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詳細闡釋則更是給他吃了一顆定心丸，解放區乃至后來新中國的私企也因此得以長期保留下來，并為中國的經濟建設與工業化進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相比私營經濟，太祖對于不存在剝削的個體經濟反而更加在意，原來是他認為個體經濟和小農經濟（其實自耕農就是個體經濟）一樣是中國人不團結的根源所在，因此一直主張將個體手工業和商業全面合作化，以便將其轉化為集體所有制經濟。以培養國民的集體意識。但經過胡衛東的力諫，赤色黨最終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搞一刀切，至少某些確實適合以家庭或者個人為單位經營的行業也沒有強求合作化。這一方面減少了不必要的浪費（對于小城鎮的餐飲、旅舍、理發等必需服務性行業，即使是連鎖形式，大企業的平均運營成本也肯定比一家一戶的小飯店大得多。），另一方面則保存了更多的文化遺產。盡管胡衛東個人對于很大一部分所謂的“文物”其實并不待見。

至于集體企業、尤其是鄉鎮企業，歷史上就是太祖率先倡導的（當時叫做“社隊企業”），一是為了戰備、二是為了盡量消除城鄉差別。因此很自然地受到了高度重視，胡衛東這下也省得多說了。而在更加敏感的外資問題上，兩人的立場更是驚人地一致，盡管出發點有著很大的不同。

太祖其實并不反對引進外資，但前提是必須是有益的、可控的，并且不能損害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這是基于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和西方列強不斷加強的經濟侵略；而胡衛東相同的看法。則是因為歷史上“以市場換技術”策略的失敗雖然客觀上當時幾乎毫無限制的外資引進解決了中國當時嚴重的失業問題，并借外資的力量培養了大批適應現代企業制度的產業工人，為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工業國打下了基礎；但在這個時空，由于海外支部的杰出貢獻，赤色黨通過與美國之間的貿易以及和德國之間展開的秘密合作。引進了總價值超過50億美元的無數技術、設備乃至人才，如果按可比價格計算的話，這甚至超過了改革開放前二十年引進外資的總和，而且還幾乎全都是可以大幅度提升中國綜合國力的有效引進，其對中國工業和科技發展的幫助怎么高估也不為過。同時，在巨額資金的推動下，各大解放區蓬勃發展的工業只會令赤色黨擔心合格勞動力的不足，失業問題至少現在來看還很遙遠。

更加重要的是，通過中德之間的全面技術合作（也不能忘了之前的引進工作），中國的絕大部分工業部門都有望在五年之內達到戰前、乃至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雖然由于基礎薄弱嚴重影響了中國技術升級的能力，當中德合作結束、那一百多萬外國專家和工人也大都離開中國之后，在一段時間內中國與先進國家之間的科技差距將會不可避免地再度拉大，但據胡衛東估計，再不濟也就會被拉大到十五年（事實上，由于來華外國人戰后是在十年之中分批離開中國，并且還有兩三成留了下來，加之中國在二戰期間也賺到了不小的紅利，因此這個差距最大時也就十年左右。），之后差距就將毫無疑問地再次縮小，而即使是十五年的科技差距，也遠比歷史上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外差距要小得多，而且因為工業化開始更早，這個時空中國的整體工業實力就更非當時可比了。

正是有了這樣的底氣，胡衛東才敢于提高外資進入的門檻，想來投資可以，但必須對中國有實實在在的幫助，可以是中國尚未掌握的科學技術，也可以是先進的管理或者經營方法，類似后世那些低技術含量的外資企業想要進來，那是門都沒有。而如果確有中國急需的技術或者其他資源，解放區乃至后來的新中國政則會給予超規格的優惠條件，這一條同樣適用于國內的企業。值得一提的是，類似福特公司這樣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還是可以享受到不少優惠條件的，但這些頂級的工業巨頭來華投資的話，技術含量本來就不會低到哪兒去（。）

第四百四十三章公平競爭

除了單一所有制的企業，股份制的企業在國民經濟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且這個比重肯定還會越來越大，對于這些“公”還是“私”相對較難界定的企業，胡衛東確定了只看控股股東的基本原則，但后來大家很快就發現股份制企業有別于單一所有制企業最大的不同只是信息公開，另外募資也相對容易，其他并無大的區別（股份制企業更適應現代企業制度，但往往內耗也多，單一所有制的企業只要經營得好，未必就比股份制企業差，特別是在企業規模還不算大的時候。）。事實上。除了煙酒等幾個國家不允許其他所有制經濟介入的壟斷行業之外，解放區乃至未來新中國的所有營利性企業（注1）全都享有公平競爭的機會，絕大部分營利性國企在政策上并不享有任何特別的優惠。而這就是胡衛東在那次長談中所說的“同等條件”

但這對公有制企業來說，卻并不是什么壞事，舉例來說，歷史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離退休工資都是公有制企業特有的福利，并且這錢都是由企業負擔，而外資乃至民營企業卻沒有這個負擔。加之改開初期直到九十年代全國有大批了老工人進入退休年齡，這就導致公有制、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建立的公有制企業不得不背著一個大包袱跟外資和新建的國內企業競爭，先天上就吃了大虧，此外改開之前國家出于戰備等方面的考慮，很多國企都有自己的學校、醫院等附屬機構，而福利分房之類的就更不用說了，這些都進一步增大了國企的負擔。加之改開初期國家為了大力引進外資。在稅收方面給了外資企業極大的優惠，而國內的企業卻沒有這樣的待遇，這么多因素加起來，東北老工業區這樣的國企集中地不衰敗才是怪事工人為國家奉獻了青春，國家卻沒有給予應有的回報。反而讓他們在家庭負擔最大的年齡黯然下崗失業，結果工人群眾受盡了生活的磨難，而黨和政的威望也由此受到重創，這實在是雙輸的結果，但在當時痼疾叢生的體制下，卻并不容易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不過胡衛東既然穿越了，就不會讓這樣的悲劇重演，而且與后世問題重重的時候再改革不同，對于現在工業化才起步的中國，只要一開始就在制度上規避這種風險，防范起來其實不難。

根據胡衛東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規，解放區內的任何營利性企業，不論所有制如何，稅率標準都將完全一致（不過也并非絕對相同，國內相對薄弱的某些行業與科技創新型企業還是可以享受到一定優惠的，另外企業的規模也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