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黃道婆又把黎族人民用的攪車介紹過來。攪車又名軋車，是由裝置在機架上的兩根輾軸組成，上面的是一根小直徑的鐵軸，下面的是一根直徑比較大的木軸，兩軸靠搖臂搖動，向相反方向轉動。把棉花喂進兩軸間的空隙輾軋，棉籽就被擠出來留在后方，棉纖維（皮棉）被帶動前方。

    應用攪車后，完全改變了當時用手剝籽或用鐵杖搟去籽的落后狀況，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是當時皮棉生產中一件重大的技術革新。

    然后，黃道婆認為原先彈松棉花的cao作太原始粗糙。

    經過試驗她不僅把原來的小弓改成1米多長的大弓，用粗繩弦代替細繩弦，而且還用檀木做的椎子擊弦彈棉。這樣既比以前用手指彈撥的小竹弓提高了效率，又使彈出的棉花均勻細致，不留雜質，提高了紗線的質量。

    在紡紗這道工序上，黃道婆所用的心力最多。她發現當時人們使用的舊式單繼（一個紡錠）手搖紡車，功效很低，要三四個人紡紗才能供上一架織布機的需要，對加快織布速度障礙很大。黃道婆就與木工師傅一起，經過反復的試驗和不斷的改進，終于研制出了一種三繀式（3個紡錠）的棉紡車，使紡織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兩三倍，cao作也比原先方便省力。黃道婆創造性地發明了三繀腳踏紡車，代替了沿襲了幾千年的單繀手搖紡車，這是棉紡織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是黃道婆對棉紡織業的卓越貢獻。這種新式紡車很快被人們接受與運用，在江南一帶推廣普及后，生產的棉布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大為改觀。這種紡車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紡織工具。

    黃道婆元初著名農學家王禎在《農書》中介紹了這種紡車，其中的《農器圖譜》還對木棉紡車進行了詳細的繪圖說明。

    這是我國古代棉紡織技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有力證明，同時也顯示出黃道縷不但在中國，而且在國際棉紡織史上所具有的崇高地位。

    另外，黃道婆還充分利用和改進了傳統的絲綢生產工具和技術，精益求精地提高了整絲和織布工藝質量，使當地人民能用紗線織出各種色彩的棉布，其絢麗燦爛的程度能與絲綢相媲美。

    王楨在《農書》中記載當時已用撥車、線架等紡織工具來分絡各色棉紗，還記載了織布機與絲綢機的相同之處。這是黃道婆與勞動人民一起，把絲織生產經驗運用于棉紡織業，改進了原先所使用的投梭織布機的又一革新創造。

    無私傳技黃道婆的歷史功績，還在于她把從海南島人民那里學來并掌握的織造技術。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向烏泥涇人民介紹并推廣了織造崖州被面和其他精美棉織品的方法。

    她總結了一套比較先進的“錯紗配色，絲線絮花”的織布技藝，推廣運用后，使當地的棉紡織業形成了全新的格局，當時烏泥涇地區以棉織業為生的增至千余家。

    經過黃道婆的熱心傳授，烏泥涇人民能織出寬幅的被、褥、帶等多種棉紡織品，上面織有傳統的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等“桀然若寫”的生動圖案。

    “烏泥涇被”一時成為名聞全國的產品，附近地區都競相仿效，“盡傳其法”，產品美名不脛而走，蜚聲各地。

    黃道婆根據自己幾十年豐富的紡織經驗，和廣大勞動人民一起，對當地落后的棉紡工具做了大量改革，創造了一整套的“搟、彈、紡、織”工具。

    由于黃道婆對棉紡織技術做出了這樣巨大的貢獻，當地勞動人民都深情地熱愛她，懷念她。她死后大家把她公葬了，并且還在鎮上替她修建了祠堂，叫先棉祠，以后其他地方也都先后為她興建祠堂，表達了人民對這位紡織工人的先驅者的感激和懷念。

