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剛才，我見到了一個冷案的被害人的家屬，大白天的好像又見了鬼，你知道我很少在白天見鬼的，而且我最近真的有好好在吃藥，幻聽和幻覺已經很少了。

    陳宛兒道：這個冷案你覺得是因為你而變成冷案的嗎？

    算是吧，我覺得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筱滿說。這時，他真的有些像低血糖發作時那樣頭暈目眩了，他便在沙發上躺下了，抱著胳膊，側著身子，微微蜷縮起小腿躺著。

    陳宛兒道：通常我們說到責任，其實很多時候是我們因為外界大環境的一種集體意識而強加給自己的意志，而這個自己也并非真正的你，你可以想象成這個自己指的是一個標簽的集合體，因為你做過警察，警察就成為了你的一個標簽，一個能定義你的概念了，你就自然而然地認為調查案件，找到真相是你的責任，這也是大眾對警察的一個下意識的定義，但是換一個角度，換一種身份，這件事或許和你一點關系都沒有，你早就不是警察了，而冷案之所以變成冷案是因為方方面面各種因素的影響，你應該比我更清楚這一點吧？

    筱滿說：你的意思是我可以不在乎這些事情？我已經不是警察了，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在乎了？可是不在乎這些完全地放棄這些，我沒辦法，或許別人有辦法，拋下別人對你的定義，拋下社會給你的定義，可是我就是做不到，我查不清楚案件，我覺得自己很沒用，很窩囊，讓我不要查，放下它們，不去想它們，那我還能做什么呢？我對這個社會還有什么價值？活著還有什么價值？豈不是更渾渾噩噩？

    陳宛兒娓娓說來：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一種說法，人呢，其實人的重量是很輕的，無論男女老少，我們隨時都會飛到天上去，這個地球沒有變成飛人的聚集地是因為打從我們一出生，我們就有意識無意識地往自己的腳上綁上一種叫做責任感的東西，小孩子就會有回應父母期許的責任啦，長大了呢，就有回報社會的責任啦，對工作的使命感啊之類的也算在這里面，我們就越活越重，愈來愈腳踏實地。

    筱滿笑了下：我們腳踏實地地在地球上生活不是因為重力嗎？

    陳宛兒也笑了。筱滿又說：曹律真的是人格分裂嗎？是因為小時候見到了真兇但是他當時什么也沒做，他以為母親只是睡著了，那個兇手是母親的客人他什么也沒做，沒有喊，沒有攔住那個真兇，他就是因為這個才他看著陳宛兒：我聽說了，他今天來這里做心理評估，一個老外給他做，對吧？

    你說的傷人的人就說他，他發病襲擊了那個老外，對嗎？我還聽說他在接受審訊的時候自殘了，送到了你們這里看護，案件定性，結束偵查后，加上他之前自殘的傷勢有所好轉，他就被轉移到了青市第二看守所，那里有專門的精神病專區，由那里的專業人員負責看護。

    陳宛兒道：你的消息倒很快。她嘆了聲，暫停了錄音，把它握在手里敲著下巴道：看來你不從我這里知道，不久也會從別的人那里知道。

    她便和筱滿說：他的律師幫他申請了由一位美國方面的人格分裂的專家來負責給他再做一次精神鑒定，那位專家提出需要用到一些腦部掃描的設備，還需要做一些藥物測試，測試曹律服用的藥物是否會使他產生幻覺幻聽之類的副作用，第二看守所無法滿足這些測試的要求，律師就申請由獄警看護帶曹律來紅楓完成這些測試，還聯系了我，說好了今天我一起陪同做測試，做評估。律師的申請通過了，那個美國專家今天一下飛機，他的航班似乎提前了，陳宛兒看了看手表，本來說好下午四點半開始做測試的，我挪了兩個預約，不然現在這個時間我確實有個病人。

    她繼續道：美國專家和他的兩個助理馬不停蹄地從機場趕到了紅楓，隨行的還有曹律的律師和一個記者，我看到他們就說，人實在太多了，對曹律來說一下子面對這么多人壓力會很大，我的建議是我和那個美國專家在他做完身體檢查之后去見他就行了。

    筱滿問了句：記者？

    曹律的律師找了個記者負責為曹律著書立傳，據說薪酬由世界精神衛生協會全額支付。陳宛兒慘笑了下，可能出版之后律師事務所也能抽成版稅收益吧。

    筱滿嘖了嘖舌頭，他看著陳宛兒：那您當時也在場？

    你說曹律扎傷那個美國專家的時候嗎？

    扎傷？

    陳宛兒道：美國專家也覺得人太多，她挽了挽頭發，神情愈顯苦澀，他就讓我和他的另外一個女助理在做心理評估的房間外面等著，我看沒我的事了就回了三樓，他們一直在六樓，我下來沒多久，我樓上的同事就過來喊的我，說出事了，曹律把人給扎了。一個護士親眼看到的，那個老外從房間里被抬出來的時候，脖子上扎著一支鉛筆，一脖子的血，不停痙攣。

    筱滿說：那是兇多吉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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