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所謂“深為清議所譏”并非是一句空洞的虛語。像明末清初人黃景昉在他那部全面檢討明史的《國史唯疑》卷六中就指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5頁）：“顧文康鼎臣講《心箴》，世廟稱善，為注釋，因及視、聽、言、動四箴。敬一《虛詞》七章，仍陳五事，皆道家香水供獻鄙褻語云。大約嘉靖諸臣，始瑩精禮樂，既殫力祠禱，機原相通，總為潔身自媚計。......“盡管“潔身自媚“的提法較之《明史》的“素柔媚”看上去略多了幾分”同情的理解“。在由顧氏子孫于顧鼎臣身后三次結集其詩文的過程中，他們請到了一些有份量的人物如蔣德璟、吳邦臣、公鼐、徐開禧等來寫序，但是這些洋溢著高度贊譽的評價顯然是并不為后世史家所認同，或者說至少說是未予以重視。

    而當我們有機會打開并來研讀顧盧臣的后代子孫于崇禎年間陸續編成的顧文康公文草、詩草、續稿、三集等系列詩文集時，我們便看到了在“民間的顧鼎臣”之外又一個基本由“自述的顧鼎臣”構成的面目形象。與前面兩種形象相比，這后一種“自述”的形象常常會使我們覺得更清晰、更親切、更容易理解，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種近距離的、極易讓人產生角色扮演幻覺的觀察就不會帶來“只緣身在此山中”的遮蔽。有意味的是在以上三種史乘材料中均提到的顧鼎臣所撰范?！缎捏稹分v章及《步虛詞》七章，并不見存于其詩文集內。而當我們有心依據史乘中的非議，來詩文集里搜索線索時，我們又會發現這通常由自己或是親友、門生編定的別集往往是沉默的，隱晦的。然后“自述”的詩文集畢竟給我們觀察時代社會、歷史人物提供了豐富、鮮活的文字材料，使我們有可能靠近歷史現場來勾勒一張較接近本人真實的肖像畫。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