    其風悠悠黃道婆去世后不久，松江一帶就成為全國的棉紡織業中心，歷數百年之久而不衰。明朝正德年間（公元1506年—公元1521年），當地的棉紡織業達到高峰，織出的棉布一天就有上萬匹。松江棉布遠銷各地，還出口到歐美，深得各個國家人們的贊賞，贏得了極高的聲譽。從此，內地的衣著用品逐漸以棉布代替了絲麻，棉織業迅速在全國發展起來?！耙卤惶煜隆钡乃山际菑V大勞動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結晶，更蘊含著黃道婆這位棉紡織革新家的心血和精力。正是由于黃道婆的不懈努力和非凡創造，拓展了我國棉紡織業的廣闊天地，譜寫了紡織科學的嶄新篇章，其遺風所及，至今猶存，澤福后人，永垂青史。

    棉紡織技術革新家黃道婆的偉大實踐和貢獻，人民是永志不忘，一首上海地區世代流傳的民謠表達了人民群眾對這位杰出婦女的贊頌和銘記：黃婆婆，黃婆婆，教戒紗，教我布，二只筒子，兩匹布。

    第十四章

    曠世一帝元世祖忽必烈，這位中國歷史上擁有土地最多的少數民族皇帝留給了后代太多的感嘆。

    “不可馬上治天下”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成吉思汗去世時，忽必烈的父親拖雷曾臨時任監國，后由拖雷之兄窩闊臺繼汗位，為太宗。太宗死后，皇權轉到了拖雷系，由拖雷之子，忽必烈之兄蒙哥繼位，為憲宗。

    太宗在位時，年輕的忽必烈身為藩王，就初顯鋒芒，他同諸多中原漢族士大夫，有識之士建立密切聯系，虛心請教治國方略。在忽必烈的周圍漸漸形成了一個漢儒幕僚集團，使得忽必烈的治國思想朝著不同于同輩皇兄弟的方向發展。

    忽必烈在漠北和林時，漢僧劉秉忠就提出了“以馬上得到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大問題，并以歷代封建統治的經驗，灌輸給忽必烈。

    他還進一步論述舊制度造成的弊害，主張建朝省、立法度、定官職、飭賦稅，采用漢法，這對忽必烈思想意識的轉變具有極大的影響。

    南宋淳祜二年（公元1242年），另一漢族知識分子懷化（今屬山西）人趙壁也奉召來到忽必烈的府下。趙壁曾跟隨著名文人李微、蘭光庭學習，頗通儒術，很受忽必烈的信任。通過他們的幫助，忽必烈對中國前代王朝的治亂興衰已頗為了解。

    忽必烈不僅自己努力接受、學習漢文化，還要其他蒙古貴族跟著學。他的兒子真金太子從小就跟姚樞、竇默學習《孝經》。當上中書左丞的闊闊，原為忽必烈在潛邸時的近侍，忽必烈讓他拜主鶚為師，學習“治道”。

    展露政治才能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六月，蒙哥繼承汗位，汗位由窩闊臺系轉到拖雷系手中，為了把權力確保在拖雷系家族手中，蒙哥即位之后即將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全部委托給忽必烈掌管。次年，忽必烈又得到關中地區作封地。

    但是，忽必烈所面臨的漠南地區絕非遍地珠寶、庶富繁榮，而是一片橫遭兵燹破壞、苛政盤剝下的焦土。蒙古軍進入中原之初，進行了赤裸裸的直接搶掠。窩闊臺繼位之后，掠奪形式有所改變，他任用耶律楚材進行改革，其宗旨是以中原地區行之已久的賦稅辦法來代替舊的蒙古貴族殺掠式的和無限制的不時需索，以便保持在漢地的統治。紹定三年（公元1230年）初行稅法，小見成效。但由于蒙古貴族的反對，耶律楚材的改革以失敗告終。到蒙哥即位前夕，“漢地不冶”的情況更為嚴重，時人許衡認為，由于虐政的壓迫，人民困弊至極，眼看就要到聚而為亂的地步了。登基伊始，蒙哥頗有革除積弊之勢，但是由于蒙哥一系列的征爭，這些措施很快就瓦解了。人民的負擔越來越重，人們為了逃避債務催逼，紛紛逃亡，使土地大量荒蕪。

