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大體同時，元代又是云南佛教擺脫藏傳密宗的支配性影響而大規模改密為禪的時代。南詔、大理政權時，云南佛教“皆西域密教”，實際上是藏密，“初無禪講宗也”。密教僧人叫阿叱力或阿閣梨，或稱軌度僧、軌范僧。沒有出家的阿叱力叫“師僧”，有妻室。最早在云南開寺收徒傳播禪宗的，是1250年從云南到內地學禪，歷25年后回到中慶筇竹寺的雄辯禪師。大約在十三四世紀之間的四五十年間，從漢地傳入云南的禪宗很快成為當地佛教的主流，阿叱力僧幾乎落到民間巫師的地位。這個轉變，很可能有當時云南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遷作為基礎。但它剛剛發生在漢地的文化影響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施加于云南地方的時期，因而有效地加快了云南上層文化從它本身的體系中脫逸出來，向中原漢文化靠攏的過程。到元明之際，在云南中心地區的城鎮和士人中流行的，已基本上是與內地相同的漢文化了。

    不過，從上面的敘述中間，也不應該產生這樣一種誤解，即元代云南的人口主體，已經由漢族百姓、或者至少是由漢化程度很深的那些非漢族居民所構成了。各種少數民族的部族、部落或部落集團，占據了人跡所能至的高山、水濱、壩區和林木中的大部分地區，盡管其人口密度很低，但在人數的絕對值方面，仍要大大超過在元政權保護下集中于少數城鎮，尤其是大城市里的漢族居民。漢文化的影響主要通過這些城鎮向其周圍輻射。在大理和中慶城之間，這些輻射點大概能基本上構成一個互相呼應的網絡。在它以外，漢文化的輻射力仍不足以穿透廣袤的多民族交叉分布區。

    到明代，甚至清代，漢文化在云南依舊是按照輻射網絡式的格局傳播的，不過分布在網絡上的輻射點增加了，網絡的外沿鋪向更大的地域，網絡保持信息能量和復制信息的功能也更為明顯地增強了。明初有大批寧鎮地區的“良家間右”被強行遷移到云南落籍。他們帶去的方音，竟使明代云南很多漢族聚居點“言音絕似金陵。但呼院曰萬，街曰該，鞋曰孩，虹曰水樁，松炬曰明子，蓄水曰海子，嶺曰坡子，溝曰龍口。民呼官，太守以下皆曰父母；監司以上皆曰祖”。

    因此，從13世紀直至近代，云南文化變遷的格局，正是在元代奠定的。邊庭風情多異彩元云南行省的轄境，比今天的云南省要大。其東界基本與今云南省界吻合，而與湖廣行?。ê駨V西和貴州）接鄰。其北界將今四川西昌囊括在內，自西向東分別與吐蕃東境的朵甘思、朵思麻以及四川行省接鄰。它的西部、西南部、南部和東南部則分別與元代中國的西南鄰國接界。

    行省西部的邊界與南詔、大理國時期相同，即在今緬甸北部與印度分界的那加山脈，它是恒河水系和伊洛瓦底江水系的分水嶺。在它的西南，元初邊界基本上與大理國邊境線相同，位于今德宏所轄諸縣地界略西、略南，與緬國相鄰接。1270年和1280年，元軍兩次征緬，遂將云南行省的這一段邊界向西南推進到原緬國轄境，大體將北緯23°以北的薩爾溫江和伊洛瓦底江兩河流域之間的地面括入版圖。元朝后期曾更南至于邦牙（今曼德勒西南）置宣慰司，但不到五年就放棄了。

    西部邊界地區有景嚨金殿國（在今西雙版納），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地方政權，為大理國的屬國。元朝1300年前后才在這里設徹里路軍民總管府，正式行使對該地的統治權。徹里與它之南的八百媳婦國的疆域犬牙相錯，大體上以今南壘河分界，河北屬徹里，河南屬八百媳婦。元成宗時曾準備出征八百媳婦，兵馬尚未進入云南，就因沿途擾民激起今黔西、滇東北各部族的武裝反抗，元軍被圍窮谷，得脫者僅十之一二，被迫罷征。徹里置司以后，八百媳婦國部酋相繼歸附元廷，1320年、1330年，元先后設蒙慶宣慰司、八百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于彼地。今緬甸南撣邦的南壘河以南地區、泰國清萊府和清邁府的部分地區也被納入元朝統治。此外，1320年，元還在越南萊州省境內置寧遠州。1330年，設老告軍民總管府統治今老撾北部的瑯勃拉邦一帶。

