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節
本書由【春風拂檻露華濃】整理 附:【本作品來自互聯網,本人不做任何負責】內容版權歸作者所有! ================= 書名:大元王朝 作者:王新龍 出版社:中國戲劇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年08月 isbn:9787104030591 所屬分類:圖書>歷史>中國史>宋遼金元史 編輯推薦 展現一段草原馬背民族掀起震驚世界的擴張狂潮,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版圖最大帝國的傳奇歷史;生動地再現了蒙古帝國從建立到滅亡的歷史史實,是一部別具風采的史學著作。 內容提要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興會飆舉于大漠草原的蒙古貴族,憑借著金戈鐵馬,以氣吞萬里如虎之勢,成為第一個人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在廣袤的東亞大地上演繹出了一幕波瀾壯闊的歷史劇,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進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蒙古統治者通過不斷征戰,統治了歐、亞廣大地區。他們在中亞先后建立了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伊利汗國。這些汗國名義上為大汗的藩國,實際上擁有獨立地位。元朝與這些汗國有驛路相通,交通十分方便,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的往來十分頻繁。元明是一個比較開放的朝代,是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 本書以嚴謹的治學態度,詳細解讀了元朝的歷史,使成吉思汗、忽必烈、元順帝、耶律楚材等歷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現在了今人的面前;將蒙古軍西征、丘處機與成吉思汗以及蒙元歷史上的各種歷史事件娓娓道來。對于今人正確認識元朝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 前言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興會飆舉于大漠草原的蒙古貴族,憑借著金戈鐵馬,以氣吞萬里如虎之勢,成為第一個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在廣袤的東亞大地上演繹出了一幕波瀾壯闊的歷史劇,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進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蒙古統治者通過不斷征戰,統治了歐、亞廣大地區。他們在中亞先后建立了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伊利汗國。這些汗國名義上為大汗的藩國,實際上擁有獨立地位。元朝與這些汗國有驛路相通,交通十分方便,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的往來十分頻繁。元明是一個比較開放的朝代,是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 本書以嚴謹的治學態度,詳細解讀了元朝的歷史,使成吉思汗、忽必烈、元順帝、耶律楚材等歷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現在了今人的面前;將蒙古軍西征、丘處機與成吉思汗以及蒙元歷史上的各種歷史事件娓娓道來。對于今人正確認識元朝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第一章 文化交相輝映的元朝到公元12世紀,舊大陸的許多部分開始被整合到一個對彼此都頗有裨益的交換體系之中。這個過程在13世紀未、14世紀上半葉臻于極至;這時歐洲和中國之間也建立了雖仍有限,但無疑是直接的相互接觸。 ——j.l·阿卜·盧迦德:《歐洲稱霸之前》從大蒙古國到元王朝按照傳統的說法,元朝的歷史,從后來被元政府追尊為“太祖皇帝”的成吉思汗在蒙古高原建立大蒙古國(1206)開始,直到元順帝于1368年在北伐明軍的攻擊下逃離大都(今北京市)為止,總共有163年。 但在實際上,這163年的歷史顯然應當被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來看待,第一階段從1206年到1259年。這時候大蒙古國的統治重心在蒙古高原,先后經歷成吉思汗、窩闊臺合罕(成吉思汗第三子)、貴由(窩闊臺子)、蒙哥(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子)共四個大汗的統治。所以它也經常被稱為“前四汗時期”。在這個時期,蒙古帝國的版圖囊括了歐亞舊大陸的相當一部分。蒙古統治下的北部和西南部中國的歷史,可以說是這個世界帝國的歷史的一部分,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把蒙古帝國簡單地看做是“擴大的”中國。第二階段從1260年忽必烈(蒙哥弟)即位起,迄于元末。由于忽必烈的汗庭在漠南漢地,這時大蒙古國的國都從哈刺和林(在今蒙古國鄂爾渾河上游東岸的哈爾和林)南移,先有開平(在今內蒙正藍旗東北,后稱上都),以后又建立大都,并且正式采納漢式的國號“大元”。所以第二個階段也叫“元時期”。