    忽必烈在掌管漠南漢地軍國庶事之后，面對“漢地不治”的情況，一方面進一步拉攏漢族人士，一方面為積聚雄厚的物資、軍事基礎，斷然采取了招撫流亡、禁止妄殺、屯田積糧、整頓財政等一系列措施，并任用熟悉漢法的宋金官僚、知識分子進行統治，初步扭轉了這種局面。

    恢復中原忽必烈封地內的邢州（今河北邢臺），金朝時8縣共有80292戶。在蒙古貴族入侵之后，到忽必烈受封之初，當地民戶已急遽地下降到500至700戶。忽必烈決定以治邢為試點，派脫兀脫、張耕、李簡等人去邢州。三人到邢州后，同心協力，洗滌蠹敝，革除貪暴，務在安民，不到一個月，戶口便增加了10倍。忽必烈從治邢的成效中大有感觸，更加器重儒士，逐步委以重任。又派楊惟中、史天澤、趙壁等治理河南，使河南經濟得到了部分恢復。

    漠南漢地，由于當時典章未備，法制不立，貴族、官吏隨便殺人的現象經常發生。憲宗的斷事官牙剌瓦赤、不只兒等，一天內竟判決28人死刑。為了安定民心，忽必烈屢次禁止諸將妄殺無辜，軍士有違令的，殺以示眾，致使諸軍凜然，幾乎沒有敢違犯命令的，對擄獲的戰俘，不殺也不擄為奴，而是主張釋放。

    忽必烈另外，為了籌備進攻南宋的軍糧、軍費，忽必烈還十分注意屯田，以鹽換糧，供應軍餉。并在京兆（今西安）設立交鈔提舉司，印發紙鈔。這樣，忽必烈逐漸控制了當時蒙古政權在中原漢地的很大一部分財權。

    忽必烈自掌管漠南漢地軍國庶事之后所實行的一系列措施，使中原地區得到了初步的治理，人戶逐漸地增加，經濟慢慢恢復起來，為忽必烈奪取政權奠定了經濟基礎。

    隱忍避禍忽必烈采用漢法治理漢地，必然損壞了蒙古游牧貴族和西域商人的利益。他在中原威望的日增，在治理陜西、河南過程中大量財力、物力的積聚，又形成了對蒙哥汗權的威脅。寶祐五年（公元1257年），蒙哥借口忽必烈剛打完仗，又患有腳病，讓他留在家中休息，而以塔察兒為左翼軍統帥，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權。不久，蒙哥又突然決定親征南宋。

    忽必烈岌岌可危！當時的情況下，忽必烈身為藩王，調動軍馬及糧餉的權力都在大汗手里，因而斷難與蒙哥一決雄雌。

    不得已，忽必烈聽從了姚樞的建議，反把妻子、兒女送到汗廷作人質，表示并無異志。當年十一月，忽必烈又親自謁見蒙哥，兄弟相見之下，蒙哥尷尬萬分，終于消除疑慮，動了手足之情，不讓忽必烈再說什么，而表示諒解。忽必烈也撤消了設在邢州、陜西、河南的機構，調回了自己派出的官員。

    這樣，忽必烈以謙恭忍讓保全了自己，避免了一場不測之禍。

    武裝奪權但是，忽必烈并沒有放棄控制中原漢地的雄心。后來，蒙哥因塔察兒軍事失利，又命忽必烈重率左路軍征宋。在征宋的過程中，忽必烈又重新把東路軍的大權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七月，蒙哥在攻宋戰爭中身負重傷，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州）釣魚山下。留在漠北和林的忽必烈的弟弟、倍受蒙哥信任的阿里不哥在蒙哥諸子和親信大臣的支持下，急忙策劃繼承汗位。一場權力爭奪戰旋即展開。