    云南行省的東南與安南（在今越南北部）接界。這里的邊界基本上與今中越邊境線吻合，惟臨安道宣慰司（治今云南建水）所屬阿月部的地域，還要超出今馬關縣境，達到今越南河江省的部分地區。

    沿著不同方向散布到云南境內的許許多多種落集團，在無數由自然環境造就的相對隔絕的聚居區中形成差異極大的經濟和文化景觀。見于元代史籍的各種土著居民，就其大的族類而言，有白人、羅羅、金齒百夷、么些、斡泥、峨昌、撬人、土僚、蒲人等等。

    白人是今白族先民，是以南徙入滇的古代氐羌族當中經濟、文化較發達的一些族系為主體，并融合了漢魏以后移入南中的漢族大姓瘤氏以及其他一些漢族人口而逐漸形成的共同體。南北朝以后，它以“白蠻”見于史籍，而與“烏蠻”（分布在云南的另外幾支氐羌人后裔）相區別。元代又稱他們為阿、（寸白）、白人。其分布地區，以中慶、威楚、大理、永昌（治今云南保山）為主，東至普安、曲靖，北至麗江，南及元江。他們多居住在壩區，以農耕為生，有水田，稱五畝為“一雙”，種植麻麥蔬果。其農業經濟與漢人頗接近，所以元代入滇的漢人，認他們為“漢之遺裔”。尤其是城鎮或其附近地區的白人，在與漢族交往中風俗逐漸接近漢族。到明朝，“近城漢、焚人風俗”已經沒有太大的差別了。中慶晉寧的元代白人王惠臨終時遺訓子孫，“忠孝喪禮完全遵照古風（這里的“古風”其實是指漢人風俗），不要追隨焚俗”。這個例子既說明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白人對漢地儀文之制的仰慕，同時也說明當時流行的“焚俗”畢竟還保持著若干固有特點。在寫成于元代的《云南志略》中，李京這樣描寫當時白人風俗：男女首戴“次工”，制如中原漁人之蒲笠，差大；編竹為之，復以黑氈。親舊雖久別，無拜跪，唯取“次工”以為饋。男子披氈椎髻。婦人不施粉脂，酥澤其發，青紗分編，繞首盤系，裹以攢頂黑巾。耳金環，象牙纏臂。衣繡方幅。以半身細氈為上服。處子孀婦（即未嫁女子和寡婦），出入無禁。少年弟子，號曰妙子。暮夜游行（晚上出來閑游走動），或吹蘆笙，或作歌曲。聲韻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耦，然后成婚。居室多為回檐，如殿制。食貴生，如豬、牛、雞、魚，皆生醢之（意即把豬牛雞魚等rou生剁成rou醬），和以蒜泥而食。每歲以臘月二十四祀祖，如中州上冢之禮。六月二十四，通夕以高竿縛火炬照天，小兒各持松明火，相燒為戲，謂之驅禳（禳即災）。佛教甚盛。戒律精嚴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師僧。教童子，多讀佛書，少知六經者。段氏而上，選官置吏皆出此。民俗家無貧富，皆有佛堂，旦夕擊鼓恭禮，少長手不釋念珠。一歲之中，齋戒幾半。諸種蠻夷，不知事神佛，唯白人事佛甚謹?！淇⌒阏?，頗能書，有晉人筆意?！芯^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罷。交易用棋子，俗呼作見八。以一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人死，俗尸束縛令坐（即將尸體縛束成端坐的姿勢），棺如方柜，擊銅鼓送喪，以剪發為孝，哭聲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滟F人被服，近年雖略從漢制，其他亦自如也。

    上引史文中提到白人在舊歷六月二十四日晚縛火炬照天、持松明相燒驅災，就是至今仍在白族和西南其他少數民族中流行的火把節。

    白人的語言，按現代語言學分類屬于藏緬語族彝語支。從漢魏至元代，白蠻的語言中吸收了大量漢語借詞。唐朝人說，在西南諸部中“言語音，白蠻最正”，大概就因為白語中有一部分名詞能與漢語的相應詞匯相通。李京說，白人語穿衣曰衣衣，吃飯曰咽羹茹，樵采曰拆薪，帛曰幕，酒曰尊，鞍曰悼泥，墻曰磚垣，等等。白語基本語匯大量吸收漢語借詞，應當是白人在社會生活中間長期使用雙語的結果。從大理國后期開始，白人利用漢字和在漢字基礎上稍加創造的一部分新方塊字來記錄他們的書面語，形成所謂焚文。在元代中后期，焚文在云南地區已相當流行。焚文中的自造新字比例并不大。焚文所使用的漢字，雖有一部分類似表音符號，純粹用來記錄白語詞匯的發音，但絕大部分仍同時保留了漢字原來的字音和字義。因此，焚文與其說是白語的書面形式，或許不如說更像是一種俗體的漢語書面語。