元王朝的歷史構成成吉思汗像中國歷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蒙哥死后,蒙古高原上還出現過第五位大汗阿里不哥(蒙哥幼弟),據漠北與忽必烈相抗,前后四年,最終失敗。阿里不哥在元代的官方歷史中被宣判為“叛王”,但他的名字曾被沖制在欽察汗國發行的錢幣上,表明欽察草原上的蒙古諸王其實是承認他的第五任大汗的地位的。 1206年,45歲的成吉思汗經過近20年的浴血奮戰,終于統一了塞北高原上的游牧各部落,建立起龐大的草原帝國。它的蒙語國號叫“也客忙豁勒兀魯思”,意即“大蒙古國”。自從9世紀中葉回鶻汗國瓦解以后,大漠南北的游牧民經歷了360多年的曲折和反復,才重新形成一個更為鞏固的游牧人共同體。與此同時,“蒙古”作為塞北游牧人共同體的認同名稱也逐漸賦有地域指稱的派生涵義,用來稱呼蒙古人興起和長期活動的歐亞草原的東部地區。 統一蒙古各部的戰爭尚未完全結束,成吉思汗就已開始了對蒙古草原以外地區的軍事征服活動。1206年后,對外征服更成為他全力以赴的事業。從1207年到1227年去世的21個春秋中,成吉思汗有16年在外領兵征戰。他逼迫金朝把首都從燕京(今北京市)遷到河南,從而占據了黃河以北的大片金舊土。經過四征西夏、圍困西夏國都中興府(今寧夏銀川市),他差不多完成了對西夏的軍事經略。他帶領的蒙古第一次西征大軍轉戰于花刺子模的東部各省區,偏師橫掃里海、咸海以北的欽察草原。震動歐亞的武功將駭人聽聞的殘暴帶到蒙古馬蹄所至之處。漢文史料描寫說:“王鉞一揮,伏尸萬里?!边@其實并不算太夸張的言辭。 對蒙古草原毗鄰地區的軍事征服,在成吉思汗的繼任者們在位時仍繼續進行。窩闊臺即位后發動的“長子西征”確立了蒙古人對花剌子模的大部分領土、欽察草原乃至俄羅斯各公國的統治。在蒙古草原之南,西夏和局促于河南一隅的金朝先后滅亡在窩闊臺的手里。蒙哥汗在位期間的西征軍,在蒙哥汗弟弟旭烈兀統帥下,摧毀了阿拔思哈里發王朝;由蒙哥本人發起的對南宋的新一輪攻略,則在十多年后最終由他的皇弟忽必烈完成。蒙古語或突厥語成為從長江下游到伏爾加河、德聶伯河上游和西亞兩河流域的大片領土上最權威的官方語言。 按照蒙古游牧分封制的原則,全體蒙古游牧平民都是成吉思汗的“黃金氏族”的領屬民。這種領屬權應該像家產一樣在黃金氏族直系成員之間予以分配。領屬民是連同供他們游牧的土地一起被分配的。于是草原帝國“大兀魯思”內部就被分解成一系列由黃金氏族各支所領有的兀魯思:成吉思汗諸弟的兀魯思在蒙古高原東部,從鄂嫩、克魯倫河中游直到呼倫貝爾地區和大興安嶺兩側稱為東道諸王或“左手諸王”(蒙古帳幕坐北面南,故以東方為左手);諸子的兀魯思分布在蒙古高原西部的阿勒臺山兩側,稱為西道諸王或“右手諸王”;東、西道諸王兀魯思之間,則是由大汗本人控制的黃金氏族的共有家產,稱為“中央兀魯思”或“在內的兀魯思”。每個兀魯思都擁有自己的“汗”;大汗則作為諸汗的汗,直接統治著中央兀魯思。 相比而言,西道諸王的兀魯思顯然比東道各兀魯思具有更多的向外拓展的可能性。因此,術赤(成吉思汗長子)的兀魯思西界遂越過也兒的石河(今額爾齊斯河)大幅度向西推進,將整個欽察草原囊括入內,較早就形成為疆域遼闊的欽察汗國(俄文史料稱為金帳汗國)。察合臺(成吉思汗次子)、窩闊臺的兀魯思向天山以南和西部天山擴張勢力。阿姆河以西則在后來成為受蒙哥之命西征的皇弟旭烈兀所建立的伊利汗國地盤。除去上述四大汗國,蒙古草原及其以南的漢地社會,乃是大汗治理下的大兀魯思或中央兀魯思的所在。 在整個前四汗時期,蒙古對被征服的各農耕城郭地區采取間接統治的方法。無論在漢地還是西域,凡在兩軍爭戰之際舉一城、一郡之地降附者,即用為守令,得自辟僚屬、世襲官職。這樣的人,在漢地叫“世侯”,在西域多稱為“篾力克”。他們在按時向蒙古統治者繳納貢賦、遵照規定把子女送到大汗處作為人質、按時到汗廷入覲、奉調隨蒙古軍出征、接受派駐本地的蒙古“達魯花赤”的監督等條件下,控制了地方上的行政、軍事、財賦、司法等大權,其地位可以世襲。這些人中有一些屬于蒙古征服前的政府官員,更多的是乘社會動亂而崛起的地方豪強。所以漢文史料稱他們“由鼠而虎”;波斯詩人提到西域發生的類似現象時吟詠道:“時代的面孔已翻轉來……驢子的身份不再卑賤,它們被安上豹皮雕鞍,還戴上了金冠?!?/br> 蒙古游牧制下國家的最高中樞行政官是“大斷事官”,蒙語稱為“也客札魯忽赤”,大斷事官們的書記官叫“必閣赤”,是協助大斷事官處理國務,尤其是掌管財政事務的最重要的助手。必閣赤班子里有漢人、波斯人、突厥人等各種被征服民族的知識人,幫助他們的蒙古長官從各征服地區征收賦稅糧食、處理其他重要的行政問題。窩闊臺汗在位時,給必閣赤機構一個“中書省”的漢語稱號,使其中的一些契丹人、漢人必閣赤得以稱“中書右丞相”、“中書相公”等官號以自娛。其實在蒙古人眼里,他們的真正身份仍然是書記官。 隨著蒙古對各農業定居社會的征服越來越深入地從軍事管制轉變為秩序化統治,窩闊臺汗前期,除已經獲得相對獨立地位的術赤兀魯思外,大汗將蒙古本部以外的統治地區劃分為中原漢地和西域兩大部分,分別派駐大斷事官和必閣赤署事。到他統治的末期,又以阿姆河為界,將西域分為東西兩部分治。到蒙哥朝,三大被征服區的劃分和派駐大斷事官分治其地的體系成為定式,漢語文獻稱為“燕京行尚書省”、“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轄有自今新疆西至錫爾、阿姆兩河之間的“河中諸城”)和“阿姆河等處行尚書省”(轄阿姆河以西地區)。三大行政區的大斷事官衙署,分別設立在燕京、別失八里(在今新疆吉木薩爾北)和徒思城(在今伊朗霍臘散省馬什哈德北)。中國古籍將燕京大斷事官衙署稱為“行尚書省事”、“行省”,稱大斷事官為“丞相”、“行省丞相”;穆斯林史籍則稱大斷事官為“大異密”。 現在我們看到,大蒙古國在將其版圖擴大到毗鄰的各農業社會的最初半個世紀里,實際上是把草原體制下的蒙古式行政中樞直接引入三大被征服區,輔之以遍置于地方的達魯花赤就近彈壓,藉此轄制和支配專制一方的世侯或篾力克,由此實現對被征服地區的間接的軍事、行政統治。這種情況,在忽必烈奪得汗位后才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蒙古游牧國家的汗位繼承問題,一直困擾在兩種互相對立的原則沖突中。