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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我又見到漢娜是在法庭上。那不是第一次對集中營罪犯的開庭審判,也不是規模很大的一次。有位教授就這次審判開了一門課,他希望借助學生們的幫助對整個審判過程進行追蹤并對此加以分析。他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對納粹歷史及有關的審判程序進行研究的人士之一。我已記不得了他要考查、證明或者駁斥什么。我記得在課堂上我們就禁止追加懲罰進行過討論。根據他們犯罪時就業已存在的刑法的有關條款來審判那些集中營看守和劊子手就足夠了嗎?或者視其犯罪之時人們如何理解運用這些刑法條款,并要看這些條款是否也涉及到他們?什么是法?是法律條文的規定還是在社會上真正被實施和遵守的東西?或者,法就是在正常情況下必須加以實施和遵守的東西,不管它們是否已被寫進法律條文?那位教授是一位流亡國外后歸來的老先生,但在德國法學界仍是一位局外人。他以他的淵博學識,但同時又保持一定距離地參加了關于一些問題的討論,不過,那些問題都是些不能靠學問解決的問題。"仔細觀察一下那些被告人,您將找不出任何一個真的認為他當時可以殺人的人。"我們上的那門課在冬季學期開始,法庭的審判在年初,審判持續了很長時間。從星期一到星期四法庭開庭審判。教授每天都指派了一組學生做文字記錄。星期五大家坐下來討論,把一周來的審判情況清理出來。清理!清理過去!我們參加這門課的學生把自己看做是清理的先鋒。在過去的可怕歷史上已經積滿了一層塵埃,我們用力地把窗戶打開,讓最終能卷起這種塵埃的風進來。但是我們還要為人們的呼吸、人們的視覺而負責。同樣,我們也不完全依賴我們的法律知識。必須要進行審判,這對我們來說是確定無疑的。到目前為止,對這個或那個集中營的看守或劊子手的審判流于膚淺,這我們來說同樣是確定無疑的。那些利用看守和劊子手的人,那些沒有阻止他們的人,或者至少在一九四五年該揭發檢舉他們而沒有這樣做的人現在被送上了法庭。我們在清理工作中對他們進行審判,譴責他們的可恥行為。我們這些人的父母在第三帝國時期扮演的角色也完全不同。有些人的父親參加了戰爭,其中有兩位或三位是德國國防軍的軍官,有一位是納粹黨衛軍兵器部的軍官,有幾位在司法、行政機構發跡升遷。我們的父母中也有教師和醫生,其中一位同學的叔叔是和帝國內政部長共事的高級官員。我敢肯定,只要我們問起他們而他們又給我們答復的話,他們所要告訴我們的會是五花八門。我的父親不想講他自己,但是我知道,他哲學講師的位子是因為預告要開一門關于斯賓諾莎的深而丟掉的。做為一家出版旅游圖和導游手冊的出版社的編輯,他帶領我們全家度過了那場戰爭。我怎么能譴責他是可恥的呢?但是我還是這樣做了。我們都譴責我們的父母是可恥的,如果可能的話,我們還起訴他們,因為一九四五年之后他們容忍了他們周圍的罪犯。參加我們這門課的學生形成了一個擁有自己的明顯特征的小組。起初其他學生稱我們為集中營問題研究班,不久之后我們自己也如此稱呼起來。對我們的所作所為,一些人不感興趣,更多的人感到驚訝,另一些人感到反感?,F在我想,我們在了解這段可怕的歷史并在試圖讓其他人也了解這段可怕歷史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熱情,的確令人反感。我們讀到、聽到的事實真相越可怕,控訴和清理的任務也就越明確。即使是令我們窒息的事實真相,我們也要勝利地高舉著它們。瞧這!我報名參加這個研討班完全是出于好奇,因為這樣就可以換點其他內容了,否則一味是買賣法、犯罪和參與犯罪、德國中世紀法典或古代法律哲學。我把已經養成的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習慣也帶到了班上。不過,在那個冬季里,我越來越不能自拔,不是不能從我們所讀、所看到的事實真相中自拔,也不是不能從研究班的學生們所表現出的熱情中自拔。起初,我只想分擔一點同學們的科學、政治或倫理道德方面的熱情,但是,這不過是自欺而已。我越來越想更多地參與,想與他們分擔全部熱情。其他人可能還是覺得我仍!日與他們保持著距離,認為我高傲自大??晌以谀莻€冬季的幾個月里自我感覺不錯,覺得已屬于那個研究班了,覺得我了解了自己、自己所做的事和與我共事的同學。第03節法庭的審理在另外的一個城市里進行,開車去那里需要近一個小時的時間。此前,我與那個城市從未發生什么關系。另外一位同學開車,他是在那里長大的,對那里的情況非常熟悉。那是一個星期四。法庭的審理在星期一就開始了,前三天的審理時間都用于辯護律師為辯護人提申請。我們第四組將要經歷的是法庭對被告人的直接審理、這將是法庭審理的真正開始。我們輕松愉快,情緒高漲地沿著山路在盛開的果樹下面行駛。我們的所學總算有用武之地了,我們感覺自己不僅僅是觀眾、聽眾和記錄員,觀審、聽審和做記錄是我們對清理工作所做的一份貢獻。這座法庭是一座世紀之交的建筑,但又沒有當時法庭建筑所常有的富麗堂皇和睦俄昏暗。刑事陪審法庭開庭的大廳里,左邊是一排大窗戶,乳白色的玻璃擋住了人們從里向外張望的視線,但卻擋不住從外面照射進來的光線。檢察官們坐在窗前,在明媚的春天和夏日里人們只能辨認出他們的輪廓。法庭上坐著三位身著黑色長袍的法官和六位陪審員。他們坐在大廳的正面,在他們右側的長椅上坐著被告人和辯護律師。由于人數眾多,桌椅一直擺到大廳中間,擺到了觀眾席前。有幾位被告和辯護律師背對著我們坐著,其中就有漢娜。當她被傳喚,站起來走向前面時,我才認出她來。當然,我立即就聽出了她的名字:漢娜·史密芝。隨后我也辨認出了她的形體,她的頭,她的脖頸,她的寬闊的后背和她那強健有力的手臂,令我感到陌生的是那盤起來的頭發。她站在那兒,挺著胸,兩腿紋絲不動,手臂松弛下垂,穿著一件藍色的短袖上衣。我認出了她,但是,我什么感覺都沒有,我什么感覺都沒有。當法官問到她是否愿意站著時,她說是;當問她是否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赫爾曼市附近的一個地方出生,現年四十三歲時,她說是;當問她是否在柏林的西門子公司工作過并于一九四三年秋去了黨衛隊時,她說是。"您是自愿去黨衛隊的嗎?""是的。""為什么?"漢娜沒有回答。"盡管西門子給您提供了一個做領班的職位,您還是去了黨衛隊,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