    憲宗蒙哥是在南下伐宋的戰爭中死于合州城下的，因此，他生前沒有像太祖鐵木真、太宗窩闊臺那樣對嗣位問題做出安排。這就在蒙古王室內部引起了關于汗位的歸屬的激烈爭吵。忽必烈有資格接替大汗地位，但其皇弟阿里不哥和憲宗的兒子們也可以繼承汗位。這樣，爭奪汗位的斗爭不可避免地在拖雷系諸人間發生了。

    憲宗蒙哥南征時，阿里不哥奉命留守和林，主持大兀魯思，管理留守軍隊及諸斡兒朵，在政治上處于十分優越的地位。另外，皇后忽都臺以及蒙哥諸子都擁護阿里不哥，這就增加了阿里不哥政治上的聲勢。在軍事上，他擁有留守和林的軍隊，隨從憲宗南征的軍隊也有一部分歸附了他。蒙哥去世后，大軍在攻宋前線，阿里不哥先發制人，派阿蘭答兒發兵于漠北諸部，派脫里赤括兵于漠南諸州。阿蘭答兒乘機調兵，進至離開平100余里的地方。開平一帶是忽必烈經營多年的根據地，阿里不哥的軍事行動給忽必烈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蒙哥去世時，忽必烈正奉命南征。為爭奪王位，忽必烈決定返回漠北。正好南宋賈似道派使講和，忽必烈當即同意，斷然把大軍留守在江北，自己率一支親軍先行。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三月，忽必烈到達開平，召集忽鄰勒塔。在諸王塔察兒、也先哥、合丹、末哥等以及大臣再三勸進下，忽必烈在和林自稱奉遺詔，在另一些王的擁戴下繼承汗位。至此，只有用武力來解決汗位問題了。經過4年大戰，阿里不哥眾叛親離，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七月，不得已歸降了忽必烈。

    統一全國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月，忽必烈遷都燕京，改燕京為中都，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改中都為大都，把中央政權機構設于此地。這一舉動一方面避開了叛亂諸人的威脅，立足于人力、物力俱豐的中原地區，以駕馭幅員遼闊的大蒙古國；另一方面，顯露了忽必烈在取得蒙古大汗地位之后，志在滅掉南宋，一統天下的雄心壯志。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宣布將“大蒙古”國號改為“大元”，以一個新朝雄主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

    在即位的最初幾年里，忽必烈致力于鞏固汗位，對南宋只求維持現狀。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忽必烈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作了長期備戰之后，便舉兵南下伐宋。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正月，元軍攻克襄陽。

    元軍占領襄陽之后，就等于一腳踢開了南宋的大門，南宋王朝的滅亡是無可挽回了。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二月，南宋的最后據點崖山被攻破，南宋滅亡，全國統一于元。元朝建立忽必烈建立元朝，結束了自唐以來的分裂時期，使中國再次實現了大統一。

    漢化政策和制度的確立元朝建立后，有意識地保留了中原的一些封建制度，但關于采用什么政策來統治漢地的問題，從蒙古建國之初就有爭論。元世祖即位后，圍繞著采用漢法問題，斗爭更為激烈。當時蒙古已統治中原地區，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其統治，忽必烈不得不大量任用漢人，采用漢法。

    所謂漢法，不僅僅是指中國傳統的封建剝削方式，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先進的生產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全部上層建筑。它是與保守落后的蒙古“舊俗”相對立而存在，相比較而產生的一個概念。

    漢法的采用，反映著當時蒙漢民族之間的相互影響達到的新高度。漢法的采用進一步促進了蒙古族封建化的速度，并使元王朝的統治取得了漢族地主階級的支持。

    中央集權制度忽必烈為了貫徹漢法，鞏固對全國的統治，在政治上加強了中央集權。在中央設中書省總理全國行政事務，樞密院掌管軍事，御史臺負責監察。在地方上設立行中書省，簡稱行省。行中書省各設丞相一人，掌管全省軍政大事。行省下設路、府、州、縣。當時全國共有十個行省，即嶺北、遼陽、河南、陜西、四川、甘肅、云南、江浙、江西、湖廣。至于山東、山西、河北和內蒙古等地則稱為“腹里”，作為中央特區，由中書省直轄。行省制的確立，從政治上鞏固了國家的統一，使中央集權在行政體制上得到了保證。這是我國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項重大變革，對后世有巨大的影響。