一方面,根據“幼子守產”的家產制原則,當兒子長大成家、離開父母獨立生活時,有權帶走屬于父母的一部分財產(主要是牲畜)。最小的兒子不離開家庭,由他繼承父母留下的大部分家產。這一原則影響到人們關于汗位繼承權的觀念,賦予幼子以某種優先權力。另一方面,從身為大汗所應當具備的政治、軍事閱歷、個人威望等資質條件考慮,往往是年長的兒子占有更多的優勢;因此蒙古游牧社會在政治權力的繼承問題上也有優先選擇年長子嗣的傳統。成吉思汗的妻子是在被敵對的游牧部落篾兒乞人俘獲期間懷有長子術赤的。術赤的可疑出身更增加了當時汗位繼承問題的復雜性。早在第一次西征之前,黃金氏族內就為此爆發過一場激烈的爭論。明初從蒙古語譯為漢語的《蒙古秘史》用十分生動的白話記述了這次爭執:“臨行時,也遂夫人(成吉思汗的諸妻之一)說:‘皇帝涉歷山川,遠去征戰。若一日倘有不諱,四子內命誰為主?可令眾人先知?!妫ㄖ赋杉己梗┱f:‘也遂說的是!這等言語,兄弟、兒子……等皆不曾提說,我也忘了?!谑菃栕境啵葱g赤):‘我子內你是最長的,說什么?’拙赤未對,察阿歹(即察合臺)說:‘父親問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篾兒乞種帶來的,俺如何教他管?’才說罷,拙赤起身,將察阿歹衣領揪住,說:‘父親不曾分揀,你敢如此說?……’說了,兄弟各將衣領揪著?!婺g,有闊闊搠思說:‘察阿歹你為甚忙?皇帝見指望你。當你未生時,天下擾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所以你賢明的母(指孛兒帖夫人)不幸被俘。若你如此說,豈不傷著你母親的心?’……太祖說:‘如何將拙赤那般說?我子中他最長。今后不可如此說!’”一場風波,終于以勉強推舉第三子窩闊臺作為大汗繼承人而暫時了結。 大概是出于成吉思汗的聲望,他所支持的窩闊臺在他死后很順利地登上了汗位。窩闊臺死后,術赤系后王拔都(術赤子)不滿窩闊臺之子貴由即位,托辭足疾拒絕參加推舉大汗的宗親大會。貴由為此忿懣不已,即位后就領兵西馳,想攻打拔都。只因為他在西行途中突然死去(據當時謠傳,一說為拔都派遣的jian細毒死,一說與拔都弟昔班酒后斗毆致死),宗親間的一場內訌戰爭才得以避免。貴由死后,拔都力主推戴拖雷之子蒙哥為大汗。窩闊臺、察合臺系后王先是消極抵制,后來兩系部分諸王又以朝會為名,企圖率軍突襲蒙哥;事泄,遭到蒙哥的清算。蒙哥在位10年。1259年,他因攻宋受傷,染疾而死,由是釀成蒙古高原和中原漢地兩汗對峙的汗位繼承危機。 蒙哥汗蒙哥汗有三個同母胞弟。他即位后,命忽必烈到漢地主持攻宋,旭烈兀西征穆斯林世界尚未臣服的部分。忽必烈雖然因為治理漢地“得中土心”而招致蒙哥猜忌,一度被召回漠北,但不久還是被重新遣往中原配合蒙哥汗攻宋。因此在蒙哥親征四川以后,留守漠北大營的是他的幼弟阿里不哥。蒙哥死訊傳到漠北,阿里不哥立刻調兵遣將,按圖籍號令中原諸道,多方鉗制忽必烈,誘逼他返歸漠北。這一番動作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他是為奪取汗位做準備。 在當時黃金氏族的成員中間,忽必烈似乎是最留心漢地治亂的一個人。中原士人和統治層中的許多人也都把“用漢法治中國”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按往昔慣例,在接獲喪報后,忽必烈應當盡快停止攻宋,回赴草地“會喪”。但是,盡管他確實采取了“斷然班師”的行動,卻在退到燕京附近后逗留不進將近三個月。他明白自己的優勢是在漠南漢地,返回蒙古草原,他就只能受制于阿里不哥和支持阿里不哥的窩闊臺、察合臺系和術赤系后王。觀望再三,他決意利用中原漢地的經濟、人力和政治資源,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1260年4月,他抵達新筑成不久的開平城,以先發制人的手段搶先宣布即大汗位,建元中統。支持他的蒙古宗親,主要是東道諸王。消息傳到漠北,阿里不哥連忙在他駐夏的阿勒泰山麓召集大會,即位稱汗。隨即爆發的爭位之戰時斷時續地打了四年多,以走投無路的阿里不哥被迫向忽必烈輸誠結束。 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的爭位戰爭對蒙元歷史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到底由誰來繼承大汗寶座這個問題本身。一方面,忽必烈依靠漢地資源戰勝阿里不哥,為蒙古貴族中主張變通祖制來解決“漢地不治”的一派把統治重心從磧北移至漠南,從而更加便利于他們采納漢法,建立對中原的秩序化統治,提供了一次恰逢其時的契機。另一方面,蒙古統治重心的南移,必然地給予大蒙古國的政治地理結構以重大影響。如果說一個立國于蒙古高原的王朝有可能同時控制中原漢地和西域諸地,那么立國于中原的政權要同時有效地控制蒙古高原和西域就會經常顯得力不從心。蒙古高原是黃金氏族的“祖宗根本之地”。為了確保蒙古本部,蒙元政府不得不逐步放棄對大蒙古國建立在西域的兩大行政區的直接統治。 在爭位戰爭之初,西道諸王的立場對忽必烈十分不利。術赤、察合臺和窩闊臺系后王都支持阿里不哥:留守旭烈兀老營的藥木忽兒(旭烈兀子)也站在阿里不哥一邊。為爭取西道諸王的支持,忽必烈乘西道諸王對阿里不哥漸生不滿的形勢,明確宣布自阿姆河以西直到馬木魯克(當時統治埃及的穆斯林王朝)疆界的全部“塔吉克地面”歸旭烈兀守衛,阿姆河以東直到阿勒泰山之地則歸察合臺后王阿魯忽鎮守。于是,除術赤后王早已分治于欽察草原之外,突厥斯坦西部及河中地區、波斯和呼羅珊(今阿富汗西北部和伊朗霍臘散?。┮舱綇拇蠛怪苯宇I有的國土中分離出來,成為中央汗廷的守藩之國。這樣,1260年就成為大蒙古國的行政體制和政治地理結構都發生了重大改變的一年。 忽必烈的即位詔書,在中統元年他登上皇位一個月之后才頒行天下,表明當時他籌措搶先即位,是何等忙亂倉促。這是蒙古大汗第一次依漢制發表即位詔。忽必烈在詔書里宣布:“祖述變通,正在今日?!贝撕笫嗄觊g,新政權大規模參用中原王朝的傳統體制以改變“文治多缺”的局面,朝廷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建漢制國號謂“大元”(1271);定制以開平為上都(1264)、燕京為大都(1272);國家的行政、軍事、監察、司法、財稅等制度體系也逐漸完備。 