    羅羅即“烏蠻”，是現代彝族的先民。元時烏蠻各部仍多有各自的部名，羅羅則是對他們的統稱。南詔時烏蠻七部中有“鹿盧蠻”，當即羅羅一名的來源。蒙古人又在這個名稱之后加上復數后綴，漢語音譯為羅羅斯，用來專指集中居住在今四川涼山和西昌的羅羅人。元置宣慰司于其地，稱羅羅斯宣慰司。烏蒙、烏撒也是羅羅人集中居住的地區。此外，羅羅的分布還遍及云南大部分地方，多與諸族雜居。他們或耕或牧，農業經濟大體處于刀耕火種階段。李京說：男子椎髻，摘去須髯，或髡其發。左右佩雙刀，喜斗好殺，……以輕死為勇。馬貴折尾，鞍無，剜木為鐙，狀如魚口，微容足趾。婦人披發，衣布衣，貴者錦鎵，賤者披羊皮。乘馬并足橫坐。室女（指未出嫁的姑娘）耳穿大環，剪發齊眉，裙不過膝。男女無貴賤皆披氈跣足?！m貴，床無縟，松花鋪地?！屑膊蛔R醫藥，惟用男巫，號大奚婆。以雞骨占吉兇，酋長左右斯須不可闕，事無巨細皆決之?！繗q以臘月春節，豎長竿，橫設一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相起落為戲。

    金齒、百夷都是今傣族先民。其俗尚以金銀、漆等涂飾牙齒，所以很古以來就被稱為金齒、銀齒、黑齒等。元代的回回人和蒙古人用波斯語zardandan稱他們，也是金齒的意思。元以后，這種以金飾齒的俗尚在有些百夷部落中演變為死后用金箔鑲二齒而后葬。金齒并不是他們的古代風景畫鑒賞自稱，而是他族的外稱。唐代漢文記載中有裳魔，明代有歹摩，都是“傣勐”一音的不同寫音形式，這才是金齒百夷的自稱。李京說，“西南之蠻，白夷（即百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行省的西南及東南邊地是他們的主要居住區。南詔、大理時代，這一帶的傣族先民大體上可以今瀾滄江為界分為兩部分，西部是金齒（或黑齒），東部是白衣（即百夷）。入元以后，金齒、百夷之稱經?；煊?，已不復區別。西南的金齒百夷，由大理金齒等路宣慰司管轄，東南地區諸部歸隸于臨安道宣慰司。行省的徹里（景嚨金殿國）宣慰司所管，與更南的八百媳婦地區，也是在語言和族屬上與百夷同類的居民。世傳八百媳婦國部長有妻八百，各領一寨，故以之名其國。

    百夷諸部多從事農業經濟。其地多桑柘，四時皆蠶。由于氣候適宜農作物生長，土地又肥沃，所以“地利不能盡，然多產牛羊魚果”。大多數金齒部落元時還沒有使用文字，刻木為約。百夷婦女特別能吃苦耐勞。據《云南志略》，他們“長眉睫，不施脂粉，發分兩髻，衣文錦衣，聯綴河貝為飾。盡力農事，勤苦不輟。及產（指分娩生育）方得少暇。既產，即抱子浴于江，歸付其父，動作如故”。由于居地偏南，風土下濕上熱，金齒百夷“多起竹樓，居瀕江。一日十浴”?！敖灰孜迦找患?。旦則婦人為市，日中男子為市。以氈布茶鹽互相貿易”。百夷諸部到明代后期才開始奉佛，在元代惟信巫祝而已。惟徹里的傣族先民則早已是上座部佛教的信徒了。

    至正之初，隨著元朝中央政府和元行省統治勢力的衰落，麓川（今云南瑞麗）百夷土官思可發舉兵抗命，“盜據一方，侵奪路甸”。據傣文《麓川思氏官譜》，思可發為土語音譯，意為擒白虎之王。元明官方文獻多以死可伐名之，是一種誣稱。思可發兵起之后，鄰近諸部“相率納貢”。元廷曾幾次派兵往征、下詔招諭，都不能見效。至正十五年（1355）思可發降元。但此后，他實際上仍長期控制麓川四周“三十六路”之地，“雖奉正朔、納職貢，而服用制度，擬于王者”。一直到洪武中，他才重新被明朝招撫。

