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朝后，其他儒生指責叔孫通欺君罔上，阿諛奉承。叔孫通卻回答：不說假話，還有命嗎？

    于是，叔孫通投奔項梁，后來又跟了劉邦。

    改換門庭的叔孫通也改頭換面。他毫不猶豫地脫下儒生的服裝，換成楚人的短衣。向劉邦推薦的人才，也盡是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的為非作歹之徒?？傊?，叔孫通在漢王劉邦

    軍中的表現，完全不像一個儒家。

    如此這般地熬到劉邦稱帝，叔孫通終于有了大顯身手的機會。漢高祖七年十月，叔孫通制定的朝儀在帝都長樂宮試行。原先不懂規矩的功臣元勛們，第一次在天子面前表現得誠惶誠恐，劉邦也才真正嘗到了當皇帝是什么滋味（故事詳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

    劉邦重賞叔孫通。

    叔孫通卻說：臣的學生一百多人追隨左右，都參與了朝儀的制定，愿陛下讓他們也有用武之地。

    劉邦又任命這些人為郎官。

    前面說過，劉邦是討厭儒生也討厭儒家的，然而叔孫通卻讓他改變了看法。漢高祖十二年的十一月，劉邦甚至以最高規格（太牢）祭祀了孔子。

    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在此刻已經打下基礎。

    那么，叔孫通為什么會成功？

    因為他是新儒生。他很清楚，時代變了，儒學也得與時俱進。過去為邦國服務，現在為帝國服務。邦國的君主都是貴族，此刻的元首卻是平民。貴族是熟悉禮儀的。讓平民皇帝劉邦及其部下接受儒學，卻并不容易。

    所以，他必須等待。

    等待要有信心和耐心，這兩條叔孫通都有。他很清楚，

    儒家那一套，用來打天下完全不行，用來治天下卻長袖善舞。他也清楚，中央集權后，君臣父子之類的觀念和制度不會沒有用，反倒更有用。

    只不過，必須投其所好，靈活變通。

    所以，當劉邦南征北戰時，叔孫通絕不溫文爾雅。同樣，劉邦問他朝儀難不難，他馬上回答陛下希望如何就如何。后來排練，劉邦也認為不難。其實哪里不難，不過刪繁就簡，做了調整而已。

    結果是皆大歡喜。原來那些質疑叔孫通的，也都改變態度，稱他為“知當世之要務”的真圣人。

    圣不圣，不好說。不迂不腐，是真的。

    公孫弘也一樣。

    與董仲舒同時被武帝看中的公孫弘，當過獄吏也做過豬倌，成為朝臣時已年過六十，堪稱老jian巨猾。他很清楚漢武帝是假儒家。因此，每次金殿對策，他提出的主張都很務實，卻引經據典用儒學做裝飾，漢武帝很受用。

    公孫弘還有一招：遇到難辦的事，總讓直腸子汲黯先開口，自己跟進。如果汲黯在武帝那里碰了釘子，公孫弘就馬上改口。次數多了，汲黯忍無可忍，在漢武帝面前當廷揭發公孫弘的背信棄義，斥責他不忠。

    公孫弘卻答：了解臣的認為忠，不了解的認為不忠。

    漢武帝笑。

    另一次，汲黯又揭發說：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卻用土布做被子，這是狡詐。

    漢武帝又問公孫弘如何解釋。

    公孫弘答：汲黯所言屬實。臣官居御史大夫（副總理兼監察部部長），卻用土布做被子，確實未免有沽名釣譽之嫌。陛下明察，滿朝文武與臣關系最好的，莫過于汲黯。今日汲黯當廷責臣，正中臣的要害。臣認賬。更何況，如果沒有汲黯，陛下哪里知道這些？

    結果，漢武帝更加看重公孫弘。

    元朔五年十一月，漢武帝封公孫弘為平津侯，這時他已經官居丞相。西漢的慣例，從來就是列侯才能為相，叫封侯拜相。公孫弘卻開了一個新例，即拜相封侯。更重要的是，先封侯后拜相的都是功臣。從公孫弘開始，先拜相后封侯的，卻有可能是儒家之徒了。

    這也正是董仲舒希望的。

    仕途即前途

    的確，董仲舒和公孫弘，是西漢新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董仲舒是理論家，他回答了“為什么要獨尊儒術”；公孫弘是行動派，他解決了“怎樣才能儒術獨尊”。