隋唐王朝的行政中樞機構采取三省六部制。以后中書、門下兩省權勢漸衰,金朝廢二省,止用尚書省領六部。由于大蒙古國時期借用“尚書省”作為大札魯忽赤衙署的漢語譯名,忽必烈改用“中書省”作為行政中樞的名稱,以之領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元初用重臣帶中書省職銜到地方協調處理特殊事務,稱為某處行中書省事,事畢撤罷。到忽必烈后期,派駐各地的行中書?。ê喎Q行?。┲饾u成為常設的最高地方行政機構。依元代定制,除中書省直轄地區(含今山東、河北、山西、遼寧、內蒙等省區的大部或一部),全國劃分為嶺北、遼陽、河南江北、陜西、四川、甘肅、云南、江浙、江西、湖廣等十余個行省,并設宣政院兼理吐蕃(今西藏及云、貴、川、青藏地區)軍政。天山南北的諸多綠洲城池,元代中后葉大都在察合臺系后王的控制下。原駐畏兀兒地區的高昌王亦都護家族退居永昌(在今甘肅)。元廷在位于元西北邊境的哈迷里(今新疆哈密)安置了忠于元朝的一支察合臺后裔,封為豳王。 中統三年(1262),山東益都世侯李璮趁忽必烈正與北邊的阿里不哥開戰,降宋反元。李璮經營益都近30年,勢力及于益都以東和東南的差不多整個山東半島,南至與宋交界的淮水北岸。他長期利用自己的勢力范圍地處蒙宋對峙的戰略要沖的便利,“恫疑虛喝,挾敵國以要朝廷”,益兵自雄。這一次他倉促發難,聲稱降宋而不曾事先與宋取得確實的聯絡,自以為華北各地會群起響應,但大多數世侯卻加入了朝廷組織的討璮大軍;在戰略上他猶疑保守,坐失主動出擊、擴大戰果的時機。占領濟南后,李璮屯兵不進達幾十日,坐等元廷調度各路軍隊,包圍濟南。從這些情況看,李璮本人似乎先已陶醉在本為迷惑元廷而布設的虛張聲勢的煙霧中。他的失敗自然不過是時間問題。 元軍從中統三年夏歷四月初起樹柵鑿塹,圍困濟南。五月中旬,將之完全困死。至六月中旬,城中以屋檐茅草喂馬,人相食。又歷一月,城破。李璮自沉于大明湖,因水淺不死,生擒后被處死于軍前。 李璮稱亂后,漢地世侯們雖然多站在朝廷一邊,但李璮敢于盼望他們起而響應,說明他們之間一定有過某種隱秘不法的交往。忽必烈抓住這些在地方上盡專兵民之權的世侯們人人自危的時機,以“懲青徐之亂”為由,采取了一系列“潛銷諸侯之橫”的措施。元廷在地方上推行兵、民分治的制度,許多世侯被削去軍權,保留文職;接著又罷各地管民官世襲,立遷轉法,收世侯符節,易地為官;對一家有數人居于要職者,規定兵民權不可聚于一門,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制下,河北大軍閥史天澤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凡17人。此后又制定官員俸祿,頒職分田;確定官吏員數、官職品從;省并州縣,減縮地方建制二百余處。李璮之亂反而成為元廷推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的促進因素。 忽必烈朝在行政體制的臨民部分大規模采納漢法,并不意味這個北族政權會按照中原王朝的范式全方位地實行“漢化”。公元10世紀的遼政權及其以后的北族王朝(金、元和清),與它們之前的北族王朝(如“五胡十六國”時期的絕大多數非漢族政權,北魏及其繼承王朝,后唐、后晉、后漢等沙陀政權)相比,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們在統治了人口密度遠遠超過其原居地的漢族社會之后,仍然保留著“龍興之地”作為種族和文化認同的重要資源。因此它們的制度體系必然會包含這樣一些制度成分,其主要功能乃是反映與保障該支配種族及其文化認同、維護支配種族的至上地位。 在建立漢語國號“大元”以后,元政權并沒有放棄它原先的“大蒙古國”的蒙語國號。元代后期的蒙、漢文合璧碑銘中,漢文“大元”國號,蒙語譯作“稱為大元的大蒙古國”,或者“大元大蒙古國”,或者譯作“大蒙古國”。與漢、蒙語國號并行使用一樣,元代紀年方式也是漢、蒙兩種形式并用。元歷代帝的尊號,亦有漢、蒙兩種名號。如忽必烈的漢式尊號為“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蒙語尊號作“薛禪合罕”,意即賢明的大汗;兩種名號之間不存在不同語辭之間的對譯關系,而是各自出于兩個本不相同的符號體系。元帝的即位儀式,也需要依漢法和蒙古法的方式分別履行??梢娂词故窃谠獣r期,元王朝的皇帝其實同時擔當著兩種角色:對漢族臣民,他是皇帝;而對蒙古民眾,他仍然是一個大汗。 所以,處在從大蒙古國到元王朝的轉型時期,忽必烈為他的后代所奠定的統治體系,是一個在蒙古人、漢人、回回人(蒙古統治者主要用回回人理財)之間保持著適當張力和微妙平衡的制度及政策體系。他的漢族謀士們反復向他宣傳的“用漢法治中國,則為中國之主”,不過是他們一廂情愿的臆想而已。 在中原漢地綱紀粗張、制度稍具以后,攻宋便被提上元廷的議事日程。元朝攻取宋重鎮襄陽的軍事行動從至元五年(1268)開始,至元十年,襄陽破。翌年元軍揭開大舉滅宋的戰幕。至元十三年,宋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市)獻降。又越三年,漂流在壓山(在廣州灣內新會南百里洋面上)海面上的宋流亡小朝廷被元軍追滅。同年,堅持抗戰三十多年的四川合州宋軍也被迫款附。南宋版圖至此全為元有。 與征服中原期間蒙古軍隊大規模的殺戮相比,元軍在攻滅南宋的過程中,已明確地意識到盡可能避免殘破南方經濟、擾動江南社會的必要性。南中國在此期間遭受的破壞,總的說來不算太嚴重。 統一全國以后,忽必烈仰慕漢唐“萬方來朝”的聲威,不斷遣使到海外各國去“宣布朕意”,招諭他們入朝。由于招諭的結果不能滿足忽必烈以世界霸主自詡的期望,遂使他漸生開邊之心。他自稱不取爪哇,“猶癢在心”,所以需要得力的戰將為他“爬搔”。忽必烈朝后期,元軍連續征討日本、安南、占城、緬國、爪哇等“海外諸番”。