    么些即今納西族先民，《華陽國志》中記為摩沙夷。從南詔、大理以來，他們一向以麗江為聚居中心，其“地涼，多羊馬及麝香、名鐵，依江附險，酋寨星列，不相統攝”。么些人在云南地區最早被蒙古征服。元廷先設察罕章宣慰司治其地，后又以金沙為界，分為東、西五城地。分別隸屬于北勝府（今云南永勝）和麗江路。元初的么些大姓有和氏、木氏等。察罕章管民官一職曾由和氏擔任，木氏是其屬下。至明初，木氏勢力漸大，其后代寫成的《木氏官譜》一書，遂將元代的察罕章管民官之職安到自己的祖先木良（即麥良、阿良）頭上。

    關于么些人的風俗，《云南志略》寫道：

    善戰喜獵，挾短刀，以硨磲為飾。少不如意，鳴鉦鼓相仇殺，兩家婦人中間和解之，乃罷。婦人披氈，皂衣，跣足，風環高髻。女子剪發齊眉，以毛氈為裙?！皇律?、佛，唯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極嚴潔。男女動百數，各執其手，團旋歌舞以為樂。俗甚儉約，飲食疏薄。一歲之糧，圓根（指蕪菁）已半實糧也。貧家鹽外不知別味。有力者尊敬官長。每歲冬月，宰殺牛羊，競相邀客，請無虛日。一客不至，則為深恥。人死，則用竹簀舁至山下，無棺槨，貴賤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則別焚之。其余頗與烏蠻同。

    斡尼亦作和泥、禾泥等，與現代的哈尼為同名異譯，主要分布在臨安（今云南建水）西南、今元江流域。他們多巢居山林極險，而與河谷平壩地區的金齒百夷以及山居的其他部族錯落雜處。李京記其習俗云：“家有積，具以一百二十索為一窖，藏之地中。將死，則囑其子曰，我平日藏若干，汝可取幾處，余者勿動。我來生用之?！?/br>
    臨安西南的斡泥散布地區，實際上是民族雜居區。上述白人、羅羅、金齒百夷、么些等族的主要聚居區內，同樣存在著其他民族雜居其間的情況。例如以么些為主要居民的麗江，“蠻有八種，曰磨些（即么些），曰白，曰羅落（即羅羅），曰冬悶，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候”。峨昌即今阿昌族名之異譯。撬與俅音近，今云南高黎貢山西部的獨龍江，上游仍稱俅江（發源于西藏察隅縣東）。撬人應即俅江流域的居民，后來逐步南下，徙至獨龍江一帶，今稱獨龍族。伊人即今傈僳族先民。傈為專名，即的別譯，僳是少數族語音譯，意為人或族。伊人居地在“蘭州冰瑯山外”，即今云南蘭坪西碧羅山（怒山）外的怒江流域。另一方面，除其主要聚居區之外，白人、百夷、羅羅等族也有許多部落散布于行省各地。羅羅的分布尤其廣泛，從行省腹地到邊遠地帶，其足跡幾乎隨處可見。

    土僚人是構成近代壯族的成分之一?！皵⒅菽?、烏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齒，然后婚娶。豬羊同室而居。無匕箸，手摶飯而食。足蹈高橇，上下山坡如奔鹿。婦人跣足高髻，樺皮為冠，耳附大雙環，衣黑布，頂帶鎖牌以為飾。出入村麓，望之宛如猿猱。人死則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顛崖之上，以先墜者為吉。山田薄少，刀耕火種。所收稻谷，懸于竹棚之下，日旋搗而食。常以采荔枝、販茶為業”。這個地區土僚人以擊齒為成年標志的習俗，一直保留到明代。它東面的亦奚不薛地面的“葛蠻”，即今仡佬族先人，也有懸棺折齒之俗。蒲人，“一名樸子蠻，在瀾滄江迤西。性勇健，……騎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頸皆露。善用槍弩。首插雉尾，馳突如飛”。他們是今布朗族先民。

    元代云南的民族構成中，還包括蒙古人和回回人。蒙古人中大部分是戍守其地的蒙古軍戶?；鼗厝说膩碓从卸阂皇擎偸颇系纳寇娙?；二是跟隨在云南任職的色目官員一起遷去的人戶。今云南各地納、丁、賽等十余姓回族都以賽典赤為先祖，雖然出自傳聞，但還是可以反映出與色目官員一起來到云南、后來又羈居在這里的回回人，數目是不小的。明初人講到云南各族的居民，就已把“韃靼（指蒙古）、回紇（即回回）”也列舉在內，看做“土著之民”的一部分了。中元政治中“國俗”與儒術“回首橋山淚成血，逢君不忍問龍顏?！?/br>
    ——張養浩：《贈李秘監》

    延祐“復科”

