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永遠不得昭雪。

    而朝中官員對待上控之案又是何感呢？

    哪怕只是中層官員如宋毅者，在與裴鈞一同見到飛馬趕去聞鼓堂的李存志時，對李存志擊鼓鳴冤的第一反應也是：“不好?！敝灰蜻@鳴冤之事，于官而言，是一種脫離掌管的“變”。而官中之人對萬事都望一帆風順、按部就班，是最最不喜生變的，故而對這百姓控訴官衙之舉，自然就更覺煩鄙了。

    遑論朝中重臣如張嶺者，早早秉承儒家“無訟”之說，默認各級官員既是經由政務考核上任的讀書人，就絕少會有不清是非、妄斷亂判之輩。而地方上也果真會有刁民攛訟、鬧訟、不服判處才不斷上控，如此，張家主導修訂的律法致用后，官員通常就只將一切下民的再三控告看作是不服律例管束的無理取鬧，批之以“刁民健訟”之言，從此，控訴分級之制也就應運而生了。

    誠然，張家此制并無過錯，甚至還在朝廷捉襟見肘的財政與廣袤疆土的治理間提供了一種平衡——既避免官中的人力浪費，又維護了中央與地方的層級關系，換言之：這既不至于讓下民丟了頭豬就告到京城來勞師動眾，也不至于讓地方官永遠畏懼京中核覆就不敢放手辦案?？墒?，這些律令在實際行使中，卻有個致命的問題——

    張家是世家大族，家財雄厚，滿腹經綸。他們雖然可以考慮到如何替朝廷合理分配官資民用，卻無法真切感同下民的苦楚。張嶺本人雖律學精湛、門生遍布，可他自己卻從未出京任職，如此，就無法明白各層官員的斗智與回環相護是何等荒謬境況，修出的律法，自然也不近人情。

    “越訴者笞五十”之律一出，京中的大鼓再無人敢擊打?？蔁o人上控，宮里卻以為天下太平、世人得道，以為健訟之刁民不再、府道之官吏善政，殊不知，天下已亂成了一鍋粥，朝廷的這柄大勺卻空置一旁，甚至連如何伸進鍋中攪一攪都不知。

    如此境況下，李存志擊鼓鳴冤，真真是下下之選。

    裴鈞原本想，李存志如果不這樣正面撞在法司、內閣的利爪下，實則他的冤案，雖然是“案”，卻并不一定非要以刑訟之“案”入京審理。

    畢竟存活在這乖謬妄誕的官場中，想要贏，就絕不能單拿死腦筋去做事。而官中相斗，最絕的手段也不是去改變或遏制規則，而是充分地利用規則。

    朝廷的案訟是分類的。諸如戶婚糾葛、田土詞訟、笞杖輕罪之案，是由州縣自理的，頂多讓戶部、工部的相關衙門復核紕漏；徒罪以上定人牢獄的案件，上控后就須啟用審轉之制，向上逐級覆查。而審轉之中，無關人命的普通徒罪案件，最終是由督撫批結的，可涉及人命的案件及流罪以上的案件——如李存志兒子李偲殺人之案，再或是其他惡xing案件——如危及皇權、蔑視政令等大逆不道的，就必須入京，jiāo由刑部或大理寺判處。

    在這一既定的規則中，李存志本可在裴鈞的暗助下，以“工造不齊”或“撥銀未至”之由，先將南地的巨大虧空捅到工部或戶部，這樣就能通過田戶類案的線路，避免以己告官，而讓戶部和工部來主動查取南地的境狀。這不僅不用李存志來受那越訴的五十大板，還避免了李存志上控后被動受審的慘況，而且更可以讓案件控制在裴鈞掌有勢力的六部中，查下去也能穩而又穩、勝券在握，李存志的xing命也更安全。

    可現在，李存志把大鼓一敲，無異于將底牌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這恍如一頭撞在了“規則”二字的鍘刀上，腦袋磕出的血也將朝中的豺狼犬豹都引來了，眼下，怕是不將他分食干凈決不罷休。

    想到此，裴鈞嘆了口氣。

    他雖則不知李存志一路赴京遭遇了什么、又為何未得曹鸞的人馬護送，但對這州官可憐之外，他卻也痛惜這為官之人遇事不會用權，反而一味情急亂撞。這樣的秉xing，定讓李存志早在冤抑之初，就未嘗正確地應對過局勢，從此往后，做得再多，也僅是錯得更多，走得再遠，也僅是亡了羊，還不知補牢罷了。

    既然曲線救亡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