這些遠征的后果,重者全軍覆滅,輕者“糧盡師老”、無功而返,徒然給元朝本國和戰爭所在地的民眾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和生命犧牲。這時候,為籌劃海外戰爭引起的對元代經濟和社會秩序的破壞,其程度甚至遠遠超過征服南中國的大規模平宋戰爭。 至元三十一年(1294)初,80歲的忽必烈病死于大都。他曾經冊立第二子真金為皇太子,可惜真金早死。忽必烈晚年屬意于真金幼子鐵穆耳,授以皇太子舊??;并且將全真道士張留孫推薦給真金遺孀,說他“必能善事太子”。病危之前,他選擇平宋戰爭的主帥伯顏為顧命大臣,代表自己在帝位繼承問題上“揚命群王”。鐵穆耳靠伯顏“握劍立殿陛,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終得即位為帝,是為成宗。事成后,伯顏表示從此只愿“與諸王飲于宮前,余非所知也”。另一位顧命大臣玉昔帖本兒也如釋重負地說:“大事既定,吾死且無憾?!笨梢姾霰亓业倪z志并非是在風平浪靜中實現的。 成宗即位后起用的軍國重臣,差不多全是忽必烈后期政府的原班人馬,這從人事方面保證了按忽必烈遺規“持盈守成”的基本國策。但他雖然能夠承襲忽必烈的“成憲”,卻無法輕易地將乃祖在半個多世紀的文治武功中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和巨大聲望據為己有。他只有到自己更熟悉的草原傳統中去尋取必要的資源。因此,強調寬宥“惟和”,成為成宗時期朝政的重要特點。元廷在這時罷征安南,拒絕臣下再次用兵日本的建議,已奏準彈壓廣西洞寨sao亂的成命,廷議后也被追回,改為遣人招諭。雖然在西南和西北仍有過軍事經略,為遠征“八百媳婦”地區(在今泰國清邁一帶)而調運饋餉還引起過荊湖全省民怨沸騰,但總的說來,經歷了忽必烈治下幾十年朝廷多事的時期后,本朝對內對外凡事“處之以安靜”,給予整個社會以休養生息的時機。成宗的“垂拱而治”,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古代風景畫鑒賞1307年初,成宗在連年衰病后死去?;屎蟛肤敽蔽┮坏膬鹤右阉烙诖饲?。卜魯罕企圖以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難答輔國,臨朝稱制。阿難答本人因手握重兵,也有以忽必烈嫡孫(忙哥剌之子)身份奪取皇位的意圖。兩人互為奧援,可能與他們對伊斯蘭教都頗有同情乃至信仰之誠有關,甚至還可能是因為他們之間有私通情節。而蒙古高級貴族中反對卜魯罕的人,利用漢式官僚中樞在皇權暫時中斷時對政治結構的關鍵性影響力,竭力阻撓卜魯罕的計劃,一面秘密遣人分別遠赴漠北和懷州(治今河南沁陽),邀成宗兄答刺麻八剌的兒子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迅速赴都。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漢人謀臣的反復敦勸下,為避免卜魯罕“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而束手被擒的命運,勉強赴都。接著他又在隨行心腹的鼓動和反皇后集團的蒙古大臣配合下,于阿難答發難前一日率衛士秘密馳入禁中,拘捕阿難答和卜魯罕,最終以爭位斗爭中實力最弱的一方“廓清宮闕”。 雖然愛育黎拔力八達對近在手邊的皇位難免有垂涎之心,但他的兄長、真金嫡傳中“次序居長”的海山這時已躊躇滿懷地從阿勒泰軍營返抵和林,在那里大會諸王勛戚,接著又分三路率領大軍南下,來與“宗親畢會”。是年夏,海山會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于上都,接受宗王勛臣“推戴”,即位為新汗,他就是武宗。 武宗入都前“捍御邊陲,勤勞十年”的經歷,賦予他個人性格的塑造以最后的影響。他在位的三年半,專從對貴族官僚“溥從寬大”、濫封泛賞的角度去加倍發揮成宗的“惟和”國策。對諸王勛戚從優頒發朝會賞賜,致使給者未及半而兩京府庫空虛。獲得“遙授”職銜而佩相印的人以百數計,甚至宮廷演員、販rou賣酒的人、和尚道士都有授予中樞政要職銜的,稱國公、司徒、丞相者相望于朝;朝廷有大事,詔告尚未脫稿,“jian民已復群然誦之”。官僚機構的膨脹和吏治的腐敗,最終的受害者是廣大民眾。武宗像前兩任大汗一樣,重用回回大臣主持理財大事,雖然使長期存在的慢性財政危機獲得緩解,但勢家權要侵貪蔽占、征斂橫出,種種負擔都落在一般民眾的身上。 《元史》的編者寫道,武宗一朝,“至元(忽必烈年號)、大德(成宗年號)之政,于是稍有變更云”。就社會關系逐漸惡化而言,這樣說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就元朝統治體制來說,成宗和武宗基本上是延襲忽必烈蒙古法和漢法相參并用的格局而少有變動。恰恰是在武宗之后,元代政治中進一步漢化的趨勢明顯增強。它最初似乎表現出沖破前代的體制格局從而使制度一新的跡象,但隨著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反復較量,最后卻演變為一系列粉飾“文治”的行動。 在元武宗千里迢迢趕到漠南,登上皇弟為他預備的皇位后,就把愛育黎拔力八達立為“皇太子”,約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舊歷正月似乎是對元朝諸帝很不吉利的月份。武宗在即位后的第四個年頭(1311)正月病死,愛育黎拔力八達終于熬過刻意韜晦的“潛龍”歲月,即位為帝。他后來以“崇文右儒”而獲得“仁宗”的廟號。他先后建立過“皇慶”(1312~1313)、“延祐”(1314~1320)兩個年號?;蕬c、延祐時期以用漢法進一步改革元王朝體制而著稱于世。 但是,仁宗的改革實際上在延祐中葉差不多就停止了。就像他的哥哥海山一樣,現在輪到仁宗為推翻兄弟叔侄相繼的前約而煎心焚內了。為換取母后答己和權相鐵木迭兒對他立嫡子碩德八刺為皇儲的支持,仁宗后期幾乎完全放棄了銳意于“安百姓以圖至治”的初衷。又是一個舊歷正月(延祐七年正月),被順利傳子的迫切愿望攪擾得身心疲憊的仁宗死于大都,年36歲。