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何處是天下之中——統一王朝都城轉移的原因

    在秦統一以后的2000多年中，五大統一王朝的都城，即經歷了重建的發展過程，也經歷了迭為都城的轉移過程。隋唐以前，西安和洛陽為統一王朝都城所在，二地交相成為首都。北宋以后，首先在靠近江淮地區的開封定都，最后作長距離跳躍，定都于華北平原最北部的北京，中間長江流域的南京又作過幾十年的國都。

    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具有幾百年建都歷史的古都衰落，失去統一王朝都城的尊貴地位？又是什么原因使一些原本不是最重要的城市，一躍而成為統一王朝的都城？導致都城轉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據司馬遷《史紀·周本紀》記載，西周初年，周公經營洛邑，贊美這里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是帝王建都最理想的地方。居天下中心，讓全國各地來京師進貢納賦的里程大致相等，并便于都城與全國各地的聯系，確是歷代開國君主選擇都城時考慮的一個基本原則。但天下之中，常會隨著國家疆域的變化而變化，并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即使居于天下之中，如果群山聳立，平地很少，交通不便，也不可能被選為都城。因此，“居中”還是“不居中”，都是相對而言，并不容易確定。在五大古都中，只有洛陽、開封稍為居中一點，北京、南京、西安都不居中。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五大古都變遷的軌跡，可以看到，西安、洛陽、開封三個古都成橫線排列在我國中部，恰好都在渭河一黃河南岸，是古代中原的腹心地區，而北京、南京兩個古都則成縱線，排列在我國東部，位于古代中原的邊緣。如果以時代加以區分，位于中原腹心的三個古都建都時間在北宋以前，相當于我國封建社會的前期，位于中原邊緣的北京、南京建都在元明清，恰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后期。五大古都在時間與空間上的有趣排列，實在是很耐人尋味的。

    古代的都城是全國政治中樞和最大的軍事堡壘，是一國的最高統治者和其家屬、臣僚、軍隊、奴仆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服務人員的居住地，居住首都的貴族、官僚、富商和形形色色的大財主一般說來都超過其他城市。出于充實都城的需要，統治者往往通過移民等措施，將首都建為全國人口最多的城市?；谏鲜鰞煞矫娴脑?，首都一般也是全國最大的糧食和日用品消費地。而且，都城人口的大多數不是農民、手工業工人等從事勞動生產的人員，而是大量生活品的消費者。換言之，都城的糧食和各種生活用品都依賴外地的供應。在現代交通工具使用以前，長距離運輸大批貨物往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花費很多的時間。今天自北京乘飛機到杭州不過兩個小時，乘火車也只要20個小時，而古代利用當時最便捷的船只走大運河，也要二三十天。因此，古代的都城，一般都設在經濟發達或靠近經濟發達、交通方便的地區，以便比較方便地取得所需要的糧食和物資。

    西安、洛陽、開封三個早期古都都位于黃河流域，并非是偶然的巧合。遠古時代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氣候溫和、平原廣大、土質疏松。在當時使用木制或石制生產工具的狀況下，開發北方無疑比開發多山并且沼澤沮洳[juru巨入]、叢林密布的南方要容易得多。因此，雖然南方、北方都有不少具有較高水平的古文化遺址發現，證明我國文明發源地并非僅僅集中在黃河流域，但是，只有易于較早開發并且地勢低平的華北平原，最早由一個個面積較小的文明點發展為大面積的文明區。因此，夏、商、周三個奴隸制王朝都興起于黃河中下游，并以此為基本統治區域。此后直至隋唐的漫長歲月中，黃河中下游一直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區域。

    早在戰國時代，今天西安所在的關中地區就被蘇秦譽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關中之地，占天下人口1/3，但財富占天下6/10。洛陽所在的伊洛盆地也很富裕，由于貼近華北平原，交通便利，還可就近取得黃河中下游其他地區的糧食和物產。因此，在秦統一以后直至唐朝滅亡以前這段漫長的時間中，統一王朝的都城一直在西安和洛陽二地打轉轉。不過，就定都時間看，還是定都西安的時間較長，洛陽擔任都城只是這一過程中間的200余年。