    至大四年（1311）正月，元武宗海山死于大都。他的弟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以武宗冊立的“皇太子”身份，從東宮入主朝政。武宗死了不過三天，他就下令罷撤前朝壟斷治國大權的尚書省。又過四天，將尚書省的主要官員脫虎脫、三寶奴、樂實等五人全部誅殺?！拔淙适谑堋北砻嫔鲜呛推郊次?，實質上卻充滿了流血政變的色彩。

    愛育黎拔力八達殺脫虎脫等人的理由，是“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其實他另有不得已的隱衷。元成宗死后，皇后卜魯罕召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難答進京，想用阿難答輔國，自己倚恃他手中的兵權臨朝稱制。愛育黎拔力八達在元朝中樞官僚的支持下，于卜魯罕發難前一日先發制人，把他們一網打盡。這時候他的哥哥海山已經以阿勒泰山前線軍事統帥的身份，帶領大軍東返，等待漠南派人迎他即位。愛育黎拔力八達雖然對已到手邊的皇位暗生凱覦，但懾于海山的兵威，只好以兄終弟及為條件，推戴在名份上“以嫡以長”理應居先的海山作皇帝。

    海山即位以后，漸萌改儲之心。至大三年（1310），他的身體已很不好，乃授意權臣三寶奴召集親信商議改立皇太子事。早已被愛育黎拔力八達拉攏的朝中要人脫脫回答說：“皇太弟（指愛育黎拔力八達）位居東宮，已有定命。從此兄弟、叔侄世世相繼，怎么敢做破壞這個秩序的事！”三寶奴問：“如果今日兄弟相授，以后就要由叔叔再傳位給侄子，能擔保他這么做嗎？”脫脫回答：“在我們不可以違反約定，如果他們失信，上天是會明鑒的?！碑敃r，事情不了了之?，F在武宗死了，三寶奴如果宣布武宗改儲的遺詔，就可能發生變起肘腋的曲折，使愛育黎拔力八達白熬提心吊膽地“蟄居”東宮的四年辛苦。像四年前的“清君元武宗側”一樣，愛育黎拔力八達再次使用先發制人的手段來擊敗對手。至大四年的大清洗，是政見之爭，同時也是權力之爭。三月，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于大都，是為仁宗。他先后有兩個年號，即皇慶和延祐。

    成宗和武宗都具有蒙古軍事貴族的氣質。成宗即位近五年，還認不清中書各部的漢人長官。武宗用人，差不多全在從征西北的蒙古、色目將領中挑選。宮廷衛士以“角斗屢勝”，也可以獲得平章政事的大官銜。兩人都在統治圈里講“惟和”、講“寬大”。忽必烈朝的遺老舊臣陸續去世之后，由這批靠“寬大”發跡的官僚來執行忽必烈定立的“祖制”，使原來就存在的慢性政治危機和財政危機都逐漸惡化。仁宗是元朝第一個即位前始終生活在漢地的皇帝，他的“潛邸”有一大批漢族名士，以上黨人李孟為首，還聚集了很多對漢文化和儒術有較深理解和同情的蒙古、色目侍臣。仁宗的施政方針是要遵用儒術來改革朝政。與成宗、武宗兩人相比，他才是真正執意更改世祖“成憲”的人，但他誅殺政敵，用的卻是“變亂舊章”的罪名。久感壓抑的儒生階層似乎感到某種鼓舞。當時人以《三寶奴伏誅》為題寫詩說：“受盡君恩弄盡權，富傾御府貴熏天，奴才自許齊三寶，主壽誰能保萬年?！?/br>
    從至大四年開始，仁宗頒布了一系列整頓朝政的法令。元廷罷諸王斷事官，蒙古人犯盜詐者令所隸千戶鞠問。這時還廢除了諸王份地達魯花赤由封主自辟的舊制，任以流官；諸王位下所辟為副達魯花赤。有鑒于武宗以鎮北親王的軍權為后盾奪取帝位，仁宗命駙馬丑漢出總北軍；對居庸關的軍事守備亦顯著加強。這些措施，含有暗中防范鎮北多年的晉王擁兵坐大的用心。朝廷又下詔，嚴禁近侍擅自傳旨中書任用官員，如有敢犯者，“不須奏聞，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此外，政府還明令規定，內侍只授內廷官職，不予外朝文官官階；由吏員晉職為官者，不得超過從七品。而這時社會影響最大的一項措施，則是恢復科舉的制度。

    仁宗登基伊始就曾宣布：“我所希望的，是使百姓安寧，從而求得天下大治。但如果不用儒生，怎么能做到這一點呢？”他把大規模起用儒生看做是安國安民的前提，這是有針對性的。

