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林義哲問道。

    這個日本人眼中閃過一絲茫然之色，林義哲看出來他可能不懂中國話，便轉頭向通事使了個眼色，通事上前，將林義哲的話翻譯成了日語。

    日本人又哆嗦了一會兒，突然嘰哩咕嚕地說了一大串。

    “回大人，他說他叫井上彥之助，剛才那個叫山田良平，他們都是鹿兒島縣的商人，來臺灣是辦商貨來了?！?/br>
    忽然，丸山全身一震，指著他發出了撕裂著嗓子般恐怖的尖嗥！

    “他們倆不是商人！他們……是……浪人！”

    “八嘎！”井上猛地跳了起來，象剛才被擊倒的山田一樣，向丸山猛撲過去，但同樣也被早有準備的撫標衛隊一槍托砸了回去。

    此時剛才被砸倒的山田已醒轉過來，看到黑洞洞的槍口對著自己和井上，不由得向后縮了縮。

    “二位只怕不是來自鹿兒島縣的商人，而是原來薩摩藩的武士吧！”林義哲冷笑了一聲，說道。

    通事將林義哲的話一字不差的譯成了日語，聽到通事的話，井上和山田的眼中不約而同的現出兇厲之色。

    還有恐懼。

    盡管在恐懼至極的哆嗦著，丸山努力使自己能發出聲音。雖然那發出的聲音也已哆嗦得不成話了。

    “大人……他們的確……原來就是……薩摩藩的武士！……他們……現在是海盜！”

    “堂堂的武士，怎么會成了海盜？”林義哲冷笑著問道。

    “大人有所不知，自從各藩奉還版籍，尊敬的天皇陛下設立御親兵以來，他們這些下等武士，便失了生計，是以跑出來當海盜，專干殺人越貨之事！”丸山看到井上和山田被中國士兵的步槍對著不敢再動彈。膽子稍壯了些，說起話來也利索了許多。

    林義哲看著那兩個頭上都流著血的日本武士眼中兇惡的目光，知道丸山說的并不是假話。

    明治初年，日本雖然成立了以天皇為最高權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權體制，從舊代延續下來的274個藩仍然保持著獨立的軍隊、財政和領國內的統治權，明治政府對國內的控制力極為薄弱。當時的明治政府本身并無直轄武裝力量，僅僅靠薩摩島津藩、長州毛利藩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薩長聯盟與明治政府的利益點不合，政府將無兵可依。勢必垮臺。當時明治政府在財政上僅能征收和調配全國資源的30%到40%，卻要負擔作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見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時日本仍在歐美列強的干涉和不平等條約壓迫下，明治政府繼承了幕府的對外債務和各項賠款，進一步加重了財政負擔。雖然有了明治維新，但日本的整體政治氣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時代，只不過效忠對象由幕府轉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維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不斷爭權奪利。

    日本政府中以木戶孝允為首的開明派認識到：欲在內消除割據分裂的隱患。對外擺脫列強壓迫的危機，必須構建與幕府時代不同，能“與萬國相對峙”的新日本，對于這個新日本的構架。伊藤博文明確指出：必須建立絕對主義的中央集權體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關鍵在于廢除各藩，清除構成“小權”的基礎。在具體實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還版籍”（即各藩將土地和人民獻給朝廷，不再為自己所私有）。最終廢除各藩的漸進式政策。

    按照這個政策，明治政府下達藩治職令，接著推行“奉還版籍”；同時要求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貢獻兵力”，設立“御親兵”；后又實施“廢藩置縣”。在這一系列處理過程中，日本社會的矛盾不斷積累，。

    早在倒幕運動時期，維新派以“尊王攘夷”為綱領，斥責幕府的開國行為是違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維新政策中，卻明文規定：“求知識于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來，開國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討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責任。他們采取暗殺來清除政府內的“開國派”。與此同時，開國與對外貿易，不平等交換造成了貴金屬短缺，而貴金屬短缺又引起物價上漲，使得民眾生活水平下降。這使得從武士、農民到市民，整個日本社會都蔓延著仇視外國人和開國政策的不滿情緒。

