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他負能量。

之后，謝蘭生又向對方請教了些問題。

其實蘭生也想自己建立一個獨立影展，可以打青年影展的旗號。目前，只有西寧那個影展如火如荼越辦越好，但謝蘭生想辦一個電影定位跟它不同的。因為2014年北京影展被停辦，抗議的人還被關押，這次，他在幾個偏遠省份走了一走、問了一問，其中幾個很支持他，但全部都明確表示參展影片必須過審，還說省里可以配合，在電影節舉辦之前把電影片迅速審審，讓電影節如期進行，謝蘭生挺無奈的。

他還是覺得審查尺度太緊了。

…………

告別北京國際電影節的負責人，謝蘭生跟電影局的副局“川局”又見了見。

對著川局，他再一次表達出了他對審查的建議：希望審查委員會能削減管理者的人數，增加從業者的人數，這里從業者既包括導演、制片、影評人、策展人、記者，也包括文化社會學的學者、兒童教育專家，甚至可以參考歐美，還包括平凡人，尤其是帶子女的平凡人。也就是說，削減行政管理的成分，增加行業自治的成分，同時促進審查人員的年輕化、“無罪化”，別總是秋后算賬，“誰給過了就等于誰犯錯了，就等于誰覺悟不夠高了”。在這樣的機制之下，從業者從專業角度闡釋電影說服其他人，爭取更多行業自治，而不是行政管理。

他還是覺得現今標準太嚴太嚴了。打個比方，商業片中“負面現象”必須已經被解決了、已經不存在了，“當下問題”不被正視。第二位拿“歐洲三大”的大導曾呼吁分級，電影局則回復他說“電影全部代表中國”，可問題是，中國就是這樣復雜呀，因為復雜，才立體，才勾人。

經常有人說導演們“攝制爛片還怨審查”“怎么xx能拍好片子，你不能？”蘭生覺得十分無語。在正常的狀況之下，總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長這個題材，也有一些人想拍或者擅長那個題材，百花爭鳴?！癆擅長拍某個題材，那BCDE都應該擅長拍同個題材，他們要是拍不出來他們就是破爛導演”的邏輯完全是狗屁。

…………

到下午，謝蘭生跟電影學院一個領導又聊了聊，同時還有加州大學的一個終身教授，研究娛樂法的。

謝蘭生想說，如果審查必須存在，那它未來發展方向該是“人治”變少，“法治”變多，可是，中國娛樂法、電影法這個領域一片空白。人才、教材完全沒有，相關規定一片混亂，娛樂產業市場規模、法制建設并不匹配。美國娛樂法、電影法的研究則十分活躍，加州大學法學專業一直包含相關課程，也提供碩博學位，于是，謝蘭生跟電影學院的大領導提了一嘴，政法大學、電影學院是不是能開設課程，培養人才，從法制的那條路來推動審查的前進，比如，完善電影公司行政訴訟的流程。

中國2004年就開始草擬，也是“文化產業第一法”，“文化法治第一步”，可據說，其中進展并不順利，許多問題懸而不決，到現在也沒出來[注]。

他們幾人想談甚歡?？吹某鰜?，電影學院那個領導對增設“法學”也覺新鮮。目前，電影產業的投融資、版權保護等也要律師。

再出來，謝蘭生跟那個教授自然而然地繼續聊。

“分級目前并不現實，準備工作是很多的?！蹦莻€教授說，“首先，如果電影施行分級，各電影院如何保證少年兒童無法進去？能全做到嗎？的執行力度一直很軟。這個部分不做推進電影分級無法實施?！薄暗诙?，目前中國電影盜版依然橫行，十分猖獗，這個問題不解決掉電影分級還是不現實。第三……”

“嗯，對，還有市場以及觀眾?！敝x蘭生說，“遙遠將來審查、分級比較可能雙管齊下。審查把握一些因素，分級負責另一些因素，比如暴力，一個官方控制，一個民間控制，這樣不少內容就能上了。不過，中國電影沒好萊塢幾十年的成熟機制，好萊塢的大制片廠出品10部保證不虧，可咱們……現在，如果審查的基礎上再加分級等等東西，每部電影市場更小，電影公司盈利更難。準備工作也包括這些?！?/br>
“是……”

蘭生其實并不認為電影可以真正自由。相反，他早清醒而又悲觀地認識到一件事情：它始終在政治當中，無法掙脫，艱難求生。

美英法等沒有審查，可是人們可以發現，雖然它們沒有外部審查，卻有內部審查，或者說市場審查、自我審查。

以美國為例。1900年左右鎳幣影院天天播放yh電影，針對下層美國觀眾，于是1908年圣誕期間紐約市長關停影院，隨后，被一半的州強制禁映，整個邦統一標準在這時候提上日程。同時，yh電影橫行市場，美國的反電影勢力十分廣泛十分強大，而制片廠迫切需要一個和解，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長袖善舞的威爾·海斯成立了“海斯辦公室”，他幫片商與政府等進行周旋爭取上映，并出臺了個，規定了不能拍的，用以討好各州政府以及那些反電影派。好萊塢八大制片廠聯合支持，而因為八大制片廠壟斷影院，中小片商不得不從，也就是說，“行業自律”是強制的。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壟斷，“八大”剝離旗下影院，對的反抗為成為了一個可能。而后，1953年勝訴，1960年，電視沖擊電影行業，好萊塢的工業體系為了生存迸發能量，把“新價值”帶進電影，不再遵守海斯法典，到1968年，正式實施?？呻S后，大制片廠一直包攬好萊塢的電影大片，自由主義與美國夢等“新價值”約定俗成，行業、市場無比默契，“反叛電影”觀眾極少。所以，這能叫作完全自由嗎？謝蘭生也不大清楚。

總之，目前來看，比較現實的做法，一個是在審查委員會爭取到更多席位，實現更多行業自治，一個是法律框架內規范化整個流程，實現更多法治管理，第三個是在各方面為審查分級雙管齊下做些準備，最后一個是，等時機到了，就全面推動審查轉為分級，雖然似乎十分縹緲。

在分手前，謝蘭生跟對方教授又說到了資本問題。

他們兩人全都認為成熟機制是必要的。好萊塢的“電影預算=預售金額x3”“投資銀行一把把投，而不是一個個投，吃市場不吃項目，因為最后總是賺20%”“保險負責超支部分”等等模式并不可行，因為那是獨占了80%全球票房的好萊塢。不過，中國市場目前這些“對賭協議”“保底發行”讓電影公司確確實實心急火燎狗急跳墻……

再告別是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