    自隋唐以后，隨著中國中古貴族政治的解體，科舉取士制度越來越成為選拔政府官員的一種重要途徑。盡管通過“庇蔭”制（品級較高的官僚可以保薦一名或若干名子女做低品級的官員）和由吏員出職為流官的渠道進入仕途的人始終占據很大的比例，但以科舉進身幾乎變成擠入高級文官圈的惟一體面的途徑。唐朝人就說：“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睆埿卦谒宄闪钍啡肫妨?，入唐后位至三品。唐太宗當著諸朝臣的面問他“歷官所由”，玄素窘迫不堪，從殿閣中出來時，差不多抬不起腿來，“精爽頓盡，色類死灰”?？婆e取士的人數雖然十分有限，但它造成一種假象，似乎“讀書做官”的道路對每一個人都是敞開的。奮身場屋，一旦及第，“指日金馬玉堂”，變作成千上萬貧窮士人終生的幻想。利用科舉制度來編織數以萬計的中下層平民人生理想的政權，同時也就為自己編織出統治天下的合法性。

    但是元朝前期卻沒有實行科舉制度。忽必烈朝曾幾次討論恢復科舉的問題，甚至連“程式”都擬定過，但最終仍擱置了。元廷長期?？?，原因當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兩條：元朝的文武高級官僚大多出于宿衛近侍，這些人都是“世勛子孫”，構成與蒙古皇室俱榮俱損的半世襲官僚集團。中下級，尤其是下級官員不得不較多地利用漢人和南人，但選拔的標準是“趣辦金谷”、“勾稽朱墨”，也就是收刮錢財、填報簿書和舞弄刑名的能力。儒家思想的主流一貫強調“藏富于民”，反對開源，提倡節流，認為利源一啟即“不可復塞也”；又反對興利，提倡救弊，認為興一利則必生十弊，會因此造成救不勝救的局面。朝中儒生的這些主張完全不能適應成立伊始的元政府急于擴大財源、充實國用的需要，自然受到忽必烈的冷淡，被他斥為“不識事機”。所以，至元中葉后，“凡言科舉者，聞者莫不笑其迂闊，以為不急之務”。這是科舉制不得恢復的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取代以科舉考試選拔官員的由吏入仕制度的擴大化，反過來成為推行科舉制的阻礙。

    中國古代本來就有儒道和吏道之分。儒道指治國平天下的方略大計，吏道指具體處理行政、司法、理財等方面事務的技巧和才能。東漢前后儒道和吏道合流，但讀經書出身的人做起官來不見得就有實際辦事能力，所以不得不依靠被他們所役使的吏屬、椽史來處理具體事務。吏的勢力在金統治下的北方迅速抬頭，其勢在元初有增無減。元代人說。當時到郡縣做官的，“往往是帶氈帽、穿羊毛織衣的蒙古人，才放下弓箭、跨下戰馬，就叫他們作守作令。但他們對法律規定的寬嚴、民間情況的曲折隱秘，做不到廣泛了解、詳細考究，于是只好把過去曾做過胥吏的人叫來，命令他們寫成文書呈上，又詳細地加以指點解釋”。元人還說，“治理一縣的長官有二三四員，竟有一概不識字的情況。一縣之政，要想不出于胥吏之手也就難了”。結果地方的行政公事，往往被吏擅斷。在官員缺任時。由吏補官就成為再自然不過的補缺辦法。元代中下級官員主要靠由吏出職者擔任的情況，就是這樣形成的，它既滿足了元政府對中、下級官員精于“錢谷、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等具體行政技巧的要求，同時也以越來越大的惰性力量阻遏了可能危及其利益的科舉制的推行。

    南宋滅亡后，反思亡國之痛的知識分子曾經把“科舉程文”看做誤國誤民的一個大害，說“士風頹弊于科舉之業”。但是，當缺乏正統的儒家思想熏習教冶的胥吏令史取代儒生，大批涌入中下層官僚機構時，情況就變得更糟糕了。用當時人的話，他們以刻薄文法、精深簿書相尚，捱蹭歲月，一旦做官，“如猛虎之脫檻、饑鷹之掣”。國家即使有善政良法，付諸實行，也“往往誤于胥吏。將以除弊，反足厲民”。這種選拔官員的制度，破壞了官僚素質與封建法度之間的內在和諧，結果既加速了吏治的腐敗，也加劇了整個社會狀況的惡化。

    因此仁宗決意抑吏用儒?；蕬c二年（1313），元廷頒行開科舉詔，決定于次年在各地舉行地方級科舉考試（鄉試），再次年舉行全國性的會試和殿試。舉行分試的地方共有17處，取錄“鄉貢進士”凡300人，其中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75名。會試從中取100名，其中四等人各25名。殿試不再黜落，只是重新厘定名次?？荚噧热菀猿讨炖韺W對儒家經典的闡釋為標準，它與宋金科舉注重詞章注疏之學的傳統相比，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程朱理學正是由這個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倡率，變成中國專制社會中的正統哲學。

