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君和顧擷岡贊嘆不已：“義父不怕冒犯皇上天威，招來權貴酷吏誹謗彈劾，真是一位仗義執言，為民請命的好官、清官！”

    由于顧鼎臣連篇累牘、多次上疏嘉靖皇帝，終于下旨派他和吏部、戶部的官員到江浙去考察賦稅制度的改革。他們到地方實地考察了三個月，通過查閱檔案和明察暗訪，發現土地兼并和農民流亡非常嚴重。

    明朝初年，全國土地有八百五十余萬頃，如今只有四百二十二萬余頃，減少一半。明初全國戶口一千六百多萬戶，永樂年間增加至二千萬戶，如今只剩下九百余萬戶，不足永樂時的一半。這說明官僚、地主隱滿土地數量非常嚴重，農民被迫離開土地，輾轉流亡的數量已經十分驚人。

    皇帝、王公勛爵和宦官設置的莊田數量越來越大，京畿的皇莊，弘治時才五座，到了正德，一月之間就增加了七座，如今已經增至三十六座，占地共三萬七千五百余頃。管理皇莊的宦官、軍校，每座多達三四十人，不僅皇莊內的佃戶受到沉重剝削，每畝征收五分、七分至二錢的銀租。

    皇莊周圍的農民也一同受害。凡是撐駕舟車、放牧牛馬、捕魚捉蝦，都要收稅。王公勛爵和宦官以“請乞”的方式強占民田，燒毀民房，鏟平墳墓，砍伐樹林，逼迫農民背井離鄉，到處流亡。

    在土地兼并和賦稅日益加重的過程中，農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交不起租稅則鬻兒賣女，更多的農民結隊流亡，流民數量多達一二百萬戶。有些地區逃亡過半，甚至十室九空，拋荒土地少則千百余畝，多達一二萬頃。

    流亡農民扶老攜幼，露宿荒野，采野菜吃樹皮，妻啼子號，輾轉千里，歷盡千辛萬苦，有的進入城市或者到海外謀生，大部分淪為官僚、地主的雇工、佃戶和奴婢，還有的進入山區墾荒或開礦。朝廷通過里甲、關津和禁山等手段阻止流民遷徙，甚至于殘酷鎮壓，致使地方上屢次暴發農民武裝起義。

    江南諸省的田賦大部分折算成銀兩，稱作“金花銀”，規定米糧每石折價二錢五分，后來又增為一兩，使農民負擔增加了三倍。政府的官田租給農民耕種，賦稅很重，一般是三五斗，農民打到七斗糧，要向政府繳納六斗賦稅，打一石要交八斗賦稅，佃農無法生活，只得把官田民賣，地主土豪乘機圖利，出現“買產而不過割”，和“產去稅存”現象。

    江南民間歌謠唱道：“一畝田無七斗收，先將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br>
    里甲、均徭和各種雜泛差役，名目繁多，官吏任意加派，而富豪士紳賄賂官府，營私舞弊，以“詭寄”、“飛灑”等種種手段，隱滿丁口，逃避賦役，造成一切賦役皆放過富豪士紳，全部差遣給貧困農戶，平民百姓苦不堪言。如今田賦之害是，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閑人戶亦令出銀，一里之中，甲無一戶之閑，十年之內，人無一歲之息，甚至一家當三五役，一戶遍三四處。

    如今政府又把各項力差，改為銀差，銀差之外，又征力差，農民不堪重負。在江浙，地主豪紳的土地，阡陌連亙，甚至一家兼并十家之產。

    佃農每畝產量不過數斗，田租卻要一石二三斗，只得今日完租，明日乞貸，而借貸的利息又高達一倍至五倍。官僚、地主招募流民當雇工和佃戶，向他們多收田租稅賦，高利貸盤剝，甚至任意拷打吊殺。

    顧鼎臣說：“江南賦稅弊病中更為突出的是里甲、糧長問題。里長由丁糧較多的人戶擔任，負責征收稅糧，辦運皇家貢品，支付官府公用。里長是基層行政組織機構，向地方官負責。糧長由官府指派大戶充當，負責稅糧的催征、經收、解運。糧長是基層稅務組織機構，直接向皇上、戶部負責。如果說糧長完成不了稅糧任務，差額要由糧長包賠。

    這種糧長包賠制度，使許多大戶都不愿意擔任糧長，因為一旦發生差欠就要由糧長包賠，輕則傾家蕩產，重則坐牢殞命。由于地方豪強胥吏上下勾結，糧長成了欺壓對象。

    我們顧家是個大戶，所以世代都是糧長，深知糧長的艱巨責任和無奈苦衷。江南賦稅弊病，有賦稅制度問題，更有貪官污吏弄虛作假，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問題。我認為后者的問題更為嚴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