碩德八刺即位,是為英宗。 少年英宗是元朝歷帝中沒有受任何困厄體驗就臨朝執政的惟一一人。他在聚集起足夠強大又可以信賴的政治勢力之前,急于推行孤家寡人式的新政來貫徹他所仰慕的儒家學說。雖然幾乎處于“孑然宮中”的境地,未經磨煉的剛愎之心和偏隘的個性卻促使他走向果于刑戮以實現個人意志的極端。不出三四年,由于引起全部蒙古上層的普遍怨懼,英宗最終被權臣刺殺在行帳里。 仁、英二朝推行漢法的中心,都是以加強皇權,來抑制諸王貴戚基于蒙古舊制而獲得的權益;以儒術澄清吏治,來強化官僚君主制下的政治運行程序。但是蒙古宗親和軍事集團成員心目中的大汗角色,與中央集權制下中原王朝的皇帝角色有極大的差別。在當時情形下,大汗企圖僅依靠漢地的政治文化資源強行將蒙古種人集團納入中原王朝的君臣體制,這顯然是十分困難的。仁宗因為別有所求而中途妥協,所以還能善終;英宗銳氣過盛,結果在危機似乎已進入余波時慘遭殺身之禍。 英宗被刺后,真金長子甘麻刺的次子、鎮守漠北祖宗故地的晉王也孫鐵木兒,在“其余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的情形下,被蒙古的宗親勛貴擁戴為新汗,史稱泰定帝。帝位異常順利地從真金次子答刺麻八剌系轉到甘麻剌系,既是因為晉王具有“宗盟之長”的地位,并且重兵在握,也因為具有蒙古本位傾向的“迤南諸王大臣”對仁宗和英宗犧牲他們既得利益來推行漢法的行為深為不滿。也孫鐵木兒個人歷武、仁、英三朝,“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力氣行來”,在蒙古上層中口碑應當說也比較好。 也孫鐵木兒在元朝最高統治集團剛剛經歷了一次重大變故的情形下君臨天下。他在位期間自然災害頻仍不斷。西北連年雨雹、地震,其影響達于荊湖北部地區;東南從浙西到蘇北沿海屢次發生海溢:華北則時而雨雹山崩,時而蝗旱。也孫鐵木兒先建元泰定,末年又改年號為致和,表明他的國策又回到以惟和來求穩定的著重點上。在竭力彌平蒙古、色目貴族怨情的同時,泰定帝也注意到籠絡漢族大臣以增強元王朝的合法性。過去被冤殺和流放的御史臺官員,死者獲昭雪,生者召還錄用。英宗朝的漢族老臣或受“三老”尊禮,或得常朝免拜跪。許乘小車至殿門下。由名儒向皇帝進講儒術的作法,在泰定元年(1324)正式發展成為經筵制度。南方名儒吳澄在他的文集中留下一篇為泰定帝執經進講的白話文講稿。其中這樣寫道:“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來圣人為歹人曾用刑罰來。不是心衷歡喜做來。孟子道:‘不愛殺人的心廝似?!百t曾說這道理來。只有漢高祖省得這道理來,漢家子孫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愛殺人的心,與天地一樣廣大。比似漢高祖不曾收服的國土,今都混一了?;实垡乐婊实坌?,可萬萬年太平也者!” 然而,雖然有這些虛崇儒術的措施,與漢人儒臣們在仁、英兩朝的高漲情緒相比,他們在泰定帝治下始終懷有一種難以言狀的受挫感,大多數人的政治態度是消沉的。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在上都度夏期間病死。他年幼的長子阿剌吉八早在五年前就已立為皇太子。但在八月初,欽察部出生的高級軍事將領燕鐵木兒,以迎立武宗“圣子”為號召,在大都拘捕異己,公開發難。擁護阿剌吉八的上都軍和大都軍隊之間遂挑開戰幕;翌月,阿刺吉八和武宗次子圖帖睦爾分別在兩都被推戴為大汗。元代汗位之爭至此發展到全國性的內戰和不惜以暗殺手段來推動骨rou相殘的地步。 孫鐵木燕鐵木兒是元武宗鎮守阿勒泰山邊地時最寵信的欽察戰將床兀兒之子。武宗赴上都即位時,他以宿衛身份隨駕南來。泰定帝朝,燕鐵木兒不僅直接掌握左衛親軍和由族人組成的欽察衛侍衛親軍,而且以僉樞密院事總環衛事,有權調度保衛京畿的其他宿衛軍。所以他能順利舉事,迅速左右大都局勢。由武宗帶來的漠北舊部子女中,不少人在仁、英兩朝受到冷遇。燕鐵木兒聲稱要把帝位奪歸海山系,在當時頗有響應者。支持大都最得力的河南行省首腦伯顏(與平宋主帥伯顏不是同一人),就鐵心擁戴“吾君(指海山)之子”圖帖睦爾,親自勒兵護送他北上。伯顏不僅獻出本省財賦,而且還截留了東南諸省經河南北解的“常賦”,一起供給大都。站在大都一邊的還有湖廣、江西等省。 公開支持上都的,除遼陽而外還有陜西行省。兩都之戰開始時,上都方面分兵四路。其中三路分別叩擊居庸關、古北口和遼東遷民鎮(今山海關);另一路繞行山西,再向東回攻紫荊口,大概帶有與陜西軍隊互相接應的意圖。這種用多頭進攻撕開拱衛大都的前方防線、進而對之實施包圍的戰略,對一時無法從南方省份調集足夠兵力的大都集團確實是一種嚴重的威脅。但是,把兵力分散在長城一線東西千余里的上都軍隊,如果各自為戰,互相間缺少配合和呼應,也很容易被集中相對優勢的大都軍隊各個擊破,從而使全線攻勢陷于瓦解。 燕鐵木兒似乎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所以除分出一小部分兵力把守長城諸關隘以外,他將最能作戰的主力集中在本人直接指揮之下,在40天時間內,東西奔突、迅速轉移近十次,往返轉戰于最需要增援的那些戰略要地。到了十月中旬,上都軍雖曾有不止一次逼近大都城下的戰跡,四路進攻卻被悉數擊潰。隨著形勢的漸次明朗,部分持觀望立場的駐牧遼東的東道諸王很快倒向大都,起兵進圍幾近空城的上都。上都集團首腦或遁或降,阿刺吉八去向不明。十一月中,轉戰于山西、河南的幾支關陜軍隊也先后在大都招諭下罷兵撤還。 鐵木迭兒踩滅了兩都之戰的余燼,但帝位的歸屬問題仍使他心煩意亂。武宗有兩子。長子和世依叔侄相繼原則本應是仁宗的帝位繼承人,卻在仁宗逼迫下出京,后來流亡到西北察合臺后王領地;次子圖帖睦爾在泰定帝死時出居江陵,在燕鐵木兒發難當月到達大都。出于“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發”的形勢,圖帖睦爾立即在大都稱帝,改元天歷,并聲稱“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上都克復后,圖帖睦爾迫于元仁宗在大德末年“推奉圣兄,謙居儲貳”的前例,遣使往迎和世。 