    古代風景畫鑒賞皇慶二年的科舉詔，在南北士人階層中引起極大的刺激和震動。北方從金亡以后，科廢已近百年；南方因宋亡?？埔惨延腥氖炅?。讀書做官的路走不通，士人有的去行醫、賣卜、看風水，有的去做生意賺錢，有的進衙門去做刀筆吏求升遷，也有的“獨自呆坐在蓬蒿園子、土圍墻的屋子里，憒然而已”。很多人靠做學官養家糊口。方回住在杭州，常有四方之士出遠門做官，請他寫文章贈別。問他們去做什么官，則不是教諭、山長，就是學錄、學正或教授。讀書人想從學官晉升，獲得真正做父母官的機會是很不容易的。輾轉歲月，能做到州學中教授的，大概10人中不到三四個，這時差不多要致仕（即退休）了。能做到路學教授的人，不過百分之七八。能做到縣主簿這種小官的，不過百分之一二，所以當時做學官的人都有“皓首不調”之嘆，他們寫詩道：“熱選盡教眾人取，冷官要耐五更寒?！?/br>
    正因為這樣，科舉詔頒，士人一時間都欣喜不已?！皬U簡回春冷灰外，寒窗讀賦萬山中”；“重期將相公侯選，肯信倡優卜祝同”？有些地方本已科廢學散，如今“一朝科復夢驚回，卻恨穿楊無妙手”。悵然之余，他們便急忙“搖官船去買官書”，甚至一些年逾古稀的南宋遺老也怦然心動。被譽為“老子復出”的趙儀可這時已75歲，還要應考，“然終不自得”。陳大有是宋咸淳乙丑（1265）進士，行省請他做鄉試閱卷官，他執意不就；參加考試不中，當時已經74歲。

    延祐二年（1315）的首次京師會試和殿試，就是在這種熱烈氣氛中開場的。深得仁宗知遇的李孟受命知貢舉，他興奮地賦詩道：“百年場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窺天下士，鰲頭誰占日邊名？寬容極口論時事，衣被終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頭應不負生平?！睆堭B浩也以禮部侍郎預知貢舉。有人主張嚴格取舍，他說：“科場廢罷已歷百年。一旦使考生由失望而生怨懣，一定不能廣收士人之心，恐怕會妨礙今后收羅人才?！痹谒膱猿窒?，元廷對被淘汰的考生也授予官秩。發榜后，新進士呈遞名刺（即名片）求見。張養浩不見，書《免謝帖》于方寸紙曰：“諸公但思至公血誠以報國政。自不必謝仆，仆亦不敢受諸公之謝也。養浩復?！睆埣议T人即以此紙傳諭諸生，一時傳為佳話。

    延祐占首科取士56人，其中蒙古、色目人16人。終元之世，共舉行科舉16次，累計取士共1200余人。

    皇慶、延祐之初漢法的再推行，被有些歷史學家看做是元王朝繼忽必烈時期之后的“第二期儒治”，但它從一開始就處在答己太后集團的掣肘之下。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鐵木迭兒，在武宗朝初任宣徽使（時歸太后掌管）時就與答己太后關系密切。至大元年，鐵木迭兒被外調江西、云南，但是他竟偷偷“離職赴闕”，回到答己身邊，被發現；仍以皇太后旨“得貸罪還職”。武宗一死，答己趁仁宗尚未即位，從興圣宮降懿旨。搶先召鐵木迭兒回京，并用為中書右丞相。僅這一年春天，答己以“內降旨除官”即達千余人，其中很多是過去因犯罪被罷廢的人。太后這種縱情私欲、濁亂朝政的行為，用儒家學說關于端坐宮闈、“母儀天下”的規范去衡量，相差實在太大。于是朝內朝外自然形成兩個對立的政治集團。

    仁宗對母后答己的肆行威福，心中顯然不滿。延祐元年敕內侍只授中官，其中就有制約太后內降旨除授身邊親信的意思?；蕬c二年初，太后起用的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以病去職”。到十二月，以歸葬父母規避鐵木迭兒的李孟還朝，仁宗立即重新任命他為中書平章政事。不到半年鐵木迭兒復出，李孟即行乞退。延祜元年末他雖然仍拜授中書平章，似乎只是為了以中書執政地位主持策試進士的科舉，自此即以“衰病”不復任事。仁宗無奈，又起用御史中丞蕭拜住為中書右丞，尋升平章政事，希望用他來牽制鐵木迭兒。中書省內變動不居的人事更替，曲折反映出帝后間對官僚中樞的暗中爭奪。