    由于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唐以前北方地區經常存在著關中和關東兩大區域利益集團。秦、西漢、隋、唐的開國君主無不是以關中為基地，征服關中，統一天下的。西安所在的關中平原農業條件居西北之冠，周圍山環水繞，易守難攻，但又獨開東面便于逐鹿中原。因此，定都于此，便擁有制服關東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地理上的優勢。

    除此之外，西安面對中國的西北方向，經過河西走廊便進入西域地區，翻過黃土高原即進入蒙古大草原地帶，西面不遠又與青藏高原毗鄰。定都西安、洛陽的時期，正是來自蒙古的游牧民族參加中原逐鹿的時期，秦漢的匈奴，隋唐的突厥、黠戛斯、薛延陀、吐蕃等強大的游牧民族政權的武裝力量進入中原，分別由北面和西面指向關中平原。此外，通向西域的絲綢之路，以今西安為起點，是當時我國主要對外交通線。漢唐時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盛世，統一王朝積極向外開拓，在軍事、外交、國際貿易上都十分活躍主動，西安的地理位置顯然便于漢唐王朝開展上述活動。

    洛陽在西安以東幾百公里，北臨黃河，是一個小盆地，三面丘陵，地理位置較西安更為適中，水陸交通更為方便。但是，它位于關東和關中兩大利益集團的結合部，素稱四戰之地，周圍低矮的丘陵不足以作為長期抵御的憑借。而且，盆地面積較小，農業資源無法與西安所在的關中平原相比。另外，離各游牧民族政權所在地區和絲綢之路較遠，有鞭長莫及之感，也不便于開疆拓土和開展外交和國際貿易活動。

    在西漢時代，洛陽的地位是無法與都城長安相比的。東漢開國皇帝劉秀一反舊制，定都洛陽，為的是經過兩漢之際的戰爭破壞，長安宮室蕩然，生靈涂炭，難以迅速修復。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劉秀主要是憑借著關東地區的經濟、軍事力量而奪取天下的，他和他的主要將領出生于關東的南陽和河北地區，定都洛陽，靠近他們的故鄉，并可以憑借關東實力去控制關中。西晉王朝是三國曹魏政權的沿襲和發展，都城因襲不變，仍定都洛陽。此外，西晉初年蜀國已經消滅，但吳國仍占據長江中下游。洛陽較西安靠近江淮地區，定都洛陽也便于統一天下。

    隋唐以后，全國政治經濟形勢開始發生變化。由于屢遭戰亂，關中生產條件有所惡化。如漢代灌溉田地四萬余頃的鄭國渠、白渠系統，唐永徽中灌溉面積只剩萬項。另一方面，統治階級消費欲望增大，政府機構膨脹，官員及家屬人數大增，對關中以外地區糧食與物資依賴加重。因此，每年都需要把大量的糧食和物資通過水運運到長安。但是，黃河三門峽自古以水急礁多不便行船聞名天下，此外渭河含沙量很大也不利于航行，大大限制了漕糧運輸的規模。為此，隋唐不得不把交通便利，特別是水運四通八達的洛陽建為東都。隋煬帝將都城遷到洛陽，唐高宗、武則天經常率領文武百官前往洛陽，唐高宗一住就是一年以上，武則天幾乎就是住在洛陽。唐高宗和武則天居住洛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就地消費來自南方和關東的漕糧和物資，史稱皇帝“就食”，這就預兆著西安作為統一王朝都城的歷史即將告終。