    在軍事方面，忽必烈實行軍民異籍、軍民分治的政策，使軍職不得干預民事。雖然軍職世襲的舊制被保留了下來，但軍隊的調遣、軍官的任命，都由樞密院直接掌握。元朝軍隊分為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和新附軍等。探馬赤軍是在蒙古滅金時組成，以蒙古人為主體，包括色目、漢人在內的一支先鋒部隊。漢軍是以漢人地主軍閥的武裝為基礎，經過整編而成的部隊。新附軍是南宋投降后改編的部隊。蒙古軍和探馬赤軍是骨干，主要駐防于京師和腹里，而漢軍和新附軍多駐江淮以南。

    歧視漢民族元朝統治者為了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維護蒙古貴族的特權，在建國之初就采取了民族壓迫政策。忽必烈時，把全國人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漢人；第四等是南人。

    這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經濟上的負擔，都有不同的規定。如在法律上規定蒙古、色目和漢人犯了罪，分屬不同的機關審理。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只能向司法部門申訴，不能還手。蒙古人酒醉打死漢人者，只要交出一份埋葬費，就算了事。漢人、南人不準集體打獵，不準舉行宗教活動，不準執持弓矢等武器。在政府機關中，蒙古人任正職，漢人、南人只能充當副職。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同知、總管互相牽制，都要服從達魯花赤的指揮。蒙古人由科舉出身者，一正式委任就是從六品官，而色目、漢人、南人則遞降一級。諸如此類等等制度，都有明顯的民族壓迫色彩。

    聯合專政元朝統治者制定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政策，目的是為了鞏固蒙古貴族的統治。但那些早期就投靠蒙古統治者的漢族地主，如真定董氏、易州張氏、大興史氏、陽城鄭氏等，元朝政府對他們都與蒙古貴族同樣看待。元世祖就曾親昵地稱呼董文炳為董大哥。到了他的孫子成宗即位后，也稱呼董文炳的二兒子董士選為董二哥。董文用“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

    按當時慣例，每年皇帝去上都時，樞密院官員除隨行外，在京師大都要有一人留守。由于留守官員責任重大，從來不派漢人充任。至元二十五年時，元世祖破例讓鄭制宜作留守。

    古代風景畫鑒賞在取得江南后，元朝統治者又注意重用南方的漢族地主。至元二十四年詔命程鉅夫為御史中丞。又下詔求賢于江南，過去詔令用蒙古文，元世祖還下令改用漢文。程鉅夫乘機推薦了趙孟等江南名流，世祖都授與他們一定的職位，企圖借此取得江南地主的擁護。

    對漢人、南人中一般的中小地主也采取籠絡的辦法。元世祖時，蠲免兵賦的儒戶，多數是漢族地主階級分子。通過漢族大地主的投靠，又籠絡了一大批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重用了當時的名臣竇默、姚樞。姚樞又推薦了許衡。這樣，漢族地主在元朝政府里形成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元朝統治者不僅對漢族地主如此優容，對其他各族的上層，也都采取籠絡的手段。早在蒙古國時期，成吉思汗就注意爭取他們，如契丹舊族耶律楚材每天在成吉思汗左右，參與決策大政。按民族等級的規定，只有蒙古人才能擔任達魯花赤，而實際上畏兀人的世家子弟們任達魯花赤的不少。李禎和高智耀都是西夏的貴族，元太宗命皇子闊出伐宋時告誡他：“凡軍中事須訪（李）禎以行?！痹雷婧舾咧且珵楦咝悴哦幻??；鼗厝速惖涑嘁恢睘楹霰亓宜髦?，讓他去云南任行省平章，他死后，其子納速刺丁繼續守滇。對吐暮等族上層也竭力拉攏，喇嘛首領八思巴等被封為“國師”。大理段氏的子孫如信苴日等，也都曾享受過特殊的優待。