    漢族文人多把仁宗對答己太后的曲意退讓奉承為“孝養順承，惟恐不至”，稱贊他“視虞舜而不愧”。其實除了他個性上的原因外，促成帝后之間妥協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仁宗一意改變叔侄相繼的先約，要把皇位傳給自己兒子的私心。延祐二年十一月，他幾經猶豫，終于下決心采取行動。本應當立為皇儲的武宗長子和世被封為周王，次年三月置周王常侍府，命隨周王道經陜、川之云南就藩。和世到皇宮辭行，若不是有人力諫，連餞行的酒飯也差點吃不到。他行至陜西，利用關中駐軍發動兵變，失敗后狼狽改道西奔，到阿勒泰山外去投靠察合臺后王。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刺為皇太子，并于次年正月詔告天下。漢文記載把仁宗脅迫和世離京就藩、改立己子為皇太子的行為歸咎于答己集團，說這是鐵木迭兒為“固位取寵”，與答己“定謀禁中”的結果。仁宗改儲無疑取得了母后的支持，但他不可能不為此付出代價。差不多與此同時，在河南、江西等地實施的“經理法”也因激起民變而中止。這一挫折更促使仁宗在政治上趨于消極，轉而與后黨妥協。

    延祜經理本來是仁宗推行改革的一項重要經濟措施，是通過核實田土占有狀況來甄別隱占土地，糾正有地者逃避賦役、無地者產去稅存的情況。從延祐元年冬起，元廷遣人分道經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糧。但由于地方吏治腐敗，經理官吏奉行過當，針對百姓“自實土田”的檢閱與查驗活動，到處演變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毀民房、“夷墓揚骨”以虛增征稅畝積，結果在延祜經理最慘烈的江西寧都逼出蔡五九的反元起事。盡管朝廷鎮壓了起事，但由于怨情沸騰，仁宗被迫下詔，凡在三省中查出的漏隱田土，免征賦稅三年；后來又下詔罷征河南新括民田，依舊例輸稅。延祐經理在當時人們的印象里，變成仁宗在位時期一項重大的劣政。

    由于上述種種原因的影響，仁宗即位之初那種一新政治、“風動天下”的銳氣，到延祐二三年間便悄然消退。他的個性在內心矛盾的浸逼下變得乖戾多疑。哈剌契丹人回會某次奉召入對，進殿時看見仁宗近臣匆匆退出。他徐緩入殿，只見仁宗神情非常不高興。這時左右沒有他人在場?；貢卸Y后退立一旁。仁宗不作聲，用手勢命回會把殿門打開，很久，又用手勢命他關上。又過了很久，仁宗命令他取某物敬奉御前。然后回會退出，左右侍臣方重新入殿。第二天，仁宗對他的一個親信說：“我昨日端坐沉思時，神情顯得很憂慮，左右侍臣看見后都嚇得溜走了。但回會神色不變。那些溜走的人都是自覺問心有愧?；貢孕艣]有什么虧心事，我也相信這一點?！比首趯ψ笥业牟录梢苍S沒有什么道理，但他所謂“端居深念，憂形于色”，確實是發自內心的自白。

    正是這種心態促使改革在仁宗在位后期明顯陷于退坡。原先頒定的一些措施，甚至有收回的。延柘四年六月，敕諸王、駙馬、功臣封地。仍舊制自辟達魯花赤。同月，御史臺四十余人聯名參劾鐵木迭兒受賂六萬貫、占奪晉王田產等事。仁宗聞奏，震怒于宮廷，把太師印擊碎在地。鐵木迭兒躲進太后近侍的家里。仁宗無可奈何，以罷其相職了事。對諸王的濫封濫賞亦復逐漸開始。延祐五年，禮部奉旨鑄三公等印竟達26顆。為統一國家政制法程而早在延祐三年已編定的制詔格例匯集，延宕多年沒有頒行，也反映出仁宗后期中央政府的疲軟和渙散。

    這時他倦于政事，關心碩德八剌的順利繼統甚于一切。早在仁宗即位之初，就已為碩德八刺置四宿衛。延祐六年，又連續將原來屬于他自己的東宮衛軍左衛率府以及新組編的右衛率府劃隸于碩德八剌。八月、十月，復以授皇太子玉冊、郊祀詔天下。在此前后，他甚至向近臣放出空氣說：“我聽說前代都有太上皇的稱號?，F在皇太子已經成年了，可以居大位。我想做太上皇，與你們一起游覽西山，以終天年，不是也很好嗎？”

    延祜七年（1320）正月，仁宗死于36歲上。碩德八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