和世懷著乃父當年同樣堅定的信心飄然從察合臺封地啟程,抵達和林后,便經隨行的察合臺宗王和漠北諸王、大臣合議,匆匆宣布即大汗位,史稱明宗。他忘記了自己的父親是以阿勒泰山前線統帥身份、藉三萬精兵相扈從的強大武力為后盾而取得帝位的,而他本人卻只有1800名貼身衛士。和世對此毫不經心,任情舉措,結果被迫付出致命的代價。 天歷二年(1329)四月,攜玉璽北迎和世的燕鐵木兒至大汗南下的行帳入覲。和世對他雖然有所封授,卻削去了他手中的大部分兵權,同時對與自己一起流亡草原的親信舊人大加委任。很明顯,如果和世臨朝,燕鐵木兒很難會有君恩獨厚的際遇,隨和世入朝的新貴必定要分享由他出生入死才爭得的勝利成果,甚至將他排擠到權力集團的邊緣。他不愿接受這樣的命運。而對圖帖睦爾來說,一經即位為帝,原先的“固讓之心”也很快銷蝕,處在進退兩難的矛盾心情之中。于是,“武仁授受”的正劇在第二次排演時變成了一場血淋淋的鬧劇。 八月初,和世和圖帖睦爾相會于連接大都與上都的驛路之上的旺忽察都行宮(在今河北張北縣境)。不滿五天,明宗“暴崩”。圖帖睦爾“入臨哭盡哀”,而后立即在燕鐵木兒簇擁下,擁皇帝寶璽馳還上都,在那里再次匆忙即位,是為文宗。 天歷年間連續兩次重大變故,使蒙古、色目上層人心離散。忽必烈朝以后,蒙古高層內部的躁動不安,以文宗朝為甚。文宗本人在天歷之變中涉嫌太深,所以也不便像泰定帝那樣通過“誅逆”來收攏人心。這就迫使他完全倒向燕鐵木兒,在朝中養成以這個頗具才干的獨夫為核心的同氣相求的權力小集團。燕鐵木兒前后娶宗室女40人,納泰定帝妃為夫人。文宗甚至把自己的兒子也寄養在他家里。天歷年間也是一個氣溫偏低、自然災害嚴重的時期。 由于政治氣候和經濟環境的限制,文宗臨朝的四年,只好專意于追求一種振興“文治”的表面效果。他在皇宮內收藏文物書畫、圖書寶玩的奎章閣設學士院,搜羅天下名士,聊備問對,入侍燕閑??麻w學士們不是治國平天下的君主政治智囊團,不過是一批才識超詣的“文學之士”而已。為了“示治平之永則”,文宗朝對大量的政府檔案進行了系統的整理、編排、刪削潤色,纂修了一部大規模的官頒政書《經世大典》。 在旺忽察都“隱虧天倫”的行跡,給元文宗的心理蒙上了一層終生卸不脫的陰影。至順三年(1332)夏他死于上都,皇后不顧燕鐵木兒的堅請,“導揚末命,申固讓初志”,執意要把帝位傳給和世的兒子。和世長子妥懽帖睦爾當時出居靜江(治今廣西桂林);次子懿磷質班時年7歲,在京師。燕鐵木兒急于立幼,遂擁立懿磷質班即位,史稱寧宗。這個小皇帝即位后五十余天病死。燕鐵木兒再次建議擁戴文宗之子燕帖古思,仍被文宗后拒絕,不得已乃迎妥懽帖睦爾到京。但遷延數月不得立。恰巧這時燕鐵木兒因縱欲過度溺血而死。妥懽帖睦爾才順利即位。36年后,朱元璋派遣的北伐大軍進逼大都,妥懽帖睦爾倉促出逃,翌年因痢疾死于應昌(故址在今內蒙克什克騰旗西達來諾爾附近)。元代流亡政權這時處境狼狽,所以他沒有廟號;明政府以其“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給予他“順帝”的稱號。此后作為蒙元王朝的一個繼承國家,“北元”政權在蒙古草原還存在了很長一個時期。 在它的最后幾十年中,元政權的積弱之勢日益凸現。元代后期蒙古、色目各族受漢文化影響的程度迅速提高。自1340年代后,高層蒙古、色目官僚集團爭論軍國大事時所使用的,差不多全是儒家政治的語言,但這種情勢似乎反而刺激起統治層內種族認同和種族防范意識的強化。仁、英二朝之后,漢人、南人官僚層中普遍存在的被朝廷疏離的心理狀態一直積重難返。順帝初權臣伯顏要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的臆想雖然虛妄愚蠢至極,但它無形中極嚴重地銷蝕了元王朝君臨漢地社會的合法性。順帝采選宮女的消息在江南民間引起待字閨女爭相出嫁的社會sao動,說明一種深刻的社會焦慮和不信任感正在全國彌漫。元順帝好玩弄權術cao縱臣下,導致上層官僚集團的政治意志麻木懈怠。吏治的腐敗成為整個官僚系統的通病。經歷過那段艱難時世的人評論說:“及元之將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br> 至少在順帝朝前半期,元政府仍然具有動員相當巨大的資源直接干預社會經濟的能力,可惜它所從事的兩項大規模行動,即變鈔和開河,都沒有取得預期的積極效果?!伴_河變鈔禍根源”成為當時流傳最廣的一句民謠。至正十一年(1351)發行新紙鈔“至正交鈔”和新錢幣“至正通寶錢”,用新鈔使在民間行用已久的至元寶鈔自動貶值。大量發行新幣導致“物價騰踴、價逾十倍”的通貨膨脹,以至所在郡縣以物貨相易。變鈔沒有改善國家財政狀況,反而使政府信譽和社會金融狀況蒙受巨大損失。 牧童放牛圖1330年代以后。奪淮入海之前的那一段黃河河道,在今河南北部、山東西南部發生劇烈的由南向北的擺動。至正前葉,河溢造成的白茅堤決河和金堤決河,已清楚地顯示出黃河干流北移的形勢。河患危及元朝漕運的生命線即大運河以及山東沿海的鹽場,大片地區的農業遭到嚴重破壞,歲饑民貧,所在盜起。至正十一年,元廷經過幾年猶豫,定議用賈魯治河。采用辟地鑿溝和疏浚舊道的方法,將北擺的河道勒回南方,接入故道,由淮入海。治河共動員民夫、軍隊近20萬,經八個多月完工。至正十七年以后,黃河干流又始而北擺,改由今渤海灣入海。所謂北河絕流、故道復通,終于落空為治河派主觀上的良好愿望而已。不僅如此,開河之役正好為元末農民起義的發動者提供了動員上的便利。 即使在農民起義爆發之后,元朝的滅亡似乎仍未成為必然的結局。到至正十四年,元政府在對各地農民軍的鎮壓中差不多取得了完全的主動。泰州鹽販出身的張士誠被脫脫統率的百萬元軍團團圍困在高郵城內,天天討論投降的事。正在這時,順帝突然下詔解除脫脫的兵權和官爵,將他就近安置淮安路。在高郵城指日可克的形勢下臨陣易帥,使圍城的百萬之軍不戰而人心自潰。張士誠反敗為勝。從這時起。元政權真正進入江河日下的頹勢,而農民軍中的朱元璋則逐漸由弱而強,并滅各支反元勢力,北伐中原,于1368年定國號為明,成為取代蒙元統治中國的新王朝。換一個視角看元朝在元王朝的皇帝寶座上,始終坐著一個蒙古人出身的“天子”。元朝歷史因此而具有不少獨特性。 