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方面自從1934年奧匈皇帝訪華后，即開始了大規模的重整軍備和兵工廠搬遷工作，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兵工廠內遷至重慶，德縣兵工廠遷至包頭，福州馬尾造船廠和海軍兵工廠遷往廣東的欽州灣。同時，國內的陸軍包括地方的省軍開始重新整編，由蔣方震主持的軍訓部主持軍隊的整編和兵備人員的訓練。

    限于財政，北洋政府的軍隊規模要比另一個時空中南京政府時期要小得多，由于沒有內戰，各省的軍閥勢力被壓制，中央陸軍一直保持在不到50個師的規模。為了加強中央的管理，國內被劃分為華北、東北、西北、華中、華東、華南和西南七大戰區，國內的勢力開始了新一輪的調整和分配。

    在民國政壇不倒翁似的閻百川終于修成正果，成為華北戰區總司令，西北戰區總司令由段系的吳光新擔任，華南戰區由桂系的馬曉軍任總司令，黎系的蔣雁行任東北戰區總司令。西南戰區經過一番爭奪，段系最終占得上風，由段系大將靳云鵬出任戰區總司令。華東戰區最終被直系獲得，由陳光遠出任總司令。華中戰區黎系與直系爭奪激烈，最終直系的吳佩孚憑借著北洋的身份成為戰區總司令。

    與另一個時空抗戰時的兵力部署正好相反，由于首都在北京，華北和東北方面重兵云集，但華東及華南的兵力卻相對薄弱。

    自從1934年開始，國內的五大兵工廠——林縣、太原、包頭、漢陽和四川兵工廠就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和履行，其中漢陽兵工廠每月能夠生產10000支步槍和300門火炮，林縣兵工廠主要生產步槍和機槍，每月的產量為步槍12000支和輕重機槍600多挺，相對而言其它的兵工廠的產量要少一半。江南兵工廠遷往了重慶，目前剛剛恢復生產，但江蘇省長兼鎮守使齊燮元卻認為這是北京故意在削弱他的力量，一直在阻撓金陵兵工廠的搬遷。

    蘇俄的入侵還是讓北洋政府有些所料不及，大批的軍隊開始在張家口集結，一隊隊整裝待發的部隊在張垣火車站的站臺上待命，準備北上增援。

    在中國向北方的蒙古和新疆緊急增兵的同時，日本卻在醞釀著一次大的侵華計劃。

    在日本關東軍的策劃下，偽滿洲國軍在奉天的新民、吉林的雙遼和黑龍江的安達三地挑起事端，不過在東北邊防軍的打擊下，偽滿軍的進攻遭受了失敗，只得又退回到了奉天、四平和哈爾濱。

    在日本，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讀賣新聞，三大新聞報社為首，卻在顛倒黑白，大肆宣傳中方出動軍隊向滿洲發動進攻，被日本關東軍和滿洲軍聯合擊退。日本新聞媒體的推波助瀾，讓本來就充滿著侵略思想的日本人更加情緒高漲，這些年大日本皇軍戰功赫赫，在遠東和滿洲為帝國開疆拓土的關東軍已經成為了日本民眾心目中的英雄。各地社會團體紛紛展開活動和請愿集會，要求懲誡中國，軍隊開展“積極行動”，以保護在遠東和滿洲的日本僑民生命財產安全。

    在陸軍部的策動下，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實際上已經與蘇俄外長莫洛托夫達成了瓜分滿洲和蒙古的協議。但現在政府與陸軍部之間卻存在著嚴重的分岐，近衛內閣并不希望過早地卷入到“支那戰爭”之中，但以杉山元大將為首的陸軍強硬派卻主張立刻出兵。

    新任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是日本著名的五攝政家族之首的近衛家族成員，在貴族圈中很受人尊重。近衛內閣的成員包括陸相杉山元大將、海相米內光政海軍大將，外相廣田弘毅，藏相賀屋都是日本軍政界德高望重的元老或權威人物，特別是陸相杉山元和海相米內光政，他們是現役的陸軍大將和海軍大將，在軍隊中擁有著很高的威望。

    “吞并滿蒙”是日本自明治以來一直堅持的即定國策，從來就沒有動搖和改變過。歷任政府無非分為“漸進派”和“急進派”，在執行過程中略微有所區別而已。日本曾大力支持過廣州的軍政府，企圖挑動起中國的內戰，但由于數十萬“勞工軍團”的回國，北洋政府的實力大大增強，最終得以壓制了南方軍閥，“廣州革命政府”最終解散，日本人的如意算盤落空。

    在張作霖企圖使東北三省回歸中央領導之后，在石原莞爾、坂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等關東軍參謀人員的策劃下，日本關東軍和滿洲鐵路守備大隊冒險一搏，反而讓日本得到了大半個滿洲，關東軍頓時成為日本國民心目中的英雄，這更助長了日本陸軍的侵略氣焰。

    與蘇俄合作，入侵滿蒙的作戰計劃是在石原莞爾的一手策劃和cao作中促成的。

    石原莞爾因為在“滿洲事變”中的杰出貢獻，使他在陸軍中擁有了一批堅定的追隨者，其中就包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岡村寧次，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河邊正三，及作戰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大佐等一大群參謀人員。而實際上，由于日本陸軍的特殊體制，作戰的指揮權都掌握在這些中級的參謀人員手中。

    石原在“滿洲事變”后擔任了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并快速晉升為陸軍中將，這更加鼓勵了那些好戰的參謀軍官們。石原在任期間負責制定《國防國策大綱》，詳細制定了侵略整個滿洲和蒙古的作戰計劃。

    在蘇俄開始入侵遠東共和國的第二天，在東京舉行的五相和參謀本部聯席會議上。石原就堅決支持立即發動戰爭，與蘇軍配合，瓜分滿蒙。這個提議得到了參謀本部支那課永津佐比重大佐、作戰課課長武藤章以及陸軍省軍事課田中大佐地堅決支持。但近衛鑒于國內的經濟壓力，認為應該暫緩軍事行動。

    近衛的決定遭到陸軍參謀次長多田駿的激烈反對，多田威脅說，如果政府宣布推遲參戰，那么陸軍大臣就應該辭職。這實際上是在威脅說要解散內閣，因為陸軍大臣一旦辭職。近衛內閣也就不得不宣布總辭職。

    這就是自二二六事件的，日本陸軍變相控制內閣的方法。

    近衛不得不屈服于陸軍的壓力，五相會議很快作出決定向滿洲增兵，同時批準了海軍方面為了爭取“戰功”，提出的進攻上海和華東，以策應陸軍在滿蒙的作戰計劃。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增兵華北，消息傳出，日本各地民眾沸騰了，人們踴躍向軍隊捐款，在日本各地征兵點，適齡的青年排滿了長隊，積極報名前往中國參戰，為皇國“開疆拓土，建功立業”，似乎勝利就在眼前。

    日本的戰爭機器開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