    由此可見，元朝政權的性質仍是以蒙古貴族為首、包括各族上層人士在內的封建統治階級對各族人民的聯合專政。忽必烈治國打江山難，守江山更難。

    平定諸王叛亂海都是窩闊臺汗的孫子，對大汗位落入拖雷系一直心懷不滿。阿里不哥失敗后，他占領窩闊臺汗國領地，于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發動叛亂。被擊敗后，他又和察合臺汗的孫子篤哇勾結在一起，sao擾火州（吐魯番高昌故城）。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海都又煽動東部諸王后裔乃顏、勢都兒、哈丹等人發動叛亂。元世祖聞訊后，親率兩路大軍前往鎮壓，消滅了叛亂勢力。

    元世祖在平定東北諸王叛亂后，設置了遼陽行省，并在叛王封地內置萬戶府，用以削弱藩王的權力。這時海都在西北仍不斷sao擾，公元1289年7月，世祖已經74歲，仍決定率兵親征。海都聞訊遠逃。世祖去世時，海都已被逐出阿爾泰山之北。公元1302年，海都敗死。公元1306年，海都子察八兒投降，西北諸王的叛亂，至此全被平定。元世祖運用軍事上的勝利，使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這對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阿合馬、桑哥事件元世祖對內鎮壓諸王叛亂和人民起義，對外窮兵黷武，因而財政拮據，迫切需要理財之臣?；ù套幽Ｈ税⒑像R、漢人盧世榮、畏兀人桑哥就是元世祖寵信的三個理財能手。

    中統三年（公元1262年），阿合馬任諸路轉運使，他興辦鐵冶，增加鹽課，獲得大利。忽必烈升他為中書平章。阿合馬恃功驕傲，安插親信，誣陷異己，為皇太子真金和其他大臣所惡。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益都千戶王著和高和尚等，假借皇太子的名義將阿合馬擊殺。

    阿合馬死后，元世祖又命盧世榮為中書右丞。盧世榮上任后，提出改革鈔法、制定市舶條例等措施。元世祖很寵信他，但其他官僚紛紛上章彈劾，不到一年，盧世榮被殺。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元世祖起用桑哥理財，任為平章政事。他更改鈔法，發行至元鈔，財政危機好轉。于是升任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桑哥繼而清理江南錢谷，增加賦稅、鹽課，引起天下sao動，起義不斷發生。公元1291年，桑哥被殺。

    邊疆政策西藏和中原的聯系，源遠流長。當窩闊臺次子闊端于公元1239年派遣道爾率兵進駐吐蕃后，喇嘛教薩迦派領袖薩班于公元1247年以66歲的高齡，應邀與闊端會晤。

    通過協商，代表西藏地方勢力同蒙古建立了宗藩關系，派員向蒙古呈獻了貢禮，西藏正式歸蒙古管轄。

    憲宗三年（公元1253年），薩班之侄喇嘛教薩迦派法王八思巴在六盤山會見了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為國師，并派他擔任總制院的第一任長官?？傊圃汉蟾麨樾?。公元1279年八思巴卒，元世祖又追封他為大元帝師。元朝中央機構所設的宣政院，“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冶之”。

    元朝政府在西藏設立烏斯、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有都元帥、宣撫、安撫、招討等使。烏斯即前藏，藏即后藏，納里速古魯孫即阿里三部。當時把前后藏分為13個萬戶，萬戶長以上的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此外，還在西藏設置驛站，調查戶口，征收賦稅，屯戌軍隊?？傊?，從元朝開始，西藏地區已正式成為我國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元世祖即位后，在云南設置了行省。行省之下，還設置了路、府、州、縣。又設置若干軍民總管府。元世祖派回回人賽典赤贍思丁為第一任云南行省的最高長官“平章政事”。此后云南和內地的聯系也更加密切。

    元代，祖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政治關系有了新的發展。至元時，在澎湖設立巡檢司，“隸泉州晉江縣”。元朝通過澎湖巡檢司管轄澎湖與臺灣。這是中國政府在臺灣地區正式建立的行政權力機構。