    唐中葉以后，北方戰亂時間較長，人口大量減少，經濟日益蕭條。而秦嶺一淮河以南地區，除位于長江和淮河之間的江淮地區有時受南北戰爭影響之外，其余廣大地區都比較安寧，經濟發展不僅沒有受到戰爭的不利影響，反而由于大批掌握較先進生產技術的北方人民避亂遷入而大大加快。唐后期南方已成為我國糧食和紡織品的主要生產地區，加上北方藩鎮割據，糧食和賦稅都不上交中央，中央政府的漕糧和財政收入不得不依賴南方。此外，唐中葉以后絲綢之路中斷，海上交通成為主要對外交通方式，位于內蒙古東南部的契丹族興起，成為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脅，使西安失去昔日便于開展外交、軍事和國際貿易活動的優勢。上述這些變化，使西安難以繼續擔任全國政治中心。開封居黃河與大運河交匯處，比較靠近江淮地區，由于這一交通優勢，唐后期以后地位日益上升，終于取代西安和洛陽，成為統一王朝都城。

    不過，開封周圍沒有山河之險，又是歷史上戰爭很多的四戰之地，不容易防守，因此北宋開國皇帝太祖趙匡胤本人對建都開封并不滿意，他心目中的建都之地仍是自古帝王都選作都城的長安和洛陽，幾次有往西遷都之意。他之所以最終沒有遷都，原因在于開封可以就近得到江淮的漕糧和物資，這是定都長安和洛陽所不及的。大將李懷忠勸趙匡胤不要遷都，所說的就是這一番道理。他說：“開封有汴渠(即大運河)之便，每年可運江淮糧食數百萬斛(十斗為一斛)，京師兵將幾十萬人都要吃江淮糧食，您居住洛陽，到哪里去取江淮的糧食呢？”(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七)

    依賴江淮糧食的豈止軍隊，就連開封的一般民眾也不例外。由于離江淮較近，運送漕糧方便，北宋成為我國古代運輸漕糧數額最多的朝代，其中相當一部分自然是供應給開封民眾。將開封和漕糧與物資主要來源地的長江下游聯接起來的運河，成為南北交通的動脈、國家的生命線。

    綜上所述，統一王朝都城自長安、洛陽東移開封，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是隋唐以來天子離開長安到洛陽就食的繼續和發展，著眼點都是為了比較方便地取得漕糧和消費物資。如果從政治上看，都城東遷也有重大的意義。自唐后期五代起，南方成為我國經濟重心所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在不斷上升。五代十國時期，天下四分五裂。但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北方為五代，雖然朝代更換頻繁，仍大體上統一在一個皇帝的旗幟下；十國中，九國位于南方，只有一國(北漢)在北方的今山西省境內。因此，所謂分裂局面，主要是指南方地區實行割據。將首都放在靠近江淮的開封，也便于控制作為國家經濟重心所在又容易鬧分裂的南方地區。

    元朝以后，北京代替開封擔任統一王朝的首都，可以說主要是在民族斗爭的背景下產生的。

    元朝和清朝都是我國邊疆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建立的朝代，元朝是來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創建，清朝建立者是來自東北白山黑水的半狩獵半農耕的女真族。它們原先生活的地區人口稀少，經濟落后，社會發展程度低，主要是受中原地區先進的經濟文化吸引才步步南下入主中原的。因此，當他們占領人口稠密、物產豐饒的華北平原以后，自然要著力經營，將其建成進一步南下的基地。另一方面，清初的首都沈陽、元朝原先的都城上都開平府，離中原地區都差不多有千里之遙，并且交通不便，不利于就近統治漢族地區。北京是他們在漢族地區奪取的第一座最重要的城市，又是華北平原北部重鎮，將北京作為首都，便于控制華北并奪取全中國。歷史上，元、清二朝都是先取北京，再取華北，在定都北京以后統一全中國的。

