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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昂握了握她的手,戒指冰涼。老太太看起來并不相信海因斯說的任何一個字,但并沒有繼續追問。她穿過鋪了地毯的房間,像貓一樣無聲無息,把幾本書從辦公桌后面的書架上取下來,摸索著一個萊昂看不見的鎖,一聲咔嗒,然后是保險箱密碼盤轉動的輕微聲音。萊昂看了海因斯一眼,后者看著被窗簾遮擋著的窗戶。塔米婭把一盒子彈放到桌子上,第二盒,第三盒;一把□□,護照,遠遠不止一本;一個皮夾,一張日內瓦核發的通行證,上面用德語和法語寫著“紅十字會運輸車輛”。她有條不紊地搬運著這些東西,像松鼠清空過冬的存糧。海因斯翻了翻皮夾,里面有些現金,各自折成一小疊,法郎,馬克,英鎊。“替我照顧阿尼卡?!?/br>塔米婭樹枝般的雙手撐在胡桃木桌面上,“我應該告訴她你什么時候回來?”“一般而言我不推薦人們和狗交談?!焙R蛩拱哑A放進口袋里,沖萊昂打了個手勢,讓他收好剩下的,“你也許還需要處理一輛車,推進河里,撞毀在山路上,方式不限?!?/br>“不是喜歡退休的類型,我從第一天就這么說過?!?/br>海因斯推開了門,“再見,塔米婭?!?/br>——留著一撮可笑胡子的使館雇員放下電話。“警方拒絕設置路障和檢查站,”他解釋,安東思忖著這個人的聲音是本來就這么尖細,還是因為此刻非常緊張,“除非我們解釋為什么要找這輛車,而且他們希望我們通過常規外交途徑溝通,而不是,我引用他的原話:‘編一個站不住腳的理由浪費他們的人力’?!?/br>也不再需要找這輛車了,安東想這么說,但并沒有開口,也許水警兩個月后會在港口撈起一輛車,外觀完全符合蘇聯使館的描述,只是缺了牌照和司機。他們第一次交手的時候,彼得的孩子們花了大半個月才在山谷里找回被丟棄的卡車。那是以色列向敘利亞和埃及宣戰的那一年,伯爾尼的冬天尤其惡劣,白天仿佛只持續短短幾個小時就結束了,匆忙讓位給寒風呼嘯的夜晚。酒店里擠滿了情緒低落的滑雪者,在大堂酒吧裹著墨綠絨布的沙發上心不在焉地玩紙牌,安東藏在他們之間,等一個借道維也納來的英國建筑師,以及他隨身帶著的坎布里亞濃縮鈾工廠藍圖。大雪壓塌了一段電線,火車比預計中遲了一周,除此之外并沒有什么不妥。在這些棲息在酒吧的候鳥中,安東認得一家意大利人,主要是三個吵鬧不堪的孩子,父親永遠在看報紙,母親總是點一杯橙汁和一杯伏特加,一點點地把它們混在一起;兩個陰郁的德國人,從不和對方說話,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雪茄;一群騎術學校的學生和他們肥胖的督導;還有一個總是坐在吧臺最右邊的影子,如果安東有機會猜三次的話,他會說銀行家,圖書館員或詐騙犯。火車宣布再次停運的那天晚上,安東比平常更遲下樓,餐廳里已經相當擁擠。純粹是為了躲避那三個互相投擲黃芥末的那不勒斯小惡魔,他坐到了銀行家、圖書館員或詐騙犯旁邊。后者起先并沒有理會他的意思,直到酒保把馬丁尼放到安東面前,他才側了側頭,“該試試他們的威士忌?!?/br>“馬丁尼有什么問題嗎?”“沒有,只是給你推薦更好的選項。第一次來伯爾尼?”銀行家,安東敲定了一個印象?!暗诙?,事實上,只是路過,如果不是因為火車?!彼蛄藗€手勢。銀行家拿起酒杯,銅袖扣在吊燈下閃閃發亮,他的眼睛是綠色的,“敬瑞士鐵路?!?/br>“敬瑞士鐵路?!?/br>他們各自喝了一口酒。掛在酒柜旁邊的壁鐘走到了九點,在他們身后,樂隊奏響了第一個疲倦的音符。沒有人跳舞,雪抽打著高聳的窗戶。“名字是亞歷克斯,順帶一提?!?/br>亞歷克斯看上去并沒有握手的意向,安東也沒有動,“本杰明?!?/br>“現在你想試試威士忌了嗎,本杰明?”他想。樂隊換了一首曲子,慢悠悠的小提琴。他們聊天,接下來兩晚都是這樣,亞歷克斯談論去世一年的妻子,安東談論自己不存在的女兒。身份畢竟只是些手套,戴這一雙來取出烤盤,戴另一雙來擦墻上的血跡。建筑師在鐵路恢復運營當晚抵達伯爾尼,住進了酒店僅剩的一間頂樓套房。按照計劃,他應該在九點一刻到酒吧來,假裝驚喜地撞見久未見面的朋友本杰明·里克特,藍圖的縮微膠卷藏在他的鋼筆里,本杰明會帶走這支鋼筆。八點四十五分,安東點了一杯威士忌,亞歷克斯向他借了打火機,宣布要到花園里抽煙。亞歷克斯再也沒有回來。九點過十分,安東搭電梯到頂樓,徑直走向轉角處的客房,門關著,但并沒有鎖,一擰把手就開了。他先看見了翻倒的寫字臺,然后是昏迷不醒的線人,鋼筆和手表都不知所蹤,皮鞋鞋底也被割開了。前臺并不清楚亞歷克斯到哪里去了,他在登記表上填的地址如此潦草,完全無法辨認。門童一口咬定亞歷克斯沒有離開酒店,至少不是從大門走的,不過早些時候確實有一輛運送食材的卡車開走了,這并不尋常,畢竟卡車一般是清早來的。留著胡子的使館雇員清了清喉嚨。走廊對面的辦公室里,一部電話響了起來。“不需要找那輛車,”安東告訴他,“他會選擇步行,也想盡快出境,他只有一個選擇?!?/br>對方茫然地看著他。“港口,”安東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讓孩子們去港口?!?/br>☆、Epi.066.亞歷克斯,不管他的姓氏是什么,并不存在于檔案和監控名單上,雖然這并不能說明什么。彼得似乎覺得這十分有趣,而安東認為這是對他個人的侮辱。他空手返回波恩,在那張疏于使用的小辦公桌后面咀嚼他的失敗——這張桌子被塞在蘇聯使館簽證辦公室的邊角處,快要擠進文件柜里了,平日用于堆放多余的墨水瓶和茶杯。領館雇員私下里叫他“盧比揚卡的孩子”,而對那些確實在盧比揚卡工作的人而言,他就只是“彼得的孩子”。在措辭模糊的外交人員通訊錄上,安東·索科洛夫是一位“助理”,附帶一個電話分機號碼,并沒有進一步說明他在“協助”些什么。巴特戈德堡使館區從來不缺這樣的助理。他當時住在一間帶家具出租的閣樓里,靠墻一張孤零零的床,看起來像是從軍醫醫院捐贈品倉庫里偷的。傾斜的窗戶放進陽光,因為玻璃上經年累月的污漬已經擦不干凈了,總是給人深冬的印象。在變幻莫測的早春時節,那窗戶放進來的還有雨,在鐵桶里敲出時鐘一般穩定的滴答聲。唯一一部電話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