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民國時期雖然大學教師工資很高，但科研條件卻是普遍很差的，理工科的教授想搞研究的話，往往必須自掏腰包購買必需的實驗器材（中央研究院條件要好一些，但卻不是那么容易進的，而且遠沒有大學自由。），而由于民國時期實驗儀器基本不能自產，國內要么根本買不到，即便有賣的也往往是天價，有時哪怕一臺舊顯微鏡，價格都相當于一個大學教授兩年的年薪……

在這種情況下，山東大學工資不能按時足額發放，對于嚴重依賴實驗器材的王淦昌與童第周來說，無疑是天大的噩耗，因此在胡衛東許諾給予他們每年十萬元科研經費和基礎的科研條件后，兩人立刻毫不猶豫地動身前往洛陽，還同時帶來了不少同事和弟子，令胡衛東欣喜萬分。

至于名醫施今墨，由于人在北平的關系，胡衛東干脆開門見山地直接邀其面談。民國時期是中醫數千年歷史中最為艱難的一段歲月，包括魯迅這樣的民族脊梁都對其持全盤否定的態度，雖然其間因為施今墨治好了汪精衛岳母所患痢疾（西醫束手無策）的緣故，中醫免于遭到南京國民政取消的厄運，但在強勢的西醫面前，也僅能苦苦支撐而已。因此胡衛東所言在蘇區給予中西醫同等地位的允諾，對深愛中醫事業的施今墨來說，實在是難以拒絕，尤其是如今的紅軍雖然實力還不能與**相比，卻已經讓人初步看到奪取天下的希望，一旦革命勝利，中醫必然將在全國范圍內恢復其應有的地位，這就更令施今墨憧憬不已。加之偉人“中西醫結合”的思想與施今墨不謀而合，因此他毫不猶豫地同意前往蘇區開設中醫院，與其同行的還有不少平津一帶的名中醫，和他們不下百人的年輕弟子。由此中原蘇區的醫療衛生事業飛速發展，加上青霉素產量的不斷增加，積勞成疾的毛澤民與張浩后來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療，甚至不少兄弟部隊的同志也都聞風而至，歷史上同樣因為積勞成疾而早早退出一線部隊的徐海東等人也因此得以在抗戰期間繼續發揮才能……

不過，大量教師與優秀學生的離開，對于平津地區的高校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損失，各校領導難免有所怨言，而且在一些傳統的學者眼里，知識分子最好遠離政治，安心教學研究。例如華羅庚的恩師熊慶來就極力勸阻其前往蘇區，因為按照原定計劃，華羅庚今年七月就要出國訪問學習了，熊慶來認為以華羅庚的資質，到國外學習幾年后很有希望成長為世界一流的大數學家，放棄這個好機會，而去紅軍根據地“荒廢學業”，在熊慶來眼中無疑是十分不智的。

雖然師恩深重，但華羅庚還是堅持道，“如果國家亡了，再多的成果又有何用？紅軍是抗日的，幫他們就是救中國。而且學生一直認為，數學是要為生產生活服務的，而不是只能作為賣弄的談資，此去洛陽正好是一個機會，讓學生將自己的所學所思應用于實踐之中。而且數學與旁的學問不同，在哪里都能研究，何況如果那位胡將軍是實話實說的話，洛陽的條件也未必很差……”

熊慶來知道這位得意弟子素來極有主見，便嘆了口氣，不再多說什么了。

在奔赴蘇區的年輕人中，像華羅庚這樣深思熟慮的并不多見，其中一大部分都只是一時的熱血而已，隨大流跟風的也不在少數。雖然豫西蘇區的條件比陜甘寧邊區好得多，但有一點還是令他們難以忍受，那就是缺乏自由，話不能隨便說、人不能隨便見、地方不能隨便去，這令那些年輕人怨聲載道。但胡衛東這么規定自有他的道理，一來中國人歷來缺乏保密意識，歷史上無意中泄露出去的機密數不勝數，只有以嚴格到近乎苛刻的保密條例才能盡量避免泄密，并逐漸將這個缺點糾正過來；二來抗戰時期環境十分惡劣，各方關系又十分復雜，加之赤色黨內“左”的思想仍有較大影響，在人們普遍神經緊張、甚至有些過敏的狀態下，這些年輕人若是舉動失當，很容易引起誤會而害人害己，例如清華研究生熊大縝歷史上就因此枉死，并連累了一大批同學、同事和他的老師葉企孫……

但胡衛東既然知道這段歷史，自是不會坐視悲劇重演，他除了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規章制度之外，對于熊大縝等歷史上的悲劇人物也都給予了重點關照，即使受到審查，胡衛東也保證他們可以繼續原先的研究課題，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損失。加之胡衛東并沒像歷史上的組織那樣完全按照需要安排知識青年們的工作，而是兼顧了個人的專長與興趣，使得科研效率大大提高。例如歷史上因為根據地需要而轉行研究化工和彈藥的熊大縝就得以繼續研究他自大學期間就開始的紅外成像課題，最終在胡衛東的關懷下成長為世界級的紅外光學專家……

第一百零八章再次出擊

紅八軍團的輝煌勝利，不但鼓舞了中國人民，也震動了日本上下，即使僅僅為了挽回顏面，日本軍方都不可能就這么算了。但在如何對付紅軍這一點上，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高層卻出現了嚴重的分歧，以陸軍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石原莞爾為代表的“緩進派”認為，從紅軍表現出的戰斗力來看，中**隊遠比日本原先估計的更強，加之目前日本并未完成全面戰爭的準備，尤其是滿洲仍有抗聯等大量反日武裝活動，如果現在就倉促發動全面戰爭的話，極有可能陷入持久戰的泥潭，本土資源匱乏而又尚未完全控制滿洲的日本是根本撐不下去的。對于紅軍，石原莞爾提出了借刀殺人的辦法，即支持中國的南京政剿滅紅軍，成功的話自然最好，即便失敗，也能消耗中國的元氣，為日本做好戰爭準備贏得時間。

而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等“急進派”則認為這樣做是示弱的表現，如果中國人因此對日本失去畏懼之心，以后再想征服中國就更難了。而且在他們看來，即便戰爭規模失去控制也沒什么大不了的，雖然現在日本的確是沒有做好長期作戰的準備，但事實上還是四分五裂的中國更加沒有準備，他們甚至狂妄地叫囂“只需要三到六個月，就可以逼迫支那人投降?！薄?/br>
眼見軍部更加傾向于對頭東條英機的主張，石原莞爾不禁異常憤懣，對摯友板垣征四郎抱怨道，“他東條英機一個‘上等兵’（注1）懂得什么？”

“想開一點吧，石原君，相信軍部和天皇陛下是會做出正確選擇的?！?，板垣征四郎安慰道。

“但愿吧?！?，石原莞爾雖然心情不好，但還是接受了板垣征四郎的勸慰，并且很快就反過來安慰板垣。

原來，板垣征四郎這兩天心情同樣不好，他接任第五師團師團長后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