    對于這些民族的統治者來說，在北京建立首都，還有在長安、洛陽、開封等中原腹地建都所沒有的好處。首先，這些來自溫帶地區的民族，初進中原時不容易適應那里炎熱的夏季氣溫，而北京位置偏北，夏季要比中原腹地涼爽，最熱月平均溫度要低2c甚至4c—5c。五代后晉開運三年(公元946年)年底，契丹軍隊占領開封，但在第二年的三四月間便匆匆忙忙班師回北，除了漢族人民的反抗外，“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資治通鑒》卷二八六)也是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北京的夏季氣溫要容易適應一些。北京靠近塞外草原和高原，也便于統治者就近去避暑。其次，北京貼近他們的故鄉，便于保持與故鄉的聯系，以便保留一條退路。當時蒙古族、女真族人口并不多，一般只有幾十萬人，這些民族的統治者君臨幾千萬乃至幾億人口的漢族人民之上，難免要產生一種潛在的恐懼感。在貼近本民族生活的地區建都，平時可以獲得一種心理的安全感，一旦保不住在漢族地區的統治時，還可以迅速逃歸故鄉。元朝最后一個皇帝順帝便是在北京陷落前夕，帶領后妃、太子、部分大臣逃歸蒙古高原的。

    就連明成祖遷都北京，也與民族斗爭的背景分不開。元順帝退回蒙古高原后，仍擁有相當實力，繼續稱大元皇帝，氣焰猶盛，對新興的明朝構成巨大威脅。明成祖在即位以前是駐守北京負責保衛北部邊防的藩王，對此有深刻印象。因此，他奪取皇位后，遷都北京，不僅以天子坐鎮邊疆，還多次率重兵深入蒙古草原縱深地帶，消滅蒙古軍的有生力量，使之不能威脅明朝。此外，北京是成祖賴以起家的根據地，政治上比較可靠，選此為都也比較安全。

    不過，作為統一王朝的首都，北京并不是理想的選擇。首先，它偏在中原邊緣地帶，與四川盆地、珠江流域、長江中下游等南方地區相距遙遠自不必說，即使與北方的昔日政治中心所在地區也有相當的里程，這在古代交通狀況不便的情況下不利于控制全國。何況北京所在地區物質基礎有限，沒有能力滿足統治階級和大量非生產人口的消費需要，漕糧和物資仍主要依賴長江流域，靠京杭大運河長途運輸，極大地加重了人民負擔。其次，北京與強悍的周邊民族為鄰，建都于此等于天子守邊境，首都作要塞。北京雖然西、北兩邊有燕山可資防守，但東、南兩面是大平原，無險可依，周邊民族的騎兵一旦突破燕山和長城防線，即進入坦蕩的大平原，數小時即可兵抵京郊。如果中原王朝國家力量強盛、周邊民族政權力量衰微時，北京的安全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國家力量衰微或者處于動亂之中而周邊民族政權力量強大時，要保證首都的安全就相當困難。明中期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權曾數度突破長城，兵臨京郊，甚至明英宗也淪為俘虜；明末清朝軍隊進入山海關不久即攻占北京，便是證明。

    南京位于富饒的長江下游，所在地區經濟發達，交通方便。市區三面環山，一面臨江，易于防守，并較其他長江下游的城市離華北最近，向為南方割據政權的主要建都之地。不過，與西安、洛陽、開封等古都相比，南京的地理位置相對偏南一些，建都南京有利于南方開發，但卻不便于控制始終作為中國政治漩渦的華北，也不便于加強與周邊地區的聯系。因此，明代以前，南京在我國政治舞臺上發揮較大作用的時期，基本上是在中國處于戰亂紛紛，陷于分裂的特殊年代，一旦全國統一，“金陵王氣黯然收”，“玉樹歌殘王氣終”，南京在全國政治中的地位便大為降低。