    怎樣才能呢？

    壟斷仕途。

    這當然是抓住了根本。我們知道，帝國與邦國有一個重要區別：邦國是貴族政治，帝國是官僚政治。帝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組織，都由官員代理皇權。如果這些官員都是儒生，儒學的獨尊地位就不可動搖。

    然而壟斷仕途并不容易，因為高祖的權力機關原本是軍政府。所謂“非封侯不得拜相”，就是要維護軍人的政權。流血犧牲打下的江山，豈能拱手相讓于儒生？

    問題是，軍人政治即貴族政治。如果帝國的官員永遠都是勛貴們的子弟，中央集權就不可能實現。因此，文官政府的建立是遲早的事，只不過得慢慢來。

    公孫弘的辦法，是先抓教育。

    元朔五年六月，已被封為平津侯的丞相公孫弘，上書請為博士設弟子。博士是秦漢帝國的學術官僚和技術官僚，任務是為皇帝充當顧問。他們雖無決策權和行政權，卻常常列席御前會議，很有發言權和影響力。

    此時，研究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罷黜，皇帝的顧問團只剩下五經博士。五經就是儒家經典《詩》、《書》、《易》、《禮》、《春秋》。為五經博士設弟子，其實就是動用國家力量和經費，為儒家培養接班人。

    公孫弘老謀深算。

    五經博士是皇帝的顧問，也是太學的教官。博士弟子就是太學生。他們入學后，每年考試一次，成績優秀的可以做官，成績一般的可以為吏，不及格的退學。

    這樣一來，董仲舒建議設立的太學，就不但成為當時唯一的最高學府，也成為帝國官員的培養基地。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進入權力機關，走上領導崗位，干部隊伍的結構為之一變，氣質也變得文質彬彬。

    軍人政府，開始轉變為士人政府。

    變化讓最高統治者感到滿意，博士弟子的名額也開始逐漸增加：武帝時五十，昭帝時一百，宣帝末二百，元帝時千人，成帝時竟多達三千。

    不難想象，每年上千儒生進入各級政府，那會是一種怎樣的局面。至少，獨尊儒術已不再是空談。

    與此同時，統治集團與知識階層也達成交易。

    知識階層就是士。士在春秋以前是最低一級貴族，在秦漢以后是最高一級平民，在戰國和楚漢之際則是不安定因素。因為士的特點，是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藝，無產業。

    他們就像毛，必須依附在皮上。沒有皮，就動亂。

    西漢初年的情況正是如此。天下一統后，大批依附于各路諸侯的士人下崗待業，流落民間，不知所從。如不妥善安置，豈非又要冒出范增、陳平和蒯通來？

    這當然很糟糕。

    實際上，武帝登基后，首先要罷黜“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士，就因為此類人物在當時為數不少，盡管他們的目的不是亂國政，只是找工作。

    但是現在好了。漢武帝和公孫弘告訴士人：帝國就是最好的皮，仕途則是最好的前途。只要尊孔讀經，就能拜相封侯，榮華富貴，耀祖光宗。

    顯然，這是一種收買。

    不過，帝國只收買儒生，卻堪稱高明。因為儒家是主張忠君愛國的。事實上，此后即便在王朝末年，士人都很少參加造反。將起義者們凝聚在一起的，也從來不是儒家思想。

    赤眉、黃巾、白蓮教、太平天國，都如此。

    因此，盡管兩千多年以來，王朝更替在所難免，帝國制度卻穩如泰山。同樣，儒家雖不能絕對壟斷仕途，卻成功地將其他學派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就連后來興起的玄學和佛學，也很難挑戰其老大地位。

    這是一筆雙方都很合算的買賣。

    是啊，儒家奉獻知識忠誠，帝國開放官位俸祿；儒家謀取了生存空間，帝國得到了國家棟梁；儒家獲得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帝國則把它變成自己的統治工具。

    一個獨尊，一個至尊，一個壟斷，一個把玩，他們當然會拍板成交。

    但，這又是一筆不平等的交易。

    的確，盡管帝國承諾要按照儒家思想來治國，然而在事實上，行王道還是行霸道，卻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夠用時，自然不妨溫文爾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夠趁手，就會大打出手，甚至殺人如麻。

    總之，帝國可以隨心所欲，翻臉不認人，知識階層卻必須履行魔鬼協議，從此交出靈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

