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硯瓦拿到尚濟民改后的稿子，不由得心生敬意。從首頁題目起，至最后一段，每一頁都改得天翻地覆，面目全非。有的在兩側空白處增加大段文字，有的把原有文字成段落刪除。整個文稿的結構也做了大的調整。陶硯瓦在臺式機上一頁一頁對著修改，一邊改一邊感覺確實比原稿站位高，更清晰、更有條理，也更有說服力。

    稿子最大亮點，是從當前社會信仰缺失、誠信缺失、拜金主義、物欲橫流等現象頻生，亟須建設中華民族共同精神家園出發，來論證建設新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新樓的功能定位加入了“國學研究和交流”的概念。

    “國學”這個詞，近年大熱。許多學者言必稱國學。好象解決中國的問題，就看國學了。

    其實細究起來，國學這個詞，雖然見諸先秦典籍，但當初講得和現在的概念不是一回事。首先那時的“國”不是現在的“國”，那時的“學”也不是現在的“學”?！吨芏Y春官樂師》里說：“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這里的國學，是指由國家設立的學校，與近代以來講的國學涵義完全不同。

    一般認為，如今“國學”這個概念，是從日本翻譯過來的。當年日本全面學習西方，就有日本人說要堅守日本文化傳統，即堅守日本“國學”。190年，梁啟超、黃遵憲等人商議，在日本創辦《國學報》，后來逐漸有人主張研究、保存國學，以抵御西風日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還有人在日本創建了國學講習會，章炳麟講課，魯迅是學生之一。

    而現在，我們在1世紀要用國學這個概念時，必須對它進行一番重新詮釋，厘清它的范疇，它的本質，以及要找到怎樣弘揚它的路徑。

    但尚濟民敢于把國學這個概念明確寫進文中，還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氣。

    陶硯瓦看后心悅誠服，他感覺尚濟民確實是個人才。

    不獨陶硯瓦感覺尚濟民是個人才，連總理也感覺尚濟民是個人才。當然總理的感覺陶硯瓦無從知道，是他自己根據總理經常交待尚濟民一些特殊任務分析得知。

    尚濟民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他早年就進中南海，在某常委身邊工作，當時這位常委具有類似“皇儲”一樣的身份，是準備接大位的。能在其身邊工作，誰都知道意味著什么。

    改革開放幾十年，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雖有風雨，但沒怎么影響行程。政治上也有風波，雖大局尚穩，但具體到某個個人，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政治生命戛然而止的，朝為高官暮為囚者，卻并不鮮見。

    尚濟民跟過的高官，就因某次政治風波，陡然從高處跌落，雖未完全丟掉高官身份，但離開了中南海，任了個閑職。

    尚濟民政治上失去大靠山，只好憑自己奮斗，又借各種機緣，仍然在“海里”慢慢顯露頭角。他去過地方，去過政府、去過政協，目前總算貴為部長級。更為重要的是，他與當朝宰相、目前在任總理曾有過仕途交集，總理現在還經常給他交待些特別工作。說特別，是陶硯瓦感覺特別，因為都是前五任領導均未接手過的工作，以后領導也未必能夠接手的工作。比如，總理的幾次重要外事講話稿，就讓尚濟民深度參與討論，據說還執筆寫了部分段落。

    更為重要的是，尚濟民已經六十三歲了，按照規定還有兩年就得退下來。有道是“官不修衙，客不修店”。官不修衙，皆因審批難，審查嚴，風險大，吃力不討好。

    古時候亦復如此。初知杭州的蘇東坡，曾有《乞賜度牒修廨宇狀》，講杭州的政府辦公用房，多是五代吳越割據時留下的建筑，百余年來，“風雨腐壞，日就頹毀”。蘇東坡敢于打報告申請經費修衙，確是官場另類。因為在中國歷代官場上，經常有地方官員因修衙而受處分者。

    尚濟民要“修衙”，可見他有一點蘇東坡的風范。

    陶硯瓦知道茲事體大，不敢怠慢，整整一個上午沒動地方，才把稿子謄清。

    吃過飯，中午也沒休息，他又把稿子看了幾遍，個別地方感覺不順，他就做了調整。一般一把手改過的稿子，沒人敢動。但尚濟民是大筆桿子，他不計較個別文字的改動會丟他的面子。陶硯瓦亦非一般小吏，他就敢動一動自認其不順之處。

    下班前，陶硯瓦才把謄清的稿子交給孫健。尚濟民不在，等明天上午一上班，他會立即過目。

    陶硯瓦從孫健辦公室出來，接到自己愛人楊雅麗電話，說你今晚能不能早點回家吃飯，兒子、兒媳婦也過來。

    陶硯瓦心里一熱，說沒問題。他這才想起，今天是他們結婚0周年紀念，說好了要一家團聚的。趕緊回屋草草收拾一下，拿上每天上下班必帶的一個小手包，便開車回家。（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