元政權曾經被人們稱為“外族”政權、“異族”政權。其實,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從來就不僅僅是漢族的歷史和文化,而是漢族和其他許多少數民族的共同遺產。在歷史上,漢族的中央王朝經常把周邊的各少數民族地區納入其統治范圍,為什么到中原建立王朝的少數民族就要被視為“外族”甚至“異族”?元人自己把當國的蒙古人稱為“國人”;在需要強調族屬之別的時候則名之曰“國族”,或者“北族”。使用“北族”王朝來指稱遼、金、元、清等等歷史上的非漢族政權,與以“外族”、“異族”來對它們進行界定相比,顯然要有更多的歷史包容性。 13世紀后半葉,進入漢地和南部中國的蒙古人口,最多不會超過70到80萬,而當時居住在宋、金舊土的漢族人口大約有7000多萬(不包括云南和吐蕃之地的人口數)。人數不多的蒙古人,為了統治人口稠密、疆域遼闊的國家,把全國人口劃為四等,即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元朝中央政府的行政、軍事、監察機構和各行省的首腦,按制度照例由蒙古人擔當,軍機重務尤其不讓漢族官僚與聞?!疤煜萝婑R總數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樞密院官)里頭為頭兒的蒙古官人知道;外處行省里頭軍馬數目,為頭的蒙古省官每知道”。河西的黨項人和從黨項以西的西域各地進入華北及南中國的各族則被統稱為色目人。元中葉后蒙古軍隊的戰斗力下降,色目軍隊成為元朝統治最重要的軍事后盾。色目人中的畏兀兒(今譯維吾爾)人和信仰伊斯蘭教的回回人,是幫助蒙古統治者從事財政管理和商業經營的得力助手。中原的舊金臣民(包括北方漢族、女真、契丹、高麗等族)和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居民屬于漢人。中原和南方各地一般臨民官員有很多是漢人。最晚征服的南宋舊土的居民稱為南人。南人在元代的地位最低。想做官的南人千里迢迢地去大都接托權貴,常常帶著南方的土特產臘雞作為饋贈的禮物,以至北方漢人將南人戲稱為“臘雞”。他們的南方口音也成為被嘲笑的對象。 四等人制并不完全是按民族區別來劃分的,但它確實體現了元朝政治和法律中民族隔離、民族防范和民族壓迫的特點。元末的農民軍還用“貧極江南、富夸塞北”來概括和抗議當時的民族不平等現象。但是民族間的不平等并沒有體現元代社會關系的全部內容。當漢人為蒙古貴族“富夸塞北”義憤填膺的時候,漠北也經常傳來蒙古饑民倒斃于風雪的訊息;蒙古窮人的子女,同樣地被當做奴婢買賣。在色目軍隊也像蒙古軍那樣腐化以后,元朝最后十多年間鎮壓農民軍的主力,其實是中原和南中國各地結寨自保、率兵“勤王”的“義軍”,即漢族地主武裝??梢娫嗖]有一視同仁地代表全體蒙古人的利益,而漢族地主則在他們的窮苦同胞揭竿而起時也義無返顧地站到捍衛朝廷的立場上。明初被朱元璋鎮壓的江南各地大地主中,很多人在元代早已富甲一方。 第二章 元朝的統治還常常被人與經濟殘破的黑暗時代聯系在一起。自北宋以后,河北、山東、山西、關中等地經濟長期衰敝,這筆賬當然不能全記在蒙古人南下的頭上。1230年代以后,上述地區的農業和其他經濟部門逐漸趨向于緩慢恢復乃至略見增長,四川的社會經濟在蒙宋間的長期對峙中破壞慘重,當地戶口十亡七八;河南在金末20年里遭到女真政權的瘋狂掠奪,爾后又成為蒙金決戰的場所和蒙古攻宋的前沿,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戰禍使這里一片蕭條;江淮之間也因宋元之戰而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以上三個地區的經濟在入元之初都已瀕臨崩潰境地。在元王朝統治下,江淮地區的經濟獲得較快的恢復,大體上回升到宋代的水平。河南的復蘇也相當快,雖然它似乎未能再現北宋時代的繁榮。四川經濟狀況的好轉最為遲緩,直到14世紀上中葉,仍然“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但是入元以后這里也一直處在逐步恢復當中。元朝平宋戰爭雖然造成南部中國某些地區的嚴重破壞,但由于元軍著意貫徹忽必烈以“不殺”而取江南的意圖,節制屠戮和破壞行為,因此所遭受的戰爭損失總的說來相當有限。在農業生產的基礎本來已比較好的南方各地,社會經濟得以基本上維持在南宋原有水平上下,甚至還有某些增長。杭嘉湖地區的可耕田到南宋后期已大體開墾完畢。元代將農田改造的重點從過去的筑堤圍田轉移到疏河排水、熟化低溫耕地的方面,由此進一步開發對土地資源的有效利用。這一地區推行稻麥兩作制的面積也比前代有所擴大。棉花種植的普遍推廣、瓷器作為一般消費品進入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領域,對提高普通民眾的社會生活質量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相對而言,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在元代還表現出長足的進步。云南的農業、水利和蠶桑之業,在與內地政治經濟交流顯著擴大的推動下發展很快。漠北的繁華和農業墾殖也盛況空前。不過這種“殷富”是在元廷運用政治權力調動中原和南中國巨大經濟、文化和人力資源予以支持的情形下實現的。正因為成本太高,元中葉以后漠北繁榮漸呈難以為繼之勢。 如果說中世紀漢文化的“天下”是一個以“夷夏之別”為原則確立的、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等級結構的世界體系,那么古代蒙古人觀念中的“天下”乃是位于“有星的天”、“有草皮的地”之間的沒有中心的無限空間。開放的世界觀念滋育了蒙古人在文化上的開放觀念。正是由于這樣的背景,元朝統治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多元文化交相輝映的著名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