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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上海的物資供應總是處于時多時少的窘迫狀態——少的時候很多,多的時候很少。 這種物資供應的窘態自然也表現在蛋票上。 因為夏季是禽蛋的淡季,所以今年的梅雨季后,每月里的蛋票對應可買的雞蛋從一斤半減到了一斤二兩,而且票要一月一發——月初發下聯單的小三張,分為三旬用。比如8月發的票,1日到10日用上旬票,可買四兩,11日到20日用中旬票,也可買四兩,以此類推;一個月內,旬票可以挪后用,但不能提前用。 按照這個規律,陶小霜輕易就算出這兩天為了給自己做病號飯,二舅家里8月中旬的蛋票是用完了的。 蛋票是由居委會按著戶口發放的。發放時,戶口又分為大小戶,5人及以上的家庭是大戶,5人以下的則是小戶;大戶是上述的一斤二兩,小戶少二兩,只有一斤。二舅家是大戶,但戶口上只有6口人,陶小霜的戶口跟著母親落在高家,程迎軍則按政策是臨時戶口。 又因為城市居民的糧食關系是跟著戶籍走的,所以陶小霜在二舅家住了9年,她的所有票證都是先發在高家,再由母親帶給她——別人是一次分配,到陶小霜這里就是兩次分配。 高家不會扣下她的票,但也不會‘調劑’票給她。哪家哪戶沒有個大病小災的時候,所以像她這次一個人吃了一家人一旬雞蛋的情況,其實在這個年月里很常見;一般類似的情況發生后,都會在家庭內部進行調劑——也就是一家人扯著用,實在不夠的話還可以在親友間再借一點。 但發生在陶小霜的身上就不行了! 如果是兩天前,事情會這樣發展:徐阿婆根本不會向母親提起蛋票的事,二舅和二舅媽也會認了這損失,可陶小霜怎么能搞漿糊呢,她只會兩個月都不碰雞蛋,直到把‘債’還清。 而現在嘛,只要再等上幾天,她就能輕松還上‘債’,幾張蛋票算什么,以后就連雞蛋——她都能想買就買、想吃就吃!不止雞蛋,大rou、葷油、水果、糕點,以后她都可以盡情的吃!吃飽!吃好! 想到這里,即使兩世為人,前世還曾在上海灘見過些世面,陶小霜也不禁心頭火熱。長期以來半飽不饑的日子就要結束了,陶小霜不禁在心中長嘆一聲。 第7章 票證 不過,再美好的愿景也是以后的事,眼前的早飯才是能馬上吃進嘴里的食物。這種想法充滿對食物的執著,在60年代里卻是社會大眾普遍的思維邏輯。 因為在這個年代里,城市居民的吃穿住用都是由國家定等按量分配。 1949年,新中國成立。統一的國土帶來的不止是和平,落后的農業生產、薄弱的工業建設完全跟不上新中國添丁增口的速度,于是,社會物資尤其是糧食的極度短缺讓統銷統購、定量供應成為了大勢所趨。 1955年,全國開始實行糧食計劃供應,于是糧票、糧證出現了——從此吃米面等主食光有錢不行了,還要票。 然后是rou票、油票,緊接著各種日常副食品、日用工業品也納入了計劃供應的范疇,于是副食品供應本、工業券等也應運而生了。 到了1968年,城市里的家家戶戶都把糧本和戶口本放在一起,家庭的生活開銷除了算工資外還得想想自家的副食本、煤本、工業券等等。 根據供應情況的變化和緊俏程度的不同,各種物資對應的票或證能買到的東西的種類和數量也是會變化的。陶小霜還記得在1960年自然災害席卷全國時,滬上的rou票在年初時能按票值實買,到了年中就要‘節約’一半,等到了年尾更是拿著票也無rou可買了。 當然,各地的情況不同,物資供應也不同:有一年供應不上的時候,上海發過抹布票和牙刷票,可把阿拉們驚倒一地;而在一些偏遠的小地方,聽說常年都發火柴票、絨線票、針票、各種票——這些在上海都不用票。 另外,還要注意各種票證不同的使用期限和使用限制。比如這時出遠門必備的全國通用糧票,因為其主要供異地出差的辦事人員和地方調撥使用,所以使用期限至少是一年,使用范圍則是全國。 而地方糧票就寒酸不少了,比如上海的地方糧票,那都是一季度一發的,用不完就過期作廢,而且只能在上海境內使用。當然,例外也常有——去年里有好幾個月的時間,也不知道為什么,滬上的各家大飯店居然只收全國通用糧票,反而不要本地的糧票了。 簡而言之,這個年月的中國正處于一個票證時代。 在這樣一個時代里,票證已經遍及整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各式票證的分配和使用自然是極其復雜、多變的,說夸張一點,怎么得到和使用這些票證甚至都成了一門學問,精通這門學問才能當好家過好日子。 在這樣缺衣少食的年月里,寄住在舅舅家里等著二次分配票證的陶小霜幾乎很少有吃得好、吃得滿足的時候。而口腹之欲長期得不到滿足,人類就會對吃這種行為產生出貪婪的*,陶小霜也不例外。 所以,只是憧憬著發了一會呆,陶小霜就被飯盒里發出誘人香味的金黃的煎蛋和油汪汪的米飯拉回了神。 吃幾口炒飯,喝一口酸梅湯,她很快就把剩下的炒飯全吃下了肚。 滿足地放下飯盒,陶小霜想了想,對孫齊圣說,“大圣,你也去打撲克吧,有寧鷗陪……” 一旁的寧鷗搶著說道,“對,我們不需要你,女同學聊天,男同學走開!” 孫齊圣把裝滿蔥油餅干的袋子交給陶小霜,輕聲道,“聊餓了就吃點”,說罷轉身走了。 …… 上午十一點,白熾的烈日開始升向天空的最高點。 聊累的兩人赤腳朝外,肩并肩橫躺在床上。 “霜霜,昨天我遇到倪愛蓉了”,寧鷗很突兀的說道。 突然聽到這個名字,陶小霜不由得楞了一下。 倪愛蓉,曾經和寧鷗一樣,是陶小霜最好的朋友。蓉蓉、鷗鷗、霜霜,互相喊著小名的三人曾是那么親密。 寧鷗和陶小霜的初見在她們4歲的時候。寧叔叔和死于船難的陶父曾是一起擦甲板的小水手,他從廣州一調回上海,就帶著小寧鷗去看望陶奶奶。于是兩個小囡在川沙的鄉下玩耍,常滾成一對小花貓。 而倪愛蓉的加入則是小學時候的事了。那時,三個人在一個班,倪愛蓉是班長,陶小霜是文藝委員,寧鷗是體育委員。 上了初中,倪愛蓉和陶小霜還在一個學校,而寧鷗轉到了其它學校。三個人的感情越來越好,放學后總是一起做作業,星期日也是一起白相南京路,直到兩年前,那場大運動改變了一切。 所有人都必須選擇一個立場:是做造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