    公元1365年，朱元璋率領紅巾軍渡過長江，占領南京。以后，朱元璋以南京為根據地，發展自己的力量，西征北伐，統一長江中下游，最后統一全中國。南京之所以被朱元璋選為明朝首都，首先因為這里是他賴以起家的根據地，他在此經營多年，建立了深厚的政治基礎，開國后容易穩住局勢。其次，南京位于全國經濟最發達的長江中下游平原，定都南京，不需長途運輸，就可輕而易舉地解決都城的糧食和消費品供應。由于南京存在著地理位置過于偏南的缺陷，朱元璋即位之初曾到中原地區視察，打算在傳統的建都城點選擇一個“臨中夏，御夷狄”的首都。但他發現，經元末戰爭后，中原經濟殘破，人口稀少，有的城市已成空城，才決心定都南京，以便于解決軍隊糧食供應問題。朱元璋擇都的出發點與北宋趙匡胤相同，首先考慮的還是如何方便地取得都城軍民必不可少的糧食和消費品。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南京開始以全國政治中心的地位出現在中國。

    透過五大都城變遷的曲折過程，我們可以發現，都城所在地的選擇，對每個統一王朝都是至關重要的。各王朝在選擇國都時，既有經濟上、政治上的考慮，也有軍事上和地理位置上的選擇，主要側重于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要求位于或者接近經濟發達地區，以就近取得糧食和生活消費品。如果不能位于或者接近經濟發達地區，至少也要有比較便利的交通路線將都城與之聯接起來，以便通過長途運輸解決供給問題。

    第二，要求位于或者接近賴以起家的根據地，以便較快鞏固政權，并依靠都城所在地區去控制其他區域。對進入中原建立統一王朝的周邊民族來說，擇都的主要要求是靠近本民族區域，以便保持與本民族區域的緊密聯系，并將都城建成繼續南下統一全國的基地。此外，也便于適應那里的氣候。

    不同時期的統治者對于上述兩方面的輕重緩急安排有所不同，視每一時期的主要矛盾而定。一般說來，周邊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較為注重第二方面，將都城定在靠近本民族區域的北京。漢族建立的統一王朝，則較為注重第一方面，謀求政治中心與經濟發達地區保持一致。只有明代永樂以后比較特別，反映了明成祖以自己根據地定都和當時民族斗爭尖銳的事實。

    第七章 京華一瞥：都城的選址

    都城是統治者控制全國，發號施令的地方，都城的安危對全國政局的安定與否關系至大。都城人口眾多，一般說來它既是全國政治中心，也是全國經濟文化中心，因而都具有一定的規模。此外，都城也是統治者生活享樂和保持無上權威的所在。因此，歷史上每一個王朝的統治者，對都城所在地的選擇和布局都極為重視，往往要經過再三的權衡和周密的規劃。

    統一王朝選擇首都時所考慮的主要條件，也是分裂王朝和邊疆區域性政權擇都時必須要加以考慮的。這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以中國南部作為勢力范圍的割據政權皆定都在長江下游的南京和杭州，就是因為它們具有許多地理優勢。長江下游為南方開發較早經濟實力最雄厚的地區，定都這里，可以輕而易舉地解決漕糧和其他消費品供應問題。這里的世族豪強向來在南方地區具有極大的政治影響，失去他們的支持便難以在南方立國。孫權定都武昌不久又遷回建業，原因便是江東大族反對遷都。南京鐘山龍盤，石頭山虎踞，又可借滔滔長江阻擋北方軍隊南下。杭州更是前有長江，后有吳淞江，有重江之險。南京、杭州雖未據南方中心，但與南方的其他區域交通來往十分方便。而且，自南京北渡長江以后，不久即可進入華北平原，也便于北伐?？梢哉f，如果要割據南方，長江下游地區無疑是最好的建都區域。

    總的說來，古代一般都是根據以下幾項要素，來確定建都地址的：第一，地面要平坦開闊。都城為全國第一大城市，沒有開闊的原野是不行的。只有建筑在比較平坦開闊的地方，才便于都城的布局和發展，也才有比較方便的交通系統和發達的農業生產。因此，我國古代的著名都城，特別是統一王朝的五大都城，無不位于平原上。甚至疆域面積較小的區域性政權的都城，差不多也都位于境內較大的平原上。例如，山西境內的太原、大同、臨汾，便都是在地勢比較平坦的盆地內，四川的成都更是居于全省主要平原的腹地。只有少數都城建在崇山峻嶺之中，但這并不是統治者樂意選擇這種地形建都，而是境內地形都是如此，平地較少，沒有太大的選擇余地。即使這樣，這種都城仍是建在境內地勢稍平的地方，例如河谷。