    如果說開國只是在精神層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祿處分則從物質方面使士族的生存發生了嚴重危機。在“廢藩置縣”后，明治政府即開始“兵權歸一、軍務歸一”的改革，組建鎮臺，重新編制政府常備軍，解散各藩藩兵。大量的藩兵在此過程中被迫退伍回家，從軍士族大大減少，士族的出路越來越窄。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年12月），政府下達的《征兵詔書》和《征兵諭告》剝奪了士族引以為榮的當兵特權，更引起了士族的不滿。

    世代繼承的“家祿”是士族的根本特權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雖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計問題不得不謹慎處理。在舊幕府時代，“家祿”與“奉公”聯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對領主的封建義務，承擔一定的工作，而家祿則是領主對此給予的權利，兩者互相依存。家祿世代繼承，工作職務也世代繼承。但在廢藩置縣后，舊的藩政不復存在，士族們自然喪失了奉公的對象，而此時就形成了單方面領取家祿卻不承擔義務的局面。另外，雖然士族的俸祿已被削減，但仍占日本政府年度支出的20%至30%，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塊，使政府運轉明顯不靈。政府內部對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萬日元的家祿意見極大，從“四民平等”和改善財政的角度要求處分家祿。明治九年八月，明治政府斷然實行“金祿公債”制度，徹底廢除士族家祿。雖然士族們得到了一筆抵償金，但大多數人特別是下層士族，都因不善經營而破產，最終淪為勞動力市場上待價而沽的赤貧者。士族們喪失了一切物質上的特權，他們急需維持生計的出路，而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不甘與平民為伍出賣勞動力，那么剩下的途徑只有將危機向海外轉移。明治政府在加強軍備，進行軍事擴張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將士族們的憤懣和不滿引向海外！

    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有日本的“并吞琉球”、“開拓蝦夷”、“征韓”和“征臺”等一系列的對外擴張理念！

    看著眼前的這兩個面目猙獰的日本原薩摩藩的武士，林義哲突然想起了目前在日本還未發生的“西南戰爭”！

    這場發生在1877年日本鹿兒島的叛亂，很大程度上，便是日本武士因為海外擴張這最后一條路給堵死后再無出路，而走上反叛的道路！

    當時為了解決士族危機，日本“維新三杰”之一的西鄉隆盛提出了“征韓論”。其實“征韓論”在日本由來已久，早在江戶時期，部分日本學者就開始歪曲歷史，聲稱朝鮮歷來是臣服于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奪。到了幕府末期，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獲得與列強對峙的資本，而朝鮮自然而然成為首當其沖的目標。而在日本政府內部，形成了以西鄉隆盛為首的“征韓派”和以大久保利通（也是明治維新“三杰”之一）為首的“內治派”，其實對于征韓問題，兩派并無二致，都認為必須對朝鮮發動戰爭。而不同點在于：西鄉派要求立刻遣使，以獲得開戰的借口；而大久保利通認為遣使就是立即開戰，而日本實力尚且虛弱，維新成果還未鞏固，當下不是開戰的時機。西鄉派主要著眼于當前的士族問題，要利用對外戰爭轉移國內矛盾；而大久保派則從長遠考慮，謀求漸進式擴張，避免第三國干涉。

    明治六年（1873年10月23日），天皇以敕書形式宣布采納代理太政大臣巖倉具視的意見，推翻了西鄉征韓一事。同日，以西鄉為首的“征韓五參議”下野。明治政府逐步廢除士族特權，本就引發了士族的不滿，而對外戰爭暫時被否決，向海外轉嫁危機的途徑也被堵死，士族宣泄不滿的途徑就剩下反對明治政府一條路了。而西鄉和近衛軍官們的下野，使不滿的士族們有了精神領袖和實戰指揮官，讓不平士族們的基層和高層得以結合，這便是“西南戰爭”的由來！

    對于這場發生在四年之后的戰爭，能不能利用一下呢？

    林義哲的心里突然有了一個大膽的主意，他看著井上和山田二人，和顏悅色的說道：“你二人可知罪么？”(未完待續請搜索，小說更好更新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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