    大一統元朝大統一的政治形勢，促進了邊疆各族和中原地區經濟、文化聯系的發展；各民族聯系的加強，又鞏固了空前統一的國家。由于當時大量漢族被簽發到邊地去開墾，邊疆各族也大量遷入內地定居，宋、遼、西夏、金時期各少數民族偏守一隅的情況逐漸有了變化，相互間開始加強了溝通和聯系。過去視為邊陲絕域的地區都和中原成為同呼吸共命運的整體。原有的地域觀念逐漸減弱。

    元朝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階段。中國的回族，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的。在元代“回回”一詞最初是指由中亞、阿拉伯、波斯等地遷到中國的人。經過長期在內地與其他各族雜居，彼此互通婚姻，文化上互相滲透，逐漸在中國境內形成了具有獨特生活習慣、宗教信仰、文化特點的新民族——回族?；刈宓男纬?，說明元朝時期中國民族融合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設立驛站元代的驛站制度，在窩闊臺汗時代就具備了雛形。

    隨著蒙古疆土的擴大，特別是征服了歐亞廣大地區之后，日益顯示出這個制度對鞏固統一的重要作用。后來不斷有革新和整頓。

    元世祖定都大都后，驛站制度就在一個更大的規模上發展起來，以大都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達的驛道，在全國交通線上設置了站赤（蒙語音譯，意為管理驛站的人），以便“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在當時，蒙古地區的驛站，專設通政院管轄；中原地區的驛站，則歸兵部掌管。站赤分陸站和水站。陸站用馬、牛、驢或車，遼東有些地方運輸時用狗拉橇行于泥雪上，故又有狗站。水站則用船。據記載，全國站赤共有1400處，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邊遠地區和四大汗國間的驛站。

    和驛站相鋪而行，專用以傳遞緊急文書的機構叫急遞鋪。每10里或15里、25里設一鋪，每鋪置鋪丁五人。鋪丁一晝夜行400里，用徒步奔馳，輾轉傳遞軍政機要文書。

    元代的驛傳制度對當時的波斯、俄羅斯、埃及和中亞、西亞諸國都產生了影響，在俄羅斯竟沿用了數百年之久。海納百川元朝就像一個大海，雖有歧視部分民族的色彩，但又吸引不同種族的能人志士為其效勞。

    元代帝師——八思巴八思巴（公元1235年—公元1280年），又譯作帕克思巴、八合思巴、拔思發等，本名羅追堅贊。藏族政治家、佛學大師，藏傳佛教薩迦派第5代祖師，元代首任帝師。

    八思巴出身名門望族，自幼聰慧過人，通曉佛學，相傳3歲時就能口誦蓮花修法，8歲能背誦經文，9歲時就在法會上給別人講經說法，故被稱為“八思巴”（“圣者”、“神童”之意）。

    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八思巴與其弟恰那多吉隨伯父薩班赴涼州（今甘肅武威）謁見蒙古窩闊臺汗之子闊端。十一年（公元1251年），應召赴六盤山謁見忽必烈。八思巴以其淵博的學識和謙虛謹慎的美德，贏得了忽必烈的賞識。他備受崇敬，被尊為“上師”。同年，薩班病逝，八思巴繼為薩迦派新法王。自寶祐元年（公元1253年）隨侍忽必烈，忽必烈及王妃、子女皆從其受密教灌頂，皈依藏傳佛教。

    憲宗七年（公元1257年），八思巴到佛教圣地五臺山朝拜，成為第一個朝拜五臺山的藏傳佛教領袖人物。元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八思巴受封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元法主，管理全國的佛教事務。

    同時，根據道路情況，設置驛站，保證道路的暢通，為元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的有效控制和施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溝通了西藏與祖國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思巴以國師身份兼領總制院事，管理全國佛教及藏區事務，成為中央政權的藏族高級官員。二年返藏，為元朝在西藏建立地方行政機構。建立起藏族史上著名的政教合一政權——薩迦地方政權。該政權代表元朝中央政府有效地行使著對西藏地方政教事務的管理。