    就同一都城而言，地面狀況的變化也會引起城址的變化。西漢和隋唐的都城長安都在今西安市，但兩城城址不同，變遷的原因就是隋唐要尋找較為開闊的城址。漢長安城在龍首原北原，北臨渭河。漢代以后由于渭河向南擺動，侵蝕北原，北原面積縮小。因此，隋建大興城時，把城址選在平原面積較大、便于都城發展的龍首原南原。

    第二，水源要充足。都城人口稠密，需要大量的生活用水。帝王將相的宮殿園囿、溝渠池塘，需要涓涓的綠水加以美化點綴。近水擇址，也可為灌溉和航運提供方便。因此，水源對城址的選擇有很大影響。由于水源的原因，我國的古都無不是設在大江大河旁邊。西北干旱地區河流較少，但古都也都是在水源較為豐富的綠洲上。此外，水源的變遷往往直接導致都城城址的遷移。元朝興建大都，不取金中都城舊址而選擇在它的東北郊建城，原因就是金中都城所依賴的水源——蓮花池水系已不能滿足新首都的要求，不得不移動城址，以使用新的水源——高梁河水系。

    第三，交通要通暢。要將統治者的命令迅速送達全國各地，來自全國的信息較快地反饋到都城，東西南北的物資盡快地輸送到都城，都離不開優越的交通條件，首先是良好的地理位置。戰國時，秦國的三個都城雍、櫟陽和咸陽，都排列在渭河北岸，主要是因為渭河之北有一條平坦的東西大道，可以直通到當時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晉國。雖然渭南也有一條道路，但卻不如渭北的重要。北京在古代之所以發展為華北北部最大的城市和著名古都，原因之一就是位于中原北部通往東北、蒙古高原和山西高原幾條道路的連接點，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

    在古代，利用河流進行水上運輸是最為便捷的交通運輸方式，但不少都城周圍缺少可供航行的河流。為此，朝廷往往動用巨大的人力物力，開挖運河，以彌補天然運力的不足。因此，戰國魏惠王遷都大梁的第二年，就開挖鴻溝，溝通黃河和淮河間的主要水道。隋煬帝在營建東都的同一年，便開通濟渠和大運河，使船只可在洛陽下水，入黃河和淮河，直下江南。

    第四，周圍要山環水繞，便于防守。為了確保都城的安全，不至于輕而易舉就被敵人攻占，歷代王朝都要求都城所在區域是險要之地，今西安之所以成為古代建都時間最長的古都，其所在的關中區域山環水繞，易守難攻顯然是原因之一。不僅如此，都城的四周最好也有險可依，以資最后的抵抗。建于西安附近的古都，西周的豐、鎬，秦的咸陽，西漢、北朝、隋、唐的長安，城址都沒有越過灞水，原因是要“臨河以為淵”。因為這些王朝的主要威脅來自東部，南北流向的灞河無疑是一道天然屏障。隋朝營建的東都洛陽，南望伊闕，北據邙山，東臨瀍[潺]水，西接澗河，洛水中貫，顯然在選址時已考慮到防御的需要。

    如果不具備山環水繞的地理形勝，便只好在都城周圍屯駐重兵，借助于血rou長城，由此就要大大加重都城對外地糧食和物資的需求程度。北宋初太祖之所以打算遷都洛陽或長安，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東周)、漢(西漢和東漢)故事，以安天下也”。他擔心定都開封，屯駐重兵，必然要大大加重人民運輸漕糧的負擔，“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dan單〕(意思是用盡)矣?！?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七)這種擔心不能說沒有道理。