    的自由。而且，由于這一次的集體出賣，中國知識界在今后漫長的歲月里，還要遭受無數次磨難和摧殘。

    因此，這是另一種“焚坑事業”。

    是的。獨尊儒術與焚書坑儒，只有手段的不同，沒有本質的區別。其目的，都是要統一思想。只不過，秦始皇威脅，漢武帝利誘；秦始皇不準人民讀書，漢武帝要人民只讀一種書。結果，始皇失敗，武帝成功。13然而漢武帝的成功，卻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法家其實很清楚，統一思想靠殺人是不行的，得靠誅心，正所謂“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14由此推論，殺其人就是最次的了。

    相反，收買人心則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辦法。不要忘記，法家是主張“兩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絕對權威、陰謀詭計和嚴刑峻法；兩面，則是賞和罰。始皇用罰故焚書，武帝用賞故尊儒。但，給儒家吃冷豬rou，絕不等于對其他人就不會揮舞狼牙棒。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漢武帝的法家嘴臉。

    受辱，還是去死

    先看一份死亡名單：

    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下獄自殺。

    元光四年，魏其侯竇嬰被殺。

    元朔二年，齊相主父偃被殺。

    元狩四年，前將軍李廣自殺。

    元狩五年，丞相李蔡下獄自殺。

    元狩六年，大司農顏異被殺。

    元鼎二年，御史大夫張湯自殺。

    元鼎二年，丞相莊青翟下獄自殺。

    元鼎五年，丞相趙周下獄自殺。

    天漢三年，御史大夫王卿自殺。

    征和二年，丞相公孫賀下獄死。

    征和三年，丞相劉屈下獄腰斬。

    后元元年，御史大夫商丘成自殺。

    以上十三人，都在漢武時期非正常死亡，其中丞相五人，御史大夫四人。不在名單中的，還有太子劉據和皇后衛子夫，以及新太子（漢昭帝）的母親鉤弋夫人。他們有的死于漢武帝的yin威，有的死于他的峻法。

    比如李廣。

    長年在邊疆保家衛國的李廣，是被匈奴稱為“漢之飛將軍”的。他曾經生擒匈奴的射雕英雄，也讓匈奴長期不敢來犯。漢文帝甚至感嘆他生不逢時。文帝說，李廣如果生在高帝時代，封萬戶侯又算什么！

    然而李廣卻被逼自殺。

    李廣實際上是被漢武帝害死的，盡管漢武帝并不負直接責任。元狩四年，武帝發動漠北之戰，由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率兵攻擊匈奴，李廣被任命為前將軍。這時他已六十多歲，很愿意爭取最后的輝煌。

    可是作為前將軍，李廣接到的命令，卻是走東路與大軍會合。這道奇怪的命令背后，其實另有原因。原來，漢武帝曾私下里告誡衛青：李廣命數不好，是單數。孤星照命，讓李廣打頭陣，恐怕不吉利。

    漢武帝一句話，就斷送了李廣的前途。

    正好衛青也有私心。他要把頭功留給自己人，便把李廣變成了當年的陳勝。由于東路難走，又沒有向導，迷失了方向的李廣部隊不能及時趕到指定地點，依律必須接受軍事法庭的調查，甚至審判。

    心中有愧的衛青倒是愿意為李廣說情，李廣卻不肯配合。他說：我老了，無法再對簿公堂。于是拔刀自盡。消息傳出，全軍皆哭。老百姓聽說，也都哭。

    那么，李廣為什么寧肯自殺，也不申訴？

    因為帝國的法庭和監獄都太恐怖。想當年，絳侯周勃從看守所放出來的時候，就曾心有余悸地說：我將兵百萬，位極人臣，今天才知道獄吏的威風。

    帝國的律法也極其苛嚴。比如云中太守魏尚，出生入死戰功赫赫，卻僅僅因為上報的殺敵數字與上交的敵人首級差了六個，便被下獄罰為苦力。武夫們多半沒有文化，這樣的差錯誰不會有？帝國卻不依不饒。

    我們知道，魏尚時的皇帝是漢文帝，文帝可是以寬厚仁慈著稱的。這時被調查的官員和將領，尚且只要一句話對不上號，便會被繩之以法，何況武帝時代？帝國的法官幾乎都是酷吏，李廣又哪里是對手？

    所以，受審即受辱。

    士可殺不可辱，李廣選擇了死。

    選擇受辱的是司馬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