒家學派分支之一，與葉適的永嘉學派同為浙東學派一脈，曾作為調停者主辦過理學和心學之間的“鵝湖之會”，算是中立學派傾向偏心學一點，但還是以理學為主，夾雜吸收的永嘉學派實學思想，屬于是什么都沾的類型。

    這種類型的學派，歷經“仁山”、“純孝”兩位先生的埋頭發育，歷經宋末元末百年不倒，到了汪與立手里，門下人才輩出，在大明的思想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正因如此，胡季牦才敢在茶會上說話。

    否則的話，要是參會的都是那些堅持程朱理學的衛道士，話不投機還算好的，最多奚落兩句，被人上綱上線可就遭了。

    實際上這跟明初思想界的實際情況有關，明代之前是蒙元近百年的統治，因此明初是官方的精英文化完全掌控了社會的話語權，其主體就是宋元以來的程朱理學，而洪武建文兩朝，皇帝身邊最重要的文臣們也大都是著名理學家，如宋濂、劉基、王祎、方孝孺等，這些理學名臣的學術主張也深刻影響到了明初官方思想文化的確立，最終形成了“理學獨尊”的局面。

    而程朱理學的根本特點就是將儒家的社會、民族及倫理道德和個人生命信仰理念，構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系統化的哲學及信仰體系，并使其邏輯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形成了理高于勢，道統高于治統的政治理念。

    所以在理學家這里，凡事上綱上線才是正?，F象。

    金華學派這種不那么嚴肅的學術思想，反倒是少見的、令人可以稍微放松的不過也僅僅是相對而言，根據胡季牦的觀察，金華學派對于現在世風的演變，也是表現出了擔憂的。

    實際上，這就相當于是姜星火前世明朝中期的學術思想演變提前上演了，因為隨著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和普通民眾識字率的提高，市民社會興起，文化的話語權是必然會下移至底層百姓的，包括商人、書生、市民等等，從而創造了繁榮且頗具近代特色的明代市井文化，而市井文化，又往往與傳統精英文化相對立，市井文化的興起，就代表著精英文化的沒落。

    這種由經濟結構演變而來的社會文化的轉型，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轉型過程中，必然也面臨著掌握話語主導權的精英文化的反撲和打壓就是了。

    “北宋儒學復興，王荊公新學、司馬光朔學、二程洛學、蘇軾蜀學，便是圍繞變法展開思想競爭今日思想界亦是有這般百家爭鳴的勢頭?！?/br>
    汪與立呷了口茶水，慢悠悠地說道：“新學和洛學最能體現敢為天下先的氣質，與今日姜星火的思維最為接近。司馬光朔學、蘇軾蜀學，論戰之中便是對宋代祖宗之法的爭論，與今日又是何等相似？時移世易，可道理總歸是不變的我輩金華門人，今日所為，便是如當年先輩一般?！?/br>
    汪與立所謂的“如當年先輩”一般，意思就是還是按照浙東學派的老傳統，積極整合儒學資源，深化對于紀綱法度的治體論思考，但是盡量不要去碰其他東西，治體論即安全又高端，有這種浙東學派傳承下來的大路可走，何必去舍近求遠呢？

    治體論在華夏學術傳統中源遠流長，秦漢以降自賈誼肇始，歷經漢唐演進，在南宋理宗時期呂中的《宋大事記講義》中以系統形式得到提煉與運用，在后繼馬端臨《文獻通考》、丘?！洞髮W衍義補》中有進一步發揮。而明代立國，浙東儒者劉基、宋濂、王祎、方孝孺繼承推進了治體論思考，作為浙東學派的看家本領，可謂是真正能通天的學術坦途。

    所謂治體論，就是對治人、治道和治法這三者的分析和研究，從荀子的“有治人，無治法”，到后來的“有治法，則有治人”，一直在進行演進，但無論處于治法、治人和治道中的任何一方出發，治體論架構都傾向于思考這一方與其他二者之間的相互影響與共生依存，可以說治體論的思維宗旨是強調總體的整合關系，并非是那種“非此即彼”的二極體思維。

    這種綜合思維，也是金華學派能兼收并蓄理學、心學、實學為一的根源所在。

    “月川以為今日之世風，應較之前如何？”

    汪與立將目光投向曹端。

    曹端如今算是名聲大噪了，而且是繼承的周敦頤那一脈的思想，在今日大明之學術界，已然是青年一輩中的領頭羊。

    更何況，曹端手上還兼著梳理古文今文學派脈絡的工作，哪個學派不想往這種編撰整理任務的工作組里塞些弟子呢？所以曹端有水平、有價值，汪與立說話也很客氣，沒有對于小輩的輕視。

    “世風之變，自有其根源?！?/br>
    曹端的道統是從周敦頤一脈繼承的，回答也沒出乎茶會眾人意料：“學欲至乎圣人之道，須從太極圖上立腳跟。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焉？然事物皆有矛盾，矛盾相生轉化，動靜變幻無窮，自然不可如一潭死水般凝滯不動?！?/br>
    程朱理學的世界一元論觀點是唯物的，但曹端覺悟很高，他的哲學思想是發展的，在吸收了姜星火以矛盾解太極的思想后，他從根本上就反對朱熹的太極“不自會動靜”一說，認為太極會自動靜，認識到了太極（矛盾）對事物的能動作用。

    而按照這個哲學思維的推導，那么世風有變化，才是正常的，如果一直不變，那說明太極不動了，反倒不正常。

    胡季牦靜坐許久，把場上情形大略窺了個明白，又待眾人議論了片刻，目光轉向他時方才開口：“今日之士林，往往好言上古久遠之事，以異趨為高騖，嘗以虛詞，某以為天下之事，終無可為之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如此而已，不必驚慌，亦不必小題大做?！?/br>
    “好一個——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

    汪與立撫掌大笑，他早就覺得胡季牦是個妙人，這番話很有治體論的神韻，治體論研究的就是治人、治道和治法，道理是如出一轍的。

    但茶會的另一撥人卻未見得完全認同他們的觀點，這就是來自關中的楊氏關學門人。

    關學是宋代張載創立的代表關中地區的學術流派，學術脈絡源遠流長，大抵經歷了幾個階段，即極盛于北宋，靖康之變后不久，關陜便淪陷于金人之手，從此學術始終不振，而到了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時候，若非關學楊氏幾代人苦苦堅持，恐怕早就已經斷了傳承了。

    楊氏一門，是如今關學的代表人物，楊天德、楊恭懿、楊寅三代人極力倡導關學精神，以講學為生，弘揚張載一貫主張的學術主張，正是這三代人的努力，才讓關學在元代尚未失語，也為明代關學的復興打下了基礎不過關學大復興，從歷史進程來看，那是以后的事情了，按照姜星火前世明末學者馮從吾給關學編的學術譜系，也就是《關學編》，別說明朝中期大名鼎鼎的三原學派連個影子都沒有，就算是那位被稱為“容思先生”的邊地戍卒之師段堅，這時候距離出生還有整整十五年。

    所以，關學現在扛大旗的，還是楊氏的大貓小貓三兩只。

    可今日的關學掌門人楊敬誠，跟一百年前的祖輩相比，也只是有自成一派的學術地位罷了，名頭雖大，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這也很容易理解，要是關學真的振興，哪輪得到曹端年紀輕輕就“聲震關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