    第五，所在區域經濟要發達。都城既然是全國人口最多的都市，消耗巨量的糧食和生活用品，而古代長途運輸又是如此不便，如果都城所在地區經濟發達，就可以減少對外地的依賴程度。因此，古代都城的所在地往往都是經濟發達的地區。上節已經指出，唐中葉以前，我國經濟重心在北方的黃河中下游，所以統一王朝的都城設在長安和洛陽，以后經濟重心南移，迫使都城向東向南移，先是遷到靠近江淮的開封，然后干脆遷到位于江南的南京。就全國總的經濟格局而言，都城需要位于或靠近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就次一級的區域來說，都城所在地也應該是區域內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戰國時，秦國把都城從櫟陽遷到咸陽，主要因為櫟陽所在區域多鹽堿澤鹵地，沒有經過長期的開發改造，經濟落后，而咸陽一帶人口稠密，開發早，終南山物產豐富，取之不盡。元明清的都城北京雖然已不是經濟重心地區，但所在地也是北方經濟比較發達的區域。

    第六，山川要秀麗，景色宜人。古代帝王在志得意滿，飲甘饜飫[yanyu厭玉]之余，還要縱情于聲色犬馬，田獵游樂。他們不僅在城內修建了大量的宮殿樓閣、溝渠池塘，還在城外大造離宮別館、禁園御苑。古今聞名的游覽勝地西安驪山腳下的華清池和杭州的西湖、北京的西郊，當年都是帝王縱情游樂的地方。由于這一原因，歷代統治者在選擇都城地址時，往往也要求都城及其附近山川秀麗，景色宜人。明朝人謝肇淛在《五雜俎[zu祖]》一書中分析南宋高宗定都杭州的原因，甚至說：“高宗之都臨安，不過貪西湖之繁華耳?！奔次骱車男闵禁愃谴偈垢咦诙ǘ己贾莸闹饕?。

    都城選址時，除了要考慮上述自然條件，往往還要取決于占卜的結果。古人認為在宇宙間存在著無所不能的主宰力量，選擇都城這種重大事情，必須征詢上天的意見。西周修建洛邑之前，首先進行“卜宅”，即通過占卜確定在此建都是否吉利，占卜大吉，才能確定城址并正式動工。隋代在龍首原建都城，事先也經過占卜。新都開工前，隋文帝發布詔令說：“現在居住在此，只是權宜之計，既沒用筮〔shi適〕草或龜甲占過卦，也沒對過天象，因此不能建為首都。而龍首原山川秀麗，萬物生長茂盛，經過占卜，適宜建都?！?《隋書·高祖上》)

    就像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一樣，要選擇各方面都十分理想的都城同樣也是不可能的。不僅統一王朝的五大都城如此，杭州、安陽、成都等區域性政權的都城也同樣如此。因此，只能根據當時的主要矛盾和迫切需要確定都城地址。此外，都城的選址往往還要受歷史繼承性影響。

    長期生活在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的人，一般是不愿意輕易改變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環境的，因為舉家搬遷不是一件輕易的事。一個王朝，要在一個新的地方建都，或將都城遷到另外一個地方更非易事。這不僅是因為不容易選擇到各方面較舊都城更適宜建都的城址，主要也因為建設一個新都城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對一個尚未鞏固的新政權來說，這是一件影響民心向背的大事，不得不認真考慮。況且，舊都城經營多年，一般都建有華麗的宮殿和完善的生活設施以及發達的交通系統，可以現成利用。正由于這個原因，我國不少的古都長期延續，往往具有幾百年的歷史。

    第八章 京華一瞥：都城的布局

    選擇好城址，下一步就是按照一定的布局建設都城了。古代都城的布局，除了要遵循一般城市布局的規律之外，還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古代都城首先是政治中心，是帝王發布政令的地方，因此都城布局的核心思想，是要體現帝王的而權力和威嚴，確保帝王的安全，滿足帝王奢華生活的需要。為此，歷代都城的布局都破費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