    六年（公元1269年）返大都（今北京），獻所創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頒行全國。次年升號“帝師”，加封“大寶法王”，賜玉印，統領西藏13萬戶。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真金太子護送返薩迦，興辦曲彌法會，任薩迦寺第一代法王，僧俗并甩，軍民兼及，此為西藏實行貴族僧侶統治之始。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在薩迦南寺的拉康喇讓圓寂。忽必烈追賜他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圣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為表彰他一生的功績，忽必烈還在大都為他修建了舍利塔，供人們瞻仰。元仁宗時，又為他修建了帝師殿。

    作為佛學大師，八思巴一生著述頗豐，有30多種，傳世之作有《薩迦五祖集》。他生前還將內地的印刷術、戲劇藝術等傳至西藏，將藏族的建筑和雕塑技術介紹到內地，促進了內地和西藏之間及漢、藏、蒙等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

    作為政治家，他協助元朝實現了對西藏的統治，為今日中國版圖的確立，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阿尼哥與劉元我國元代美術史上，有兩位值得介紹的雕塑家，這就是阿尼哥和劉元。阿尼哥和劉元都曾在我玉元上都（今正藍旗境內）的佛寺道觀中留下了大量的雕塑作品，而且凝結著中尼兩國源遠流長的友誼史話。

    阿尼哥是尼泊爾人，在我國元代，喇嘛教盛行，元世祖忽必烈在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封西藏喇嘛教薩加派首領八思巴為“國師”，同年又命八思巴在西藏建黃金塔。尼泊爾選派80名工匠協助建造。當時，年僅17歲的阿尼哥也自愿前往。

    西藏黃金塔落成后，阿尼哥受了佛戒，成了八思巴的弟子，并隨八思巴到京都去朝見忽必烈，受到忽必烈的賞識，以后就留在元朝服務。

    他設計的大圣萬安寺自塔（今北京阜城門內妙應寺白塔）至今巍然屹立，極為壯觀，也是中尼兩國人民友好的見證。

    另一個與阿尼哥相關的雕塑家，就是與他同時期的劉元。劉元是河北省寶坻人，早年曾在山東為道士，在道觀他接觸了雕刻技術，其成就比阿尼哥更大。他把中國傳統的雕塑技術和外來藝術融會貫通，自成一家，據《元史》載，“凡兩都名剁、塑土、范金、轉換成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庇绕涫巧隙既氏?，塑造最為精彩，據認為是充分把握了三位圣人微妙的神韻。近幾年來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遺址調查時，在華嚴寺的廢墟中，出土了一些彩色的泥塑和鎏金的泥塑像殘片，據認為可能與劉元有關。

    阿尼哥和劉元兩位藝術大師的真跡已很難找到，但是，在北方草原的眾多喇嘛召廟中，他們的技法風格卻隨處可見，帶著中尼兩國文化色彩的雕塑，千姿百態地遍布我國北方各召廟。

    元上都天文臺長札馬魯丁元代天文學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視，有很大的發展。興建天文臺兩座，一座是上都天文臺，建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臺長札馬魯丁。

    札馬魯丁是“西域”人，是中亞阿拉伯的天文學家，來中國時帶來一批阿拉伯天文書籍和幾件儀器。當時忽必烈尚未登汗位，曾以諸王身份召見札馬魯丁等，稱他們是“回回星學者”，希望他們安心在中國研究天文。札馬魯丁等經過長期努力，于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完成了一部《萬年歷》和七件天文儀器，獻給了忽必烈。

    《萬年歷》是阿拉伯系統的歷法，忽必烈決定用這部歷法代替正在使用的《大明歷》。札馬魯丁設計制造的七件天文儀器也是阿拉伯系統的，名稱都是阿拉伯文的譯音，如“咱禿哈剌吉”（多環儀）、“咱禿朔八臺”（方位儀）、“魯哈麻亦渺凹只”（斜緯儀）、“魯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緯儀）、“苦來亦撒麻”（天球儀）、“苦來亦阿兒子”（地球儀）和